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姚奠中（上）

姚奠中（1913—2013），原名豫泰，别署丁中、丁一、樗庐、老樗等。山西稷山南阳村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家。早年曾先后在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和章氏国学讲习会求学，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晚年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

姚先生毕生以弘扬章太炎先生的人格精神和讲习精神为己任，平生学术坚持“回真向俗、用世为归”之理念，肩负振兴民族和承传文化两副重担，在国学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姚先生的学术思想贯通文史哲领域，在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文学方面成就突出，出版著作、教材30 余种，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图书奖八项，其诗、书、画、印被文化艺术界誉为四绝，经大半个世纪染翰挥毫，其楷、行、草、隶、篆诸体并臻上乘，达炉火纯青之境，实为当代书法翘楚。他以自身的艺术实践和丰厚学养，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文化传统，并创立了吞吐古今、兼容碑帖、高古大气、沉雄典雅，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书法。2009 年荣获中国书法最高奖——第三届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书生素志

姚先生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家训甚严、重教修德、惜物勤俭的家庭。伯父姚慎修是当时村里的私熟校长又兼公学校长，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幼时就既读村学，又读私塾，自然就成了学生中的佼佼者。

姚先生7 岁时，随伯父入村学堂读书。时值“五四”新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新学堂而言，特色最鲜明的便是旧的《国文》读本被改为《国语》读本，文言文的比例大大缩减，白话文的篇幅大大增加。在伯父的指导下，姚先生兼读私塾课本，主要内容则是《四书》选本，私塾的传授大抵以诵读为主，疏解为辅，天赋、悟性甚为出色的姚先生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完成了《四书》的学习，更背诵了《左传句解》和部分《诗经》。

1923 年夏天，私塾毕业后，还不满11 岁的姚先生考入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而且是以“正取第三”的成绩。稷山县第一高等小学始建于清朝末年，是一座非常有影响的老学校，“那时全校的学生最多四个班，200 来人，其中年龄大的学生多半能用古文的调子作文言文，有的学生字也写得很好，可谓人才济济。学生如此，教师们更不一般，有的是秀才，有的是贡生，有的是举人，多半是地方上的绅士，是县里有学问的人”。

作为新学堂里的新学生，姚先生很是具备了同龄人甚为少见的旧学功底。由此更引发了对于新式学堂所谓文凭的鄙夷，认为学问不当为资历、证书所限，以致想放弃毕业考试——十几岁的颖悟少年，却已经很有些“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儒者志向了。

1928 年，姚奠中先生就读于运城菁华中学，在这一所四年制的初级中学，姚奠中先生遇到了两位优秀的启蒙老师。一位是崇品德、重笃行的平陆李荐公先生，一位是博学多识、工诗善文的新绛焦卓然先生。

李荐公先生是清末举人，讲历史每每从《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直接取材，通过对史事和人物的具体论述，对学生进行节义、方正、爱国、爱民的教育。焦卓然先生的诗文，在河东一带很有名，常以其新作作为学生的范本，其诗学陆放翁，常用歌行写时事。“九一八”后，曾写了一本《国难教育读本》，三字为句，宣传抗日。在先生的指引下，姚奠中先生博览群书，举凡《史记》《十子全书》《通鉴辑览》《水经注》《说文解字》《薛氏钟鼎款识》《古唐诗合解》《剑南诗稿》《聊斋志异》《笠翁六种曲》以及《中国大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天演论》和鲁迅、茅盾、汪静之等的新小说、新诗，“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芸兰日记》等——姚先生尤其喜欢《庄子》《史记》等——都熟读能诵。

在菁华中学的四年中，由于文化基础好，曾六次考全校第一名。因此，全校师生都知道姚奠中、张宗载、王学祖、文段校四名同学是年年考试不分上下的尖子生，所以，他们受到老师的看重。

焦卓然老师对这位品学兼优的学生更加看重，在毕业前，焦卓然老师送他一首立志诗：“讲习相聚不久，一朝两地分手。前程各自努力，有为兼需有守。”这首“立志诗”也成了姚先生终生的“座右铭”。

“常怀天下事，博览古今书。不可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这一人生关键阶段的好习惯，姚先生在菁华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养成。

