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志在鲁迅学史上“立名”的著作

关键词：俞兆平 鲁迅研究 哲学视角 价值和启示

俞兆平先生的《鲁迅哲学思想探源》202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厚重之书是他近年来思考鲁迅、研究鲁迅成果的结晶。作者在“自序”中说，该著书名为《哲学的鲁迅》，但并非去论证鲁迅是一位哲学家，而主要是从哲学的视角去观照审视鲁迅，“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追溯鲁迅思想与外部世界哲学思潮之间的关联。该著的学术价值和个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超越世俗功利性的学术研究和志在鲁迅学史“立名”的学术勇气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最多，有人把研究鲁迅称为“吃鲁迅饭”，大概是指依靠鲁迅研究获得生存的机会和世俗的利益，这本也无可厚非，学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们首先要“吃饭”，对于中国的学者，特别是广大清贫的“青椒”群体来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我们不必抡起道德大棒，要求人人都当陈寅恪、王国维。但俞兆平的鲁迅研究却超越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层次，正如他在“后记”中说：“有批评者曾调侃说，在中国，鲁迅至少养活万人生计。而我在需要鲁迅养活的时候，未曾傍上他；在不需要他养活我的时候，却开始皈依他。或许走过这一思想历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止我一人吧。”俞兆平对鲁迅“暗生情愫”之际，已在他“功成名就”的荣退之后，世俗的一切东西早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他再也不需要通过鲁迅研究来获取世俗利益，然而这个时候他却选择皈依鲁迅。按照常理，古稀之年，本应该游山玩水，修身养性，或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可是他却一头扎进浩瀚的“鲁海”，这源自一种什么样的动力？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我想，俞兆平的鲁迅研究大概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脱离了“俗谛之桎梏”，其兴趣和目的在于从鲁迅研究中探求真理、发扬真理，从而获得“思想自由”的快乐。

当然，如果说俞兆平完全超越世俗功利，也许有人不同意。因为他在该著“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古人云：‘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这辈子，‘忘名’的境界是达不到了，退求其次，‘立名’而已，仅愿名实相副，心理安宁。”他还不忘“立名”，这里的“立名”，可以理解为他希望在鲁迅学史上留下痕迹的“立名”，他还未能如“上士”那样、如庄子那样彻底地“忘名”；但即使这样，俞兆平所自诩的“中士立名”的姿态也是值得尊敬的，因为在当下这个鱼龙混杂的学术界，充斥着太多“窃名”的“下士”。

俞兆平要在鲁迅学史上“立名”的愿望体现了他的学术勇气。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原”，经过百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完备，鲁迅研究内部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挖掘一空，面临着无处阐释以及亟待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困境，正如他在“自序”中提到张梦阳的那句著名的判断：“中国的鲁迅研究成果99% 都是重复前人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c 张梦阳的判断也许不一定是精准的统计，但鲁迅研究中大面积存在的过度阐释、重复研究现象却是板上钉钉之事。

在这种研究背景下，鲁迅研究要想在前人基础上取得任何一点创新性进展，都是极为困难的。而俞兆平却知难而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正如他说：“因为从事文学研究40 余年的我，有一信条严守至今，这就是‘不求第一，但求唯一’。遵从鲁迅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避免重复他人见解，若无新意，则不轻作。我一贯认为，文学研究就是要拿出新的判断，拓出新的界域，如此，方有学术生命力；否则，嚼食他人咬过的馍，沿袭他人的观点，除了使自身蒙羞之外，于学术推进有何补益？”d 俞兆平的话绝非自我标榜的狂妄之语，而是一种清醒的自知和自信，是建立在充分把握前人研究成果和准确估价自身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自信。他的著作都是榨尽水分的“干货”，没有一件是“注水货”。著作由五个专题组成，几乎每个专题都有创新，都说出了前人没有说出的话。他在“自序”中说：“现把拙著呈上学界，自信在鲁迅与严复译著、鲁迅与卢梭哲学、鲁迅与尼采‘强力意志’之力、鲁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鲁迅与《阿Q 正传》这些方面的研究上，有着自己的悟解与思想。……上述六点或可视之为本书的亮点，是货真价实，创新推进，还是‘忽悠’‘卖拐’，再度‘重复研究’，期盼同行们明眼审察，我亦诚心接受评判。如此，或可为现今的国内外的鲁迅研究增进一些生机与活力。”笔者通过了解有关鲁迅学史的相关著作，发现俞著中所提出的论点确实没有“重复阐释”，确实都“货真价实”。他开的是诚实无欺的“店”，不存在“忽悠”“卖拐”等欺骗“消费者”的现象，这是我作为一个“顾客”的感受，也期待鲁迅研究的同行专家来“检验”。

