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个性至关重要

曾攀，文学博士，现任《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中国小说学会理事等。出版著作《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等，参与主编《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等。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度优秀论文奖、广西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事功与学问不偏废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2022年，你入选第九届客座研究员。你还撰写过《“今日批评家”与当代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批评观念的代际嬗变——从“今日批评家”说起》等文章，对《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进行过系统研究。回头看这些成长之初的帮扶，有何感想？同时，你是如何看待包括《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这样的刊物对青年一代批评家成长的助推的？

曾攀（以下简称“曾”）：我一直秉持这样的观念，编辑就是批评。编辑有自己的视阈、眼光、立场，特别是批评和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无论是宏观还是琐屑的部分，往往都能体现其专业判断和价值取向。关于“今日批评家”，我在你提到的那两篇文章中已有详尽的论述，《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是文学评论界功德无量的一个栏目，张燕玲老师为此经营了二十多年，我记得很清楚，陈思和老师在谈及这个栏目时提到，一本杂志的一个栏目坚持两三年容易，坚持二三十年，必定会成为名栏。“今日批评家”是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过程里，编辑也是选家，好的编辑不可多得，亦不可取代。事实上，青年批评同时存在着外部紧张和内在紧张，这是当代批评得以酝酿变革的必要条件。因此我更倾向于同时将“青年”和“批评”历史化、问题化，“今日批评家”推出的几代批评家，实际上就是将当代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的多元传统和多维面相呈现出来。这便需要重新发现“批评”，同时重新发现“青年”。《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从1998 年至今，一共推出了140 余名批评家，从“50 后”“60 后”到“70 后”“80 后”，其中发现我们当代文学的批评观念和诸多共识问题，比如什么是批评，比如批评的危机与有效性，包括批评的传统与理性、批评的文类与文体等，都是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经过不同代际的批评家，在不断的怀疑、自省、辩难、回撤与重建中树立起来，因此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想象我们自身，重新审视许多理所当然的概念和观念。在我看来，“今日”之批评和批评家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处于变动甚至裂变中，有待去不断定义和发现，以形成自己的个性，有自我的锐气和锋芒。与此同时，青年批评家也不仅仅是单打独斗的，“青年”是一个群体，可能未必是共同体，起码是可以汇集和汇聚的，个性自然有，而且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个性，其实我们的共性也非常多，比如我们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仁，《新青年》的同仁们，他们往往能够形成共识，针对公共性话题，针对文学的困境与前路。这对于当下的青年批评的话题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我们如何从种种文学的与批评的历史中来，在历史化的视野下探寻批评尤其青年批评的来路与去途，也是“今日批评家”思考的命题。

周：你本硕博阶段分别做的是当代文学、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博士后则做的是海外汉学研究，能简单谈谈一路走来的求学和治学路径对你学术的影响吗？

曾：我本科做的是当代文学，写的是关于余华的论文；研究生做的是现代文学研究，主要围绕郁达夫以及现代作家展现出来的共性；博士阶段做的是晚清小说研究，逐渐进入跨文化的视阈之中；博士后主要涉及海外汉学尤其近现代中国小说的译介与研究。现在回过头来想，这样的学术经历塑成了我明清以降直至当下的整体性的文学视野，加之跨文化的视阈，到现在返过来再做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感觉和视野自有不同吧，当然精力和才力所限，很多研究才刚起步，很多想法仍未展开。

周：你在广西师范大学做得非常出色了，为何选择到《南方文坛》？据我所知，作协的待遇远远低于高校，个人成长空间也有限。另外，从学校到了刊物，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的研究，你是如何规划自己的研究方向？

曾：我始终觉得，事功与学问不偏废，甚至有时认为，完全的自由不一定能做好研究，关键在于沟通、融通，相互激荡，相互补充，相互启迪。这几年我的研究是跟着杂志策划的议题走的，而且经常是同步的，比如新南方写作，比如新乡土叙事等当代文学的新动向、新趋势，又如当代中国重要的作家作品，始终关切有影响力的文本和思潮、新的动向和现象、新的趋势和可能。

周：你是哪年发表自己的第一篇评论文章的，写的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或著作是哪部？

曾：我记得是从博士阶段开始，《青春》杂志有一个栏目“青春热评”，我们当时在上面写了好些评论，还有《文艺报》也是我起步的重要平台。而我第一次接到主编的约稿，是《现代中文学刊》的陈子善老师，他读到我发表在《美育学刊》后被转载的一篇郁达夫的论文，尔后辗转找到我，嘱我再写一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郁达夫诞辰115 周年”纪念专题，后来此文也被转载了。博士阶段半年内，我的两篇郁达夫的研究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让我颇为意外也很感动，对我后来做学术研究也是一种鼓舞。再后来就是张燕玲老师将我作为“今日批评家”推荐，加上在《南方文坛》工作的缘故，我自觉地加入了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行列，这就是我真正的学术起步吧。满意的作品目前还没有，很惭愧。

周：你自己写过传记、学术随笔，做学术研究，也做当下批评，同时还有翻译作品，可谓全才了。你是如何处理这么多文类的？它们对你研究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曾：还是说来惭愧，以前的很多随笔也好，文章也罢，还有翻译，都属于“练习”阶段，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批评/ 学术的准备，以前我觉得这样的准备期是不是太长了，如是之前缀是否有必要存在，事实证明充分而足够的蕴蓄和沉潜，对于个人的成长还是助益匪浅的。