1932 年夏，从菁华中学毕业后，到太原参加山西教育学院的招生考试，试题是“评唐宋八大家的同异”，题目大，不好作。姚先生根据平时的涉猎积累，取得了好的成绩，被学校破格录取。后因没有高中毕业证，不得破格录取，只好到太原新民补读高中。

在山西教育学院这段求学经历中，姚先生专心问学，接触了郭象升、乔鹤仙、刘烈侯、常赞春、樊杰三等名师，其中以河津乔鹤仙、荣河樊杰三两位先生对他的影响最大。乔鹤仙先生博闻强记，史事熟稔，见识卓远，常言：“东晋多权臣，南宋多奸臣，东晋时凡言北伐，就遭到责难，南宋不言恢复，就认为是耻辱。”姚先生曾在自传中说：“樊杰三先生藏书极富，为学务精，宏通严谨，曾指导我选读《昭明文选》和《古诗源》，还讲授了关于‘小学’‘汉学’‘朴学’的渊源流变。”

姚先生在菁华中学读书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时期。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一步步向华北逼近，全国人民反日呼声日益高涨。山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在行动着，精心组织策划了一次次反日、反蒋的学潮与士农工商罢工罢市运动。

1934 年的春夏之交，阎锡山也对山西的共产党开始了大清洗。太原各校学生联合起来，冲出校门，开始了声势浩荡的游行示威，姚先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刚喊了一声“抗议镇压学生”，一刺刀就朝他的腹部刺来，他急忙闪躲，但还是被刺破了腹部的皮肉。他捂着流血的腹部被两个大兵抓住扔上了大卡车。大卡车把他们拉到太原警备司令部，连续审了两天，最后，大多数同学都被放了，他和其他三个同学却被关了起来。姚先生又急又愤，却丝毫也没有办法。后来，才有消息传给他，是因他有“涉共”嫌疑——原来是三哥姚晋泰在运城二师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月后，因为老师们共同为他立了担保字据，他才从看守所里被保释出来，但给他下了判决书：“押回原籍，严加看管，永不许再回太原。”

为了学业，他不顾家人反对，再次回到太原。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他给老师乔鹤仙先生和樊杰三先生誊抄书籍，批改学生作文，由于“忘我的学习和生活”，倒把自己的前途之忧给淡忘了。

一天，上海纯文学会的博士江亢虎来山西的“自省堂”讲演。樊杰三先生让姚先生带上他新写的两首古体诗去旅馆见江亢虎。江亢虎听了他的遭遇，又看了他写的诗，很是欣赏姚先生的才气。并介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认为校长唐文治先生不太看重文凭，主要看重德性和潜力。

1935 年的夏天，姚先生和岢岚的同学袁步淇由南阳村步行到稷山县城，坐大马车到运城，翻过中条山，从平陆县到三门峡的茅津度，坐船过了黄河，在陕州转乘直达上海的火车。

1935 年秋，姚先生负笈南下，投考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姚先生在“忆无锡国专”中说：“一条青砖铺设东西走向的小街叫学前街，走进学前街不远，街北就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门，校门不甚高大却典雅庄重，校园一进三院，中间有高高的‘茹经亭’，那是校园最神圣的地方。”

无锡国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的学校，不同于旧时书院，与一般大学文科相似，但保持专读前人原著、注重基本功培养的风格。20 世纪30 年代初，国际联合会教育科代表唐克尔·培根在考察无锡国专后有这样的评论：“我们来中国看过很多学校，学生读的是洋装书，用的是洋笔，充满洋气，到这里才看到纯粹中国化的学校，才看到线装书和毛笔杆，希望这所继承中国文化的学校能够发扬光大。”据钱仲联先生说，当时的无锡国专为三年制大学，但不考外语。因此，国文好而外语有所欠缺的学生都倾向于此。旧学功底甚好的姚先生显然更适合“线装书和毛笔杆”，以第14名的成绩被无锡国专录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北方学生。

姚先生说：“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为人极负责任，对学生也很关心，他眼睛失明，看不见，常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谁在他面前都不敢大声说话。当时我去见他，用纸条写上名字，由秘书传入，报告姚豫泰求见，方可入内。”

对于唐文治校长，姚先生别具深情。姚先生千里求学，南方湿热，腿上生疮，唐校长亲约相见，问候医药，关心备至。每次受到唐文治先生接见，临别时，唐文治先生都要“站起身，欠身挥手”，而对于曾做过前清工商部侍郎的国专校长，对一名青年学生如此谦和约礼、沐泽后学，一代大儒，风范可见。

