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亲自办完《鲁迅全集》的一切审查手续吗

关键词：邵力子 《鲁迅全集》 朱顺佐 蔡元培 许广平 许寿裳

邵力子并未完成《鲁迅全集》的审查程序

关于邵力子或者说“中宣部”如何审查《鲁迅全集》的具体情节，坊间有一个极为可爱的几近演义的学术传言。

早在1986 年，朱顺佐先生就在他任主编的《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发表了《鲁迅与邵力子》一文，文中有一长段精彩而生动的描述：

1937 年早春的一天傍晚，邵力子接到许广平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中宣部”审定，并同意出版，他当时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可以为宣传鲁迅出一份力，担心的是万一被cc 特务知道，定要刁难破坏，会贻误出版《鲁迅全集》的大事。因此他以过人的胆量，当机立断，第二天早上七时亲自把“编审会”总干事朱子爽找来一起审阅《鲁迅全集》底稿，他们不停地翻着，邵力子边翻边谈、自言自语地说：“这又有什么呢？鲁迅先生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过。”中午十二时，别人都下班了，他们两人就在办公室草草吃了点便饭，又继续翻阅，到下午三时，便完成了《鲁迅全集》底稿的“审查”程序，一切手续亦随同办完。这时，他虽感到有点吃力， 但很兴奋，并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按常规交下，不知要搁到何时呢？”以部长的身份亲自审阅书稿这是国民党“中宣部”有史以来的第一遭，用大半天时间完成了《鲁迅全集》的审查程序则创造了国民党“中宣部”审查书刊速度的新纪录。

两年之后，即1988 年11 月，朱顺佐“撰写和出版了《邵力子传》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书中几乎全文抄录了这段文字。只不过，在“他的著作我都读过”后面加了一小段，是关于邵力子如何阅读、发表并评论鲁迅作品的。后来，约10 年之后，应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女士的提议，在这部“史传”的基础上，朱顺佐又写了“一本更生动形象，文学性、可读性更强的传记文学”作品，书名改为《邵力子》。其中，他所加的这一小段内容如下：

“我在主编《觉悟》副刊时，还为他在副刊上发表过评论、小说、译作近20 篇之多，其中就有《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译作《池边》《春夜的梦》《桃色的云》等。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也是我在《觉悟》副刊上首先刊登的。我还特意以‘本刊记者’的名义，在‘文坛消息’栏目中，发表了小说集《呐喊》出版的消息，称赞说：‘在中国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经在上海看到了。’”邵力子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告诉朱子爽过过目就可以通过了。

1991 年，朱顺佐这段富于想象力的描述几乎原样出现在他与金普森合著的《胡愈之传》一书中。只不过在这一大段的前面又加了一小段：“胡愈之与许广平商议，由他出面给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写信，并随信附去《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国民党‘中宣部’审定，并建议批准出版。邵力子和鲁迅、胡愈之都是同乡好友，对鲁迅是敬重的，对出版《鲁迅全集》的意义也是清楚的。”

直到2012 年，有个叫孙羽的人发表短文《邵力子与〈鲁迅全集〉》，内容跟朱顺佐这段论述雷同。

笔者对朱顺佐关于邵力子的这段论述有一些疑问和问题。

1. 邵力子接到过许广平或胡愈之“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中宣部’审定，并同意出版” 吗？

笔者推断许广平或胡愈之不曾给邵写过这样一封信。理由如下：

（1）从朱顺佐这段话的来源来看，他自己一直“秘不示人”。笔者力图“帮”他寻觅，也只找到一条疑似相关的间接材料。开明书店曾有意出版《鲁迅全集》，为了通过政审，1937 年5 月23 日出面宴请邵力子，并拉茅盾作陪。饭后，茅盾特别高兴激动，当即向许广平做了汇报。许广平在当天给许寿裳的信中转述说，席间大家“谈到禁书及迅师著作，邵谓：‘蔡先生等函已收到，鲁迅送中宣的，他已大略看过，《花边文学》与《准风月谈》，以前虽禁过，但他看没有什么，只要把书名改过、序及后记去掉，就可出版；《不三不四集》则可不要；《十月》与《门外文谈》以前虽禁过，他看没有什么，可以通过的。他已将此意下手谕，再过几天，当可批下云。’目前据茅盾意见，姑等几天，如仍不批，再由他或夏丏尊先生去函邵部长促其批下。茅先生并说邵先生表示态度甚好，邵先生先不知道是出全集，后接蔡先生信始明白，并谓这当然没有问题”。许广平此信中值得注意的是，她引用邵的话说到“蔡先生等函”，没有说及胡愈之或她给邵去函。她又引用茅盾的话说：“如仍不批，再由他或夏丏尊先生去函邵部长促其批下。”仍没有说到胡愈之或她自己“去函邵部长促其批下”。她还引用茅盾的话说：“邵先生先不知道是出全集，后接蔡先生信始明白。”假如胡愈之或她自己之前为全集事而给邵去函，能不说到全集吗？