周：这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曾：十多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段，但是实际上我从自己学术起步的开始便对当代文学批评多有涉及，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出许多枝枝蔓蔓，但总体的方向和自身的兴趣还是保持在这里。在学术上的突破不敢讲，但是对于当下前沿的命题和课题，始终保持兴趣，无论是目前方兴未艾的“新南方写作”，面对南方文学的新变与新义，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但也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这样的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经由诸多的新经验、新文本、新现象加以探究。我的小书《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也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是很多问题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很多思考也仍未成熟；此外则是关于当代小说的话语转变与叙事革新问题，这是更为宏大的命题，但是变化正在发生，因而如果谈到个人的突破，如是未竟与未完成的、还在形成中的价值形成，成为我学术探索的主要兴趣所在。

从地方出发走向世界

周：你在《文学·历史·阐释者——论顾彬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顾彬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多有肯定的，你认为它“设定了一个比较文学的理论视野和研究框架”，“不管怎样，顾彬在叙述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时，经常采用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学相映照，恰恰是国内文学史叙述所缺乏的视角。其中也许会有不科学、不严谨的地方，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叙述模式更多地起到了一种相互映照的效应，打开了思维的空间，也赋予这本文学史与众不同的光彩”。我个人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我们当下很多文学批评，缺乏的可能正是“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或者是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对中国当下文学做出判断。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兄，一个是你认为这种“世界—中国的叙述模式”体现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二是你个人如何看待包括顾彬、王德威、李欧梵等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的？

曾：我一直庆幸的是，如前面我们谈到的，一种从明清以降的纵向的历史视野，与此同时不忘横向的跨文化视阈，这样的精神坐标使得我在读作品、看问题时，起码不至于过度局限吧。当然能看得多深，做得多好，还要看个人造化，我做的还远远不足。但有一点，如王德威所提及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学而言既是一种融入，也是一种参照。我们时常缺乏某种总体性历史的视角，同时也鲜有系统性的世界眼光，怎么说呢，那是我心向往之的批评和学术境界吧。

周：在《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中，以及你平常刊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对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倾注了很大的关注热情。因为你关注顾彬，对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评价也颇高。你认同顾彬所谓的“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的说法吗？

曾：这样的说法当然意味着某种误解和偏见，事实上顾彬自己在后面也修正和澄清过自己的观念，关键在于，这样的观点为何流行开来，何以成为话题性的存在？当然里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学和传播学因素，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简单化的、偏激的观点引导/ 误导，但归根结底，这样的误读是来自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不足，以及不足为信。

周：近年来，你主持桂学研究院“桂籍作家研究”项目，担任首席专家，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主持“文学桂军点将台”栏目；在《贺州学院学报》主持“桂派批评英雄谱”栏目，率先提出“桂派批评”概念，并进行深入论析和阐释；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丛书的《短篇小说卷》（上、下）与《中篇小说卷》（上、中、下），并撰写这两卷的导言。据我观察，年轻一代批评家，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本土文学或作家，你可能是第一人。你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做广西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这几年的研究，你的收获是什么？

曾：进入广西，走出广西。这是我近年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一个进路吧，广西文学有自身的异质性，也有非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我在广西工作、生活，不能对这样的作品无动于衷，也时常为广西作家及其作品击节称叹，当然也有很多不足，我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谈及。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在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及其文学创作之前，不要轻易下判断。而广西文学亦是我的一种镜像与方法，从地方性出发，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这自然是一个阔大的问题，能立足于地方性的考察，但又不局限于一种舒适的地方性求索中，从一种“丰富的狭隘”里探求新的意义形态，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这里我想提一提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南方文学很少有《北流》这样的全景图式的书写，林白独树一帜的方言写作，打开了新的通道。方言自有的那种野性、异质性，以及极其陌生化的书写形态，但是却极少表达与证见自身。也就是说，作为广西作家，同时又超脱于广西的林白，试图在宏大的历史内部，下一个极端个人化与地方化的注脚。风暴式的写作，记忆的风暴，历史的风暴，语言的风暴，诗学的风暴。《北路》的注卷是入北流记，疏卷是出北流记，包括其中的散章、异辞、时笺，记忆漫溢再漫溢，叙事分岔再分岔，居无定处，流经四野。再加上尾章，还有补遗，再到最后的别册，不断连缀，再续写，如北流河般经久不息，能指的游弋，林白要将这样的南方引向无尽、无限、无极。北流方言不是走向封闭和小众，而是走向自然、天地，走向人的生命本身，走向一种未被发现与发掘的繁复浩瀚美学。我所关注的广西文学自然是走向开阔与开放的所在，这不仅成为我的内在的伦理判断，而且构筑了我的方法论尺度和衡量的新的标准与可能。

周：广西文学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除了有东西、凡一平、田耳、朱山坡等一批重要的作家外，张燕玲老师，还有包括你在内的刊物、批评家的携手推动是有密切关系的。你即是批评家，又是刊物的副主编，你是如何看待批评家和作家的共同成长的？

曾：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非常丰富复杂，有的评论家认为不应该离作家太近，会影响自身的判断。我个人认为吧，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更觉得，不一定离作家很近（这里指的是关系和距离）就看不清楚，如此不可一概而论，关键还在于评论家所秉持的立场、观念、伦理，以及整个批评生态的建构，价值观念的转变，以及批评本身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