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然”统摄“惜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总是非常关心人生哲学，而凡有立言，大抵同人生的践行关系密切，而且往往得之于切身的经历和体悟。陶渊明也正是如此，他关于人生哲学绝无长篇大论，只是偶或流露于诗文言谈之中，而其言说较为集中的则见于他的一组玄言诗《形影神》中。此诗包括三个部分：《形赠影》《影答形》和《神释》，前后呼应密切，有逐层深入之妙。这一格局在中国诗史和哲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就现在的情形说，思想家的言说应当透彻纯净，逻辑性很强并且自成体系，但中国古人更强调包容，即使是一些方向很不同的思想，在这些高端的头脑里也往往表现为相反相成、融汇贯通——当然其间自不免会有些沉浮起伏。陶渊明的思想固然见于《形影神》组诗中作为最后总结的《神释》之中，而前面《形赠影》《影答形》两首诗中所流露的也是他本人的思想，代表着他之人生哲学的某些局部和侧面，只是后来加以扬弃，达成了更高的综合。

《形影神》诗前小序写道：“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共取其心”中的“共”字。“自然”固然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而对“惜生”他也表示充分理解，予以认可。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病，只是应以“自然”来加以统摄。“共取其心”而以“听其自然”为归宿，这样心态就平静和谐了。

陶渊明这三首一组的诗写于何时颇难确知，大约总在他归隐之后思想已经成熟之时。具体年月的考定既无从进行，也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这里是谈人生哲学，而哲学总归是相对稳定的，不至于因为外界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就会改变。

《形赠影》诗云：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代表人的物质存在。人不能像天地山川那样长久，也成不了仙（“我无腾化术”），最后总是与草木同腐。在十分有限的人生中，包括吃喝住穿在内的物质生活是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嗜酒的陶渊明看来，喝酒自然尤为重要。人首先得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形”大声疾呼道：“得酒莫苟辞！”“酒”在这里乃是物质生活的一个代表。“形”的意思是说，一定要重视实际的物质生活，充分享受人生。陶渊明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从青年时代直到老死都是如此，其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陶诗中强调物质生活之重要以及与此相应的生产劳动之必要这一层意思的甚多，举两首来看：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宴安自逸，岁暮奚冀？

檐石不储，饥寒交至。

顾尔俦列，能不怀愧。

（《劝农》）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

所以农民要好好劳动，种庄稼养活自己一家。士人可以用出仕来“代耕”，靠官俸来养活自己一家；如果不当官了，那就回家种地。陶渊明本人归隐以后即参加一部分农业劳动，对于“躬耕”没有任何看不起的意思。“耕”与“读”是中国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两个基本点。

陶渊明曾经断断续续多次出仕，从最早到州刺史桓伊手下效力，到最后一次为彭泽令，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他都说是去谋职养家，即所谓“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序》），而从来不唱治国平天下的高调。

同“得酒莫苟辞”这一层意思呼应最紧的也许是他的《饮酒》其三，该诗云：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

他直截了当地叹息人生苦短，指出世间的空名完全无用，与其去忙那些空洞无用的名声头衔，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来饮酒自娱，过好每一天的世俗生活。

这种强调现实生活更重于世间名声的提法，在陶诗里出现过多次。这其实也是晋代的流行思想，张翰早就说过：“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及时一杯酒！”毕卓说：“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均见《世说新语·任诞》）陶渊明也反复申述此意：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道丧”的时代容易使人产生诸如此类比较消极的想法。世上既已无“道”，这种背景下的“名”还有什么价值？

如果天下有道，那么人生态度自当以积极为是，《饮酒》其三的潜台词如此。所以接下来的《影答形》诗也对“形”的偏至之论提出了批评。

二

《影答形》诗云：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形影之喻中的“形”代表人的物质存在，“影”则代表精神生活，包括人的名声。“形”一味强调物质生活，“影”则讲究精神追求，提倡“立善”：活着是个君子，死后也有好的名声——这是比好歹活着、借酒消愁更重要的事情。