（2）从写信人主体来看。笔者在细读相关资料时注意到，在1986 年的《鲁迅与邵力子》一文和1988 年的《邵力子传》一书中，朱顺佐都说“邵力子接到许广平来信”；但是，到了1991 年的《胡愈之传》里，似乎为了突出胡愈之作为传主的地位，他说成“胡愈之与许广平商议，由他出面给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写信”，即写这封“如此重要”的信的人由许广平变成了胡愈之。因为，从《胡愈之传》这部分的上下文来看，似乎胡愈之给邵写信，一锤定音，邵立即响应且行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过了审查并办完所有手续。然而，到了1997 年的《邵力子》一书中，朱顺佐重新变回了“许广平来信”。难道是后来胡愈之改主意了，最终还是由许广平出面写信？许广平并没有贸然与邵力子直接联系，更谈不上给他直接邮寄底稿。实际上，她是委托南京的李秉中把所有申请材料先送到内政部，再由内政部转给“中宣部”，再由“中宣部”层层上传，最后到达包括邵在内的部领导手里。胡愈之（生于1896 年）是邵（1882 年）的晚辈，不在“体制内”，社会地位相差也悬殊，而且最重要的是两人之间没有深厚的交情。因此，笔者以为他也不会贸然给邵写信。

（3）从所谓随信寄的材料来看，许广平或胡愈之交给邵的“底稿”是什么稿？是抄录的鲁迅书稿吗？ 1937 年6 月8 日许广平收到的“内政部批文”中，不止一处明确说是“书”或“原书”，而非书稿或底稿。

（4）从所谓信中所提的要求来看。胡愈之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但在官僚阶层的眼里，恐怕他俩的身份都是一介平民，无论是胡还是许，能直接“要求‘中宣部’审定，并同意出版”吗？

（5）以目前笔者所见其他相关史料来看，比如胡愈之、许广平和邵力子的文集，没有一种收入这样一封信。除了朱顺佐等极少数人，没有人提到过胡愈之或许广平曾出面给邵力子写过这样一封信。

2. 邵力子和朱子爽“完成了《鲁迅全集》底稿的‘审查’程序”并办完“一切手续”了吗？

笔者以为没有。理由如下：

（1）1937 年5 月23 日，许广平给许寿裳的信中引用茅盾的话说，邵力子“已大略看过……他看没有什么，可以通过的。他已将此意下手谕，再过几天，当可批下云”。“已大略看过”与朱顺佐说的“完成了《鲁迅全集》底稿的‘审查’程序”有比较大的差距；邵部长“下手谕”，但“手谕”只是“纸条”——内部指示，并不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公文（即批文），所以“中宣部”尚未正式批下。这与朱顺佐说的“一切手续亦随同办完”有很大的差距。

（2）事实上，5 月23 日，或邵下手谕之前，“中宣部”的图书审查职能部门根本还没有开始审查许广平送审的材料呢。而根据当时当局的法规，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并不会因为部长提前介入而免除。两天之后，即5 月25 日，许寿裳给许广平写信，信中引用蔡元培给许寿裳的回信内容，说：“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蔡的意思是：邵已经亲自过问此事，但也只是“催促部员提前检查”。即便邵真的亲自上阵，越过部下，大略看过（邵自己没有用“审查”一词）许广平送审的鲁迅作品，他也没有说让部员不要检查了，只是让部员尽快开始并完成检查。在部员完成检查之前，我们不能说“一切手续亦随同办完”。

