充实之谓美，积健而为雄

薛天纬先生是知名的李白与唐诗研究专家。薛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原则曰：“我做研究、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就是言之有物，不说无谓的话，不说无个人看法的话。因此，我做的题目无论大小，写的文章无论长短，自己觉得绝无虚文。”薛先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阅读古往今来学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或提出问题；问题包含问题，问题带出问题，小问题汇聚成大问题。数十年来，薛先生遵从傅庚生先生“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遗训，解决了一系列学术问题，取得了学术界认可的成果。

薛先生治学，其研究内容是“言之有物”的“实”，其学术表达是“绝无虚文”的“实”，真体内充，超心炼冶，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充实之谓美，积健而为雄。

沉潜于李白全面研究，集其大成

薛先生以清醒的理性热爱钟爱酷爱李白，长期沉潜于李白研究，既有机地置李白研究于唐诗研究中，又智慧地把握李白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聚力于文献考证与文学探究，以李白作品编年为主线，以《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李白诗解》《李白诗选》三部著作集其大成。

薛先生师从安旗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在安旗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 年版），奠定了李集编年的史学基础。1983 年，安旗先生读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野实之助教授将李诗进行编年的著作《李太白歌诗全解》，对日本同行钦敬之余，发愿要自己完成一部李白作品编年集。1984 年，《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项目启动，安旗先生携薛天纬、阎琦、房日晰三位先生，“夏战三伏，冬战三九”，备极艰辛，以六个春秋克竟其功，由巴蜀书社1990 年首度付梓，2000 年修订再版；2015 年由中华书局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易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出第三版，2020 年修订重版。此书以清通简要的校勘、精警畅达的笺注、条贯融通的年谱、雄健飞扬的序跋，具足四美，大面积解决了李白诗文的编年问题，并以一条红线将李白的人生、思想、创作连缀贯穿起来，系统地为李白诗文的解释提供了比较信实的答案及比较有效的解决方法。从1982 年《李白年谱》出版到2020 年《李白全集编年笺注》重版的近四十年间，薛先生全程参与李集编年笺注，笔者有《四美具二难并——评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载《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二十辑，2017 年）专文研讨，兹不赘述。

正是在这深度沉潜的李集编年过程中，薛先生李白研究的两类问题陆续展开。一类是文献考证型的，以认知的准确性为目标；一类是文学探究型的，以理解的合理性为目标。当然还有两类交织兼美的。文献考证型的问题，既有探讨李白生平行迹方面的，如李白出蜀、两入长安、幽州之行、李白与唐肃宗关系、卒年问题等；也有考证李诗的具体创作背景或者旨归的，如辨正《别匡山》，推原“学剑来山东”，考索《上皇西巡南京歌》诗旨等，这一类问题是李集编年得以实证建构的骨骼与基础。文学探究型的问题，从薛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李白诗歌思想综论》就已经开启，其后比较典型的探究主题有：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李白对“左思之叹”的历史性回答、人性与李白的爱情观、李白批判现实的个人抒情诗、李白诗歌中的传统现实主义内容、李白的游仙诗、“太白遗风”及李白的饮酒诗、道教与李白之精神自由、李白的宇宙人生观、李白情系谢朓等，从各个方面拓展了我们理解李白的厚度、深度、温度与柔韧度，而这样的探索恰恰是李集编年得以脉络贯通的血肉与气韵。将两类问题交织兼美者则以《蜀道难》《静夜思》《梦游天姥吟》《古风》的研究为代表，既能工笔为细，精研章句，考据“微言”，又善写意雕龙，穷究义理，纵论“大义”；代表性成果如《漫说〈静夜思〉》《〈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静夜思〉的讨论该画句号了》与《〈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诗旨辨》《〈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两组系列文章，以及《也谈〈蜀道难〉寓意》《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两篇文章。以《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为例，薛先生认为：此诗从社会与文学两方面标举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学为大雅；其次是在历史上亦堪称盛世的汉武帝时代，其文学为扬、马之赋；与此同时，诗人对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极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学昌盛；他明显是将“圣代”拟为西周，又将诗歌在当代的振兴拟为“大雅”重现，即：圣代复元古，大雅振新声。得出这一结论的关键环节是对“扬马激颓波”句中“激”字的理解，薛先生在袁行霈、林继中等先生推倒众家贬语旧说而正面解读“扬马激颓波”意涵的基础上，引经据典，详尽辨析，认为此处“激”字当作“遏制”解，“扬马激颓波”即扬、马以其宏大的辞赋成就遏制了文学衰颓的趋势。此句含义由是畅达，上下诗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脉自然贯通。