“跨界”身份、“思想史修行”背景与鲁迅研究的“学术生长点”的发现

韩石山有一篇文章叫《鲁研界里无高手》，对于鲁迅研究的学者群体充满偏见，因此不是一篇具有学理性的文章，但是该文提出了一个名词概念“鲁研界”（即鲁迅研究界的简称），却似乎是客观存在的。e 无独有偶，郜元宝也曾经提到“鲁研界”一说：“‘鲁研’而有‘界’，暗示着鲁迅研究作为一门俨然的学术是有其必须严守的边界的，界内学术活动才算正宗鲁迅研究，溢出界外就不正宗了。”f 如果这个“鲁研界”确实存在的话，俞兆平大概不属于“界内人”，而属于“界外人”，俞兆平是文艺学出身，早年的学术著述多集中于现代文论，著有《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思潮新论》等，只是近年来才“客串”到鲁迅研究领域。他在“后记”中说道：“不安分守己的我，因研究现代文论及思潮也曾涉及鲁迅，确已‘越界’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此后，则时断时续，于鲁迅研究界只能算是‘票友’而已。”

“界外人”身份表面上看是一种不足，但在实际上也可能成为一种优势。由“鲁研界”而形成的学术圈子很显然具有自我封闭性，妨碍与“界外”的对话和交流；且“界内人”的知识结构往往比较单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身，缺乏多学科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因此也造成他们鲁迅研究视角的单一以及整体研究局面上的沉闷。而“界外人”的闯入恰恰可以打破这种沉闷状态，为鲁迅研究带来活力与生机。再者，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是一个犹如多棱镜一样复杂的综合体，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观照和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界外人”偶然闯入“鲁研界”而生产的成果，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新收获，如具有哲学背景的王乾坤建构了“鲁迅的生命哲学”理论体系，具有政治学背景的钟诚提出了“政治鲁迅”概念，具有博物学背景的涂昕描画了一个“博物学鲁迅”形象……g 都给鲁迅研究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界”研究者确实具有传统“鲁研界”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

对于俞兆平来说，“跨界”特征则表现为他深厚的文艺学背景，特别是其扎实的西方文艺理论与哲学的素养，也就是夏中义指出的他在解读《阿Q 正传》时所表现出的“偏执”的“思想史修行”特征h。夏中义对此持批评的态度，然而，就俞兆平从事鲁迅思想研究而言，“思想史修行”的知识背景又何尝不是一种先天优势？著作的第一辑到第四辑，分别论及鲁迅与严复、鲁迅与卢梭、鲁迅与尼采、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我们显然看到“思想史修行”背景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具体内容来看，作者对这些西方大哲等的著作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观点的学术见解。例如在《鲁迅“执中”之道与严复译著》一文中，作者提出，鲁迅在研读严复译著、接受西学的过程中，曾提出过“执中”之道，并融合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儿的“演绎法”，以“执中”之道作为其学理意识与逻辑判断之基础，这一观念在他1907—1908 年间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中就有较为明显的展现。这就打破了我们对鲁迅的一般印象，即鲁迅是偏激的，反执中和中庸之道的，而这一见解是前人研究成果中所没有见到的，可见俞兆平在严复译著那里找到了鲁迅思想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同样在严复译著中找到“生长点”的还有《〈狂人日记〉写作动机与〈群己权界论〉》一文，如果没有对严复翻译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所著的《群己权界论》内容的了然于胸，就无法勘探出《狂人日记》的写作动机竟然来源于《群己权界论》。另外，俞兆平也在卢梭那里发现了鲁迅研究的“生长点”，他指出，国内外对鲁迅早期思想研究的疏漏是止于尼采，不再推进至卢梭。卢梭对于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尼采。因此，他主张鲁迅研究需要从尼采推向卢梭，认为鲁迅对卢梭既有接纳也有摒弃：“鲁迅的‘掊物质而张灵明’，是跟随卢梭对唯物质主义、唯科学主义的批判；而‘任个人而排众数’，则是借助尼采‘超人’观念对卢梭‘公意’说的质疑，对‘借众以凌寡’的庸众式民主政治的调整。”i 俞兆平对于卢梭之于鲁迅重要性的发现，揭示出鲁迅研究中被遮蔽的盲区，冲破陈见，提出新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总之，如果没有对西方大哲等著作在融会贯通地吸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深厚学养和背景，这些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发现是难以想象的。