3. 许广平送审的鲁迅著作全都按邵的手谕要求通过“中宣部”审查了吗？

朱顺佐对“中宣部”审查的结果没有交代清楚，甚至有误导。他说“一切手续亦随同办完”，又模拟邵的口吻说：“这又有什么呢？鲁迅先生去世前，他的著作我都读过。”这两句话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堂堂部长亲自审查，而邵由于受到多人尤其是重量级人物的委托，主观上又倾向于放行，所以“中宣部”审查好像只是过过目而已，结果是送审的作品全部通过。那么，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蔡元培给许寿裳的那封回信中接下来引用邵力子的话说：“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蔡转述的是邵的真心话，鲁迅的作品是否全部都能通过检查，准予出版，连邵本人都说不准。或许，在“中宣部”，他这个部长并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

事实上，国民党“中宣部”下属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这些书籍进行了严厉的甚至是苛刻的几乎吹毛求疵一样的审查，根据流传下来的他们出具的“各书审查意见表”，在总共送审的36种鲁迅著作中，国民党当局的审查意见分为三类：（1）全然不予放行的有4 种：《南腔北调集》《二心集》《毁灭》和《不三不四集》，占比为九分之一。（2）全然准予发行的有11 种：《两地书》《坟》《鲁迅自选集》《故事新编》《小说旧闻钞》《十月》《俄罗斯的童话》《桃色的云》《小约翰》《死魂灵》《表》。其中，前两种是“内政部”初审时就通过的，因为“曾经呈准注册”，照例放行。再，其中《十月》《俄罗斯的童话》《桃色的云》《小约翰》《死魂灵》《表》六种为译著，超过一半；这说明译著通过的比例确实相当高。全然准予发行的11 种占所有送审总数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三。（3）要求删改后才予以放行的多达21 种，占比将近六成。如果把全然不予放行和要求删改后才予以放行的合在一起，则比例高达将近七成！这离众人所期盼的全集相差得太远了！

这也证明：哪怕邵本人真有让送审书籍全部通过的良好愿望，最后也没有实现，从而也间接证明审查手续并未在他的手里办完。

许寿裳、许广平如何找到邵力子帮助通过审查并放行《鲁迅全集》

尽管邵力子不大可能独断放行《鲁迅全集》，但他对“中宣部”审查并放行《鲁迅全集》还是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为此，二许（许寿裳和许广平）竭尽全力动用最强最多的社会关系（包括鲁迅的老关系），请（不是令）各种人物从不同方向和路线对“中宣部”进行公关，他们的公关火力最集中的对象当然是部长邵力子。

许寿裳把蔡元培这边作为主力军。因为他知道，蔡元培是邵力子的恩师。1901 年，负有盛名的上海南洋公学为实现从速培养人才的教育诉求，开设“特班”（相当于现在某些中学里设置的“尖子班”）。1901 年9 月，受南洋公学创办人盛宣怀亲自登门聘请，蔡元培出任特班总教习。1902 年，邵力子成为“特班”第二批录取的学生，投到蔡元培的门下。邵力子极为尊重蔡先生，称蔡是“最有影响的两位老师之一（另一位指马相伯）”。蔡元培也很赏识门生邵力子，称“善为文，努力革命”。从社会声望和个人关系而言，无人比蔡对邵更有影响力。

1937 年5 月13 日，蔡元培收到许寿裳的求助信。蔡当即写信给邵力子。邵也不敢耽误，马上了解情况并做了当面汇报。5 月20 日，蔡元培复函许寿裳说：“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部员提前检查。”请注意“来谈”的意思是，邵力子接到蔡先生的函托之后，马上到蔡府毕恭毕敬地“趋谒”。也因此，许寿裳相信，蔡出面找邵，事情必成。5 月21 日，许寿裳在给许广平的信的最后，告知许广平“致朱家骅信拟稍缓，蔡先生已函托邵力子也。蔡信附上”。5 月25 日，在许寿裳致许广平的信中，为了让后者放心，他还引用了蔡元培给他的回信的有关内容。两天之后，5 月27 日，他给蔡元培再写信，充满感激和感情地说：“鲁迅遗著事，承先生亲与力子部长一谈，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误解，使一代文豪，荣于身后，亦全国文化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