基于以上成果的长期积累，薛先生著《李白诗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11 月出版。本书对20 世纪及21 世纪前10 年学界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诗歌的实证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实证性研究的诗旨阐释的成果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检视，广泛汲取各家原创型成果，并融汇自己的研究所得，对所涉及的李白诗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读，具有集大成、实证性、画句号、善创新的明显特征，洵为李白研究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全书选入李白诗歌298 题484 首，约为李白诗歌总数的一半。入选解读的诗歌，至少涉及了李白研究的数百个各类大大小小的实证性问题，其中，李白研究学术史上最主要的问题有27 个。薛先生进行的实证性研究，具体有三大类：诗篇所涉及史实与诗人事迹的考订、诗中语词的训释、诗篇题旨的探究。正是薛天纬先生对李白、对李白诗歌、对李白研究动态的熟稔与精深，不少李白研究的重大问题才有可能在《李白诗解》中“截断众流”或者“画上句号”。笔者另有专文《李白研究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评薛天纬〈李白诗解〉》（《绵阳师范学院学报》38卷，2019年第7期），兹不一一。

相对来说，薛先生《李白诗解》的专业性很强，偏向学术圈，而薛先生选注《李白诗选》则兼具学术权威性与大众影响力。《李白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1 月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至2022 年9 月已印刷8 次。薛先生《李白诗选》选诗289 题343 首，为李白传世诗作的三分之一强；按照责编李俊先生《〈李白诗选〉编辑阅读琐记》的评价，此书具有诗歌编年更加准确，充分吸收学界文献、名物、史迹研究新证，烛幽照微地细读文本三大突出优势。2021 年3 月3 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国推荐的40 种经典古籍及其179 个优秀整理版本，《李白诗选》即在推荐目录中。

以上三种著作的出版顺序，《李白诗选》最新，其字斟句酌的《前言》6500 余言亦可视为薛先生李白研究成果的最新最全面的高度浓缩与提炼。隐括这篇苦心经营、笔力千钧、思理绵密、持论公允的文字，可以得到如下认识：薛先生研判，李白（701—763），字太白。祖籍（族望）陇西，汉飞将军李广之后，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即与李唐王室同宗。先世于隋末窜于碎叶，其家于中宗神龙之初（705）潜回蜀地，居住广汉。李白的生平经历可分为六个时期，即：蜀中时期、“酒隐安陆”及“初入长安”前后、移家东鲁及供奉翰林时期、去朝十年、从璘及长流夜郎前后、晚年。贯穿其一生的，是为了实现从政理想而发生过的初入长安、供奉翰林、北游幽州、入永王军幕、投李光弼军五次重大行动。广德元年冬，李白逝于当涂，初葬于龙山，范传正为其迁葬谢家青山，成全了他的“终焉之志”。

薛先生认为，李白诗歌以书写人性为主。李白诗歌传世约千首。李白的优秀诗篇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张扬了人性。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以“我”为主体的抒情诗。李白的诗歌崇尚本真，绝去人工，绝去雕饰，追求天然真率之美。他抒写情感，一任真情流注，没有任何顾虑，不受任何成规约束，甚至看不出艺术上的追求而独臻大匠运斤之境。他最擅于歌行与绝句这两种利于自由抒写的诗体。他的歌行随手挥洒，恣意铺张，浑灏流转，起落无迹；他的绝句脱口而出，信手而成，清澈如水，流转如珠。李白的诗无从效仿，无法复制，真正是自由的艺术、解放的艺术、高度人性化的艺术。

薛先生总结，天才诗人李白以其独特的人格才情与艺术个性创造了既反映时代精神又张扬人类本性的不朽诗篇，诗人因而站上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顶峰。他的诗歌则成了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垂辉映千春”的宝贵文化遗产。

