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解鲁”视角的《阿Q正传》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已百余年了，但其内涵意义，及其主人公阿Q形象的原型，即身份定位，至今仍未有定论。学界诸种判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在此种状态之下，看来最终只能采用“以鲁解鲁，以鲁证鲁”的研究方法，即从鲁迅自身的文字中，去寻找与阿Q形象原型相关的信息，通过“经验归纳”的逻辑原则，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

四种解读与异类“庸众”

学界对《阿Q正传》的分析与判断，总体看来，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四种。

1.阿Q是“一个流浪的雇农”

小说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换来众人的夸奖：“阿Q真能做！”显然，在小说文本中他的身份属于农村底层的雇农阶级，由此也就派生了阶级论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考察，便可得出阿Q是“一个在辛亥革命初期落后农民典型”“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典型”的判断。因为雇农是中国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阿Q理应是中国农村无产阶级的代表，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但他还没有醒悟即被“团圆”了。所以陈涌认为：“辛亥革命的根本的致命的弱点也在这里，它对于已经动员起来了的农民，对于农民已经燃烧起来了的自发的革命的热情，不但没有加以发扬和提高，相反的是被当时在农村占着支配地位的反动分子和投机分子加以排斥。这个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妥协而结束的。”a即鲁迅写《阿Q正传》是“揭露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农民的不彻底性”。而阿Q这一人物形象仅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论及的“自在阶级”，尚未达到“自为阶级”的成熟阶段。

立足于此，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进一步发挥道：“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b阿Q的命运几乎成了巨大的历史事件的象征，他和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叠合在一起，纳入了宏大叙事的范畴，鲁迅塑造的阿Q 形象成了国运的象征。这是长期以来，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

2.“暴露国民性的弱点”

在小说中，阿Q 迷恋于“精神胜利法”，常用自欺欺人的方式来摆脱屈辱和失败；在其行动中，去捏小尼姑的面颊，偷静修庵的萝卜，当窃贼接应等，人物日常表现都近似于“二流子的典型”。阿Ｑ之所作所为和主流意识形态概念中贫下中农的先进性相去甚远，二者无法契合，这让何其芳感到困惑：“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 是一个农民，但阿Q 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既然代表着革命力量，“阿Q 为什么这样卑鄙呢？”他提出了典型的“共名说”来解答之。

正由于阿Ｑ言行之“卑鄙”，小说一发表，就有“影射中国民族的普遍的劣根性”之说。代表人物是周作人、茅盾、苏雪林、周立波等，尤其是周作人，他最早认定：“阿Ｑ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d茅盾也评说：“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 相’。”e 他们多从文学典型的意义能超越具体人物形象及其阶级地位的角度进行解读。

阿Ｑ何以至此呢？按冯雪峰、朱彤的看法，是因为阿Q 被上层阶级压迫，也从上层阶级学坏了，所以，“阿Q 主义”是所有各阶级共有的。苏雪林进而认为阿Q 的“奴隶化”是异族侵略、统治所致：“这种劣根性似乎同精神胜利法一样，与异族的统治大有关系。……把汉人的民族意识，彻底消灭，汉人的独立的人格，完全摧毁，使汉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命定的‘奴才的奴才’。”

3. 人类学视角的探索

1980 年之后，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以汪晖的看法为代表来解读《阿Q 正传》：“人们开始转向对‘阿Ｑ精神（性格）’的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Ｑ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人只能无可奈何地返回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尽管接受美学给了读者理解的自由度，但做出“‘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这样的判断，是否曲解过度了？因与鲁迅对其批判的宗旨背道而驰。而且，是阿Q选择了“精神胜利法”，还是“精神胜利法”导引了阿Q 行为？是单一个体的无奈选择，还是“集体无意识”的弥散？此间的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否则将有贬低鲁迅创作意旨的危险。

4. 鲁迅被殖民主义理论蒙骗

在世纪交替之际，有一种说法突然冒起，说鲁迅的“国民性”观念是受殖民主义理论影响而生。刘禾《跨文化实践》论及：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看了亚瑟·史密思的《中国人气质》日译文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途径”。按此“后殖民主义”理论视点，其逻辑推理的三段论是这样展开的：国民性理论属于“为西方征服东方”而制造的殖民主义理论体系，是西方种族主义者的阴谋；鲁迅接受此理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批判；所以鲁迅亦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扩张的同谋者。王朔、冯骥才、摩罗等均持此种观点。

按这样的命题预设来推导，鲁迅受蒙蔽了，他“经由文学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实绩，竟成了与西方殖民文化共谋的产物，鲁迅成了殖民主义者的帮凶。而刘禾对《阿Q 正传》的解读，得出的竟是这样的结论：“斯密思讨论的面子问题是鲁迅与阿Q 所共同关心的。”《阿Q 正传》的价值与意义居然缩减至“中国人爱面子的描述”，鲁迅所特有的丰富的中国经验被消解了。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的确受到亚瑟·史密思《中国人气质》的启示，但从史实来看，其批判动机更多的是来自他所经历过的积累下来的深厚的中国经验，包括他所推崇的严复译著《天演论》，他的业师章太炎的观点等，都起到了激发的作用。