以上谈及俞兆平“跨界”的“思想史修行”背景对于其鲁迅思想研究的优势，再看看其对于鲁迅作品的研究，这也是夏中义批评的靶子。夏中义认为，俞兆平“偏执”的“思想史修行”背景，造成他由思想而介入作品的研究方法，“类似搜集证据式的现场侦探，为了更快更深地抵达‘理解’终点，却仓促、粗疏地掠过了‘感知’‘想象’‘情感’诸驿站”，“酷似X 光辐射，其穿透力太强，结果荧屏所显示的，只剩脏器、骨骼与血脉，至于日常迷人的形体曲线和肌肤芳泽皆消失于无形”。！0 由此认为俞兆平只从阿Q读出“思想家言”而未从阿Q 读出“小说家言”，失之偏颇。笔者认为，虽然俞兆平对基于“思想史修行”的思想分析确实有所偏嗜，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审美分析能力的欠缺，且不说本书第15 章《论阿Q 的辫子》一文对阿Q 形象艺术分析的精准，就是他近期发表的两篇有关解读沈从文《边城》和《湘行散记》的论文，其审美分析的独到、文本细读的功夫也令人击节赞赏。！1 就小说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思想的小说”， 一种是“无思想的小说”，后者以形象塑造、情感表达等见长，前者则在形象、情感等的基础上，又有别样的形而上思想寄托或哲学意蕴，而具有“思想史修行”背景的学者，在解读“有思想的小说”方面会更具有先天优势，其精准敏锐宛如夏中义所谓的“穿透力太强”的“X 光”。如果把作品的深层次思想和哲学意蕴比喻为隐藏在“脏器”内部的微小“病灶”，那么，这种“X 光”就可以穿透“迷人的形体曲线和肌肤芳泽”等表层障碍，而直抵“病灶”，从而能精确地发现隐于小说深层不易被感知的思想和哲学意蕴。而不具备这种“X 光”性能的，在探测作品深层思想与意蕴方面则如隔雾观花，不得要领。质言之，“X 光”特征是一个优秀批评家所必须具备的深刻、精准、敏锐、犀利等综合素质的体现。

建立在鲁迅学史基础上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该著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具有建立在鲁迅学史基础上的“问题意识”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创新意识”。“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的进步，在于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问题预示着创新的契机。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就启示了新的思路，发现了新的对象。而为了解决新问题，就会尝试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理论范畴或阐释框架。”！2 “问题的缺失必然导致学术的研究流于过多地描述而走向浮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学术成果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显得不很和谐的是，‘问题意识’的缺失已引起学术界的严重忧虑，许多学者疾呼要强化‘问题意识’。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们有很多著作，但没有很多问题。”！3 因此，“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产生学术价值的前提之一，因为只有“问题意识”才能诱发研究者产生探究问题的学术兴趣和动力，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俞兆平就有这种自觉的“问题意识”，正如他说：“我在写作中尽量突出问