潜心杜甫专题研究，独出新解

李杜齐名，万古流芳。如何认识和评价李杜，几乎成为有影响力的唐诗研究学者必须直面的问题。薛天纬先生虽然以李白研究为重点，亦酷爱杜甫并长期关注杜甫研究，近年来发表了若干杜甫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是《杜甫“陷贼”辨》。杜甫善陈时事，世号“诗史”，安史乱起，杜甫入、出长安城的经历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创作，更是弥足珍贵。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得授京中八品下的微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初，杜甫从长安到奉先县探家，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作乱；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入长安；杜甫携家北上避乱。至德元载（756）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杜甫奔赴灵武行在不果，约九月间又出现在长安，到至德二载（757）四月，出京奔赴凤翔行在。从至德元载九月到二载四月，杜甫是以何种身份居留长安的？自北宋王洙在《杜工部集记》中提出杜甫“陷贼”之说，至《新唐书·杜甫传》更为明确表述为“为贼所得”，关于杜甫在安史之乱中这段经历的叙述已成为千年来学界共识。

如果从“为贼所得”的角度，细绎这一时期杜甫的诗作，却又生出很多疑惑甚至矛盾。如果杜甫是在只身投奔灵武行在过程中为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城，其家人恐怕无从知悉这个消息，《春望》中“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也许是泛指，但《月夜》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妻子所思忆的丈夫杜甫在长安则是确指的，类似问题还有不少。所以，杜甫“陷贼”需要重新认真辨析，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

薛先生积年读杜，对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上下而求索”，提出了杜甫“潜回”长安的见解。

薛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第一，还原杜甫被“陷贼”说法的历史形成过程。记载杜甫生平最早的文献如唐代樊晃《杜工部小集序》、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以及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杜甫传》均未有“陷贼”之说。杜甫自己的诗句回忆这段经历称“没贼中”“堕胡尘”“在贼”，都是表达自己身处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城中，并未有“为贼所得”的说法或者语气。那么，从现有文献看，杜甫被“陷贼”的说法是如何形成的呢？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编就《杜工部集》，并在其撰写的《杜工部集记》中综观杜甫诗，得出“以家避乱鄜州，独转陷贼中”的结论；二十年后，嘉祐四年（1059），在王琪主持下，《杜工部集》经裴煜覆视（终审）而刊行，“陷贼”说在集部被写定。裴煜覆视极其认真，并补遗诗文9 篇，可见其工作细致深入。次年，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宋仁宗任命裴煜校勘，经裴煜勘定的《新唐书》刊行，其《杜甫传》中的“为贼所得”在史部被写定。此说在杜集祖本和正史中被写定后，相沿千年，未见异议。既然“陷贼”说有这样一个被写定的过程，那么，对此说进行质疑、辨析乃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薛先生从《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安史之乱的详细记载入手，结合杜甫诗歌中的自述，详尽梳理了天宝十五载五月至至德二载八月的三条线索。线索一是安史叛军如何推进并占领长安城，如何对待唐朝皇族与文武官员和百姓，以及是否实际有效地掌控“沦陷区”；线索二是玄宗肃宗如何进行皇权更替，唐朝军队如何抵御安史叛军，以及有关“沦陷区”的百姓的实际生存状态；线索三是杜甫及其家人的颠沛流亡历程、苟且安居状态，以及杜甫试图奔赴灵武行在未果转念又勇赴长安城的努力情况。三条线索整合，就比较清晰地再现了杜甫此间的时空定位与活动轨迹，也从客观上排除了杜甫“为贼所得”的可能性。

第三，薛先生从两个方面论证了杜甫“潜回”长安的观点。一方面，杜甫关切时局、心系朝堂的人臣情怀，使他不会在小小山村安住下来避乱；他至德八月奔灵武行在，次年四月奔凤翔行在，真可谓每饭不忘君，在这一以贯之的情怀和行动链条中，他九月“潜回”长安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杜甫的“潜回”长安也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了解与评估，安史叛军在长安以抢掠财物为主，并未大开杀戒，所杀对象也主要不是“长安民”；杜甫“潜回”长安有些冒险，但不一定是冒死，所以，他在奔灵武行在未成后，回鄜州安顿家人并交代了赴京计划，才有所行动。“潜回”长安说证成，不仅类似“未解忆长安”的疑窦自然冰释，其长安诸诗所记录的杜甫邂逅故人、过访友朋等情节也就比较合理了。正因为如此，杜甫在长安城里做“长安民”，不仅创作了大量安史之乱的“实录”“诗史”性作品，而且当平叛形势发生转折，肃宗移驾距离长安更近的凤翔时，杜甫就冒险逃出长安城奔赴凤翔行在。战乱之中，“潜回”并逃出长安当然是有危险的，但这危险，并不是从叛军羁押下逃脱的冒死惊险，否则，“陷贼”而大难不死的杜甫恐怕当有更多诗作回顾其惊心动魄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