姚先生在无锡国专求学阶段，对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至晚年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因为无锡国专治学严谨、祟德求实，具有以人格核之的良好学风、校风，是他自己真正立志求学，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一个关键形成期。

唐文治先生是无锡国专的灵魂，被尊为“唐老夫子”，双目虽瞽，然行止有节，白须垂胸，慈祥庄严，治学严谨，能得“老夫子”如此接待，实属不易。

姚先生在“忆无锡国专”一文中说在他入学不久，学校组织了一次不分年级的全校作文竞赛，题目是经史子集各一，任选一题。姚先生以《拟〈庄子·秋水〉篇》为题，取得了全校第一名，校长唐文治先生以“可以追蹑子云”之语激赏。

这个时候，正是新文化、新生活的天下，传统的仁义礼仪的逊色退位已是不争的事实。无锡国专标举国学，则有抗衡之意。唐文治校长以道德立教，普及礼乐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守望中华文化正脉，昌言“道德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的治学主张。

唯在当时无锡国专时，姚先生即以《汉学师承记》为线索，阅读了像高邮王氏父子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段、桂、王的《说文》，郝、邵的《尔雅》等朴学要籍，后经朋友的引导，旁听了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又购得曹聚仁先生所整理的《国学概论》，研读之下，顿觉太炎先生之观点、眼界迥非一般汉学家所能达到，令人茅塞顿开。素来认为学问胜过文凭的姚先生，再次对当时一般大学的教材内容产生质疑，遂有去苏州转投章门的想法。1935 年年底，在金松岑先生的推荐下，姚先生放弃国专学籍正式转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门学人

姚先生首先是一位受教于章门的朴学家、国学家，而非单纯的文学史家。章门弟子，愿作学人，而不愿作文人，是以思想道德为先、以艺术审美为末。

对姚先生一生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先生。姚先生自认为到了章太炎先生门下，才开始自觉地走上学术道路。章太炎先生不是一般的国学大师，而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身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副是民族责任，一副是文化责任。像章太炎秉承的那样，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而是“经世致用”，始终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持有高度的关注和责任感。这一点，也始终贯穿于姚奠中先生以后的生命历程。

章太炎先生以“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最为要务，讲习国学，扶掖后进，教泽广博，寄望殷切。整个20 世纪，名家辈出的章门弟子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文化思想景观，诸贤才情有别，学养有差，际遇有异，成绩有等，所以璀璨，倒不在附骥章门的名头响亮，实在文化学脉的承继绵延。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是用蒋介石的钱办起来的。蒋介石曾派人致万金为章先生作疗养之费，但先生深恶蒋的为人，拒不接受。来人无法回去交差，只好求助于汪东、黄侃等章门弟子，最后折中用这笔钱创办国学会，章先生才应允。因此，姚先生及其他学子当时上学除伙食自理外，一切学杂费皆免，连住宿都免费。

姚先生在自传中回忆道：“刚开始，章氏讲习会的学生只要有名人介绍即可，年龄差异很大，有七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有的是海外归来的留洋学生，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大学毕业生，还有成名的教授。章先生讲课时讲问题，许多人听不懂，有的甚至根本摸不着边，因此开始来的人很多，后来只留下了60 多人。鉴于这样的情况，先生决定招收研究生，亲自规定，凡学历高、有著作者即可批准作研究生，如果没有著作，则可报名考试。章先生手拟条规，亲为遴选，最后录取了7 人，我为第四名，而且年纪最小。”

姚先生曾回忆说：“那时我们除听课外，一般每周拜谒先生一次。有时集体去，有时单独前往。章太炎先生是余杭人，说的方言不好懂，我们去向先生请教时都带着笔记本，听不清的就请先生写下来。先生讲授《尚书》之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单就其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考辨，旁征博引，如数家珍。”“章太炎先生的余杭口音很重，不好懂，所有学生遂在课前做足功课，阅读大量参考书，准备资料，听课后再对笔记和资料补充整理成帙，如此往复，收获甚巨。”“当时苏州有古书店18 家，凡章先生讲课中提到和读书中见到的相关书籍都可随时买到，都要按图索骥，自《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正续《经解》，到其他古籍、古解、新解之类，差不多都已购置。研读之外，对有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还可随时到章先生的书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