像严复在《天演论》“论十四矫性”的“案语”中论及中国国民性之退化问题时说：中国原初之民虽然在人伦、治理方面有所不足，但民众之个性却是英武刚强；不像今天这样狡诈懒惰、贪生怕死，无耻地追求私利，在外敌跟前怯弱如猪羊，如此之国民，令人寒心。而章太炎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更为激烈，他是鲁迅在日本时的业师。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提及他的《俱分进化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但是，“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此亦可为反比例也”。中国在宋代之后，不但“善”退化，连“恶”也退化了，i甚至连朝中之奸雄、乡野之大盗、邪执之士人、顽嚣之官员，虽为恶类却具雄奇之气者，居然都成稀缺，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啊！

再加上鲁迅对中国晚清至民初社会民众的透彻观察、切身体验，像狂人的大哥、华老栓、红眼睛阿义、赵七爷、豆腐西施杨二嫂、阿Q、祥林嫂、四铭、高老夫子、七大人……这一连串的人物形象活现在目前，成形于笔下，他的“国民性批判”观念之源岂能仅限于亚瑟·史密思的《中国人气质》一书？因此，以预设命题为前提，采用先验演绎为逻辑原则的唯理主义文学研究方法，是该到反思的时候了。

其实，早在1936 年7 月，即鲁迅逝世前的三个月，他就慨叹过：“《阿Q 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j 时空距离愈久远，此间的“隔膜”势必愈加深。鲁迅创作《阿Q 正传》的引爆点到底是什么呢？这是应追溯的重点。因为只有对一个作家的创作动机了解清楚之后，展开再阐释的基础才可能相对牢靠。

先回到鲁迅《阿Ｑ正传》的文本上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不知从何时起，成了鲁迅对阿Q 的审美态度，即创作主体对其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好恶、价值取舍的定评。那么，这一“定评”，符合历史真实吗？鲁迅对阿Q，“哀其不幸”是符合原意的，但“怒其不争”则值得商榷了。我得出新的判断是，鲁迅对阿Q 是“惧怕其争”！

该语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五节。鲁迅肯定摩罗诗人拜伦：“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k 酷爱自由、侠义肝胆的拜伦支援希腊民众起义，他见到奴隶、“愚庸”，由衷悲引发“哀其不幸”；疾视顿生“怒其不争”。这类人，即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所描写的，是那些关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熟睡、昏睡，行将闷死的人们；或者类似那些以麻木、冷漠的神情围观将被日军砍头的中国人的中国“看客”。也就是指那些毫无自由精神、毫无反抗意志，愚昧昏庸、浑浑噩噩的人。

如若以此状来审视阿Q 并不适合，此间有所错位。因为阿Q 的骨子里像是很有点不安分的东西，它驱使阿Q 不甘于平庸，内心时时躁动着。

其一，想与赵太爷比辈分，争高低。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阿Q 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也姓赵，还比秀才长三辈，结果被打了个耳光，“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其二，阿Q 很自尊，自认“见识高”。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他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连城里人也鄙薄，他们居然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像未庄那样把葱切得半寸长，而是切得细细的，可笑，错的。

其三，阿Q 有精神胜利法，“常处优胜”。被人打了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得胜地走了。打架输了，被拉去碰了五六个响头，他也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四，阿Q 敢展露性意识。在有着森严的“男女之大防”的未庄，他公开表露出性生理的需求。他在捏了小尼姑的面颊，飘飘然之后，公然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

其五，为了生计敢于铤而走险。在被迫离开未庄上城之后，阿Q 竟然进入偷盗之伍，虽然只是个在墙外接东西的小角色。

其六，“神往”革命，想投革命党。他看到举人老爷那批未庄“鸟男女”听到革命消息时慌张的神情，便得意地喊道：“造反了！造反了！”而后向假洋鬼子表示要投革命党，却以“洋先生不准他革命”而告终。

其七，潜意识中，仍有一丝豪气留存。在被押解去法场游街示众时，阿Q 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居然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来。显然，如此不肯安分、不甘平庸的阿Q，与拜伦所面对的那一类驯服、麻木的奴隶，即“愚庸”“庸众”有所不同。

显然，阿Q 不同于买热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愚昧的华老栓，也不同于《示众》中那无聊冷漠的“看客”（尽管他也曾当过看客，但他在看后毕竟还受到了被处极刑者那“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情的感染）；当然，阿Q 更不是夏瑜式的革命者，胸有壮志的精英与他无涉。因此，阿Q 与那些庸众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不是“不争”，而是初步萌生了朦朦胧胧的“自发”形态的、“独特”的抗争。

他就像鲁迅笔下的那只蝙蝠：“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l 阿Q 生性不安分，被逐出未庄；为了生计，他成了盗贼的手下小角色；革命来了，他想参加，却被假洋鬼子赶走，不准革命；赵家被抢案与他无关，却糊里糊涂被“团圆”了。他既不容于一般庸众群体，也被排斥于 “将辫子盘在顶上”投机“革命”的团伙，更不会为夏瑜那些坚贞的革命志士所接纳。对于任何一方，阿Q 都是异类，他是庸众中的异类，一个越界的庸众。

阿Q 形象原型的追溯

那么，阿Q 的身份原型到底是什么呢？某一论题若历经百年争论，仍未取得学界比较接近、相对认同的看法的话，那剩下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让作者自身出来解说。对于《阿Q 正传》，即要采用“以鲁解鲁，以鲁证鲁”的研究方法，从鲁迅自身的文字中，寻找与阿Q 形象原型相关的信息。因为鲁迅有他的精神密码，这密码就藏在他的全集中，有待我们去破译，而经验归纳的逻辑方法，则是追寻这一相对可靠判断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