立善是儒家圣贤最为重视的事情，约可分为两种类型，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兼善天下”是放大的善，能够如此当然最好，不得已而求其小善，那就是守住个人独善的底线。小大由之，都应力争“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陶渊明青年时代颇有豪情，想干一番大事业：“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里”，并且“病奇名之不立”（《感士不遇赋》）。这里的“圣人”当然指儒家的祖师。这时陶渊明积极入世，是很重视善以及由此而产生之“名”的。可是等到他深入涉世以后，却很快就有些失望退缩之意了。当他在桓玄手下任职时，就在诗里说过：“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纵心”是指满足自己内在的自由要求，唾弃人间的约束。但这时陶渊明还远未下决心归隐，“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二句措辞非常之妙，可辞而未必辞。事实上陶渊明此后又曾不止一次地出仕，前前后后加起来，总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久。这时陶渊明的人生哲学还远远没有成熟。诗里比较具体的感慨自然是有的，而甚少真有理趣的议论。

到义熙元年（405），陶渊明正式归隐并下决心不再复出的时候，他的思想算是成熟了，定型了，这时候他把儒、道两家的传统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官可以不当，而儒家最为重视的品德修养仍然不可不讲。

儒家也讲仕与不仕。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儒者退出官场以后并没有放弃“善”，只是退避政治而“独善其身”（《孟子·尽心》）。儒家出仕以兼济天下为主，不能出仕的时候回到家里去加强修养，并非往而不返，在一般情况下只不过是等待时机以备东山再起。道家的避世隐逸与儒家的不仕很不同，道家认为人世间一片污浊，政坛尤为罪恶渊薮，世事一无可为，唯一的办法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求个人心灵的自由。陶渊明兼取这两者加以改造，他的归隐固然是表示与官场告别，避开政治上的种种风波，而同时也是满足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虽然此后并不打算东山再起，但仍然绝不放弃在加强修养磨练节操等方面的努力，他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有两句诗说得好：

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

“真”是道家最看重的状态，关于“真”，顾炎武有一段议论最得要领：“五经无‘真’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渔父篇》：‘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大宗师篇》曰：‘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说文》曰：‘真，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皆本乎此也。后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陶渊明既讲道家之“真”，又坚持儒家之“善”。“以善自名”正是“穷则独善其身”。在衡门下“养真”之时仍然“以善自名”，这种态度可以说是非儒非道，亦儒亦道。这是一种崭新的模式。

陶渊明的归隐是为了恢复和保持自己的“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争取个性免遭束缚——这是道家式的；但他绝无道家派隐士往往会有的“任诞”作风，始终过着非常踏实淳朴的生活。他既讲究儒家的修养，独善其身，而又能高蹈于流俗之外，与世推移，优游不迫。这样，在后代士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人生哲学造就了一种新的理想的行为范式。

陶渊明始终没有放弃“善”，可知《影答形》中所表达的也是他人生哲学的基本元素之一。不过在《影答形》诗里，“善”和“名”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名”仍然指现世之名。后来陶渊明又进了两步：一是将“善”与“名”分开，不再要“名”，但不放弃“善”；二是不仅不要当世之名，也不要后世之名，他后来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云：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

“世间名”固然没有意思，“身后名”也是空的，大可统统捐弃不复道。但“善”还是要的，道德是要紧的。陶渊明自有他的取舍与底线。

三

《神释》对“形”和“影”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一种更新更高的境界：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善恶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里批评“形”说，生命总是要结束的，看得那么重干什么。圣人和寿星也将离开这个世界，而大喝其酒则只能减少寿命。“神”又批评“影”说，“立善”是好的，但这必须是内在的要求，而不是求名的手段。“神”最后提出正确的态度是“委运”——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此即陶渊明在此诗小序中所说的“自然”。

先前在魏晋之际，“自然”与“名教”纷争甚久，思想上的分歧甚至引出严重的实际斗争，有人头落地之事发生，有正统派官员对名士派的压迫。到西晋初年，向秀、郭象、裴頠等人欲总结先前的纷争，致力于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提出所谓“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序》）。他们认为，道家的“自然”固然是最高的“道”，而实际生活中的“名教”也未尝不合于这个“道”，完全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达到更高的综合。名教即出于自然，以道家思想为本，儒家思想为用，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如此则可以使天下大治。从个人修养来说，他们认为应当儒表道里，“随适所变，而不荷其累”（郭象：《庄子·人间世》注）。

陶渊明也是要调和“名教”和“自然”的冲突，他归隐后大抵不甚过问政治，所以专讲人生哲学。他以“自然”为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点，以田园耕读生活作为实际依托，用“天命”作为沟通各方、解决问题的关键，直凑单微，用不着通过多少理论思辨，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名教”和“自然”的纷争，找到个人安身立命的指导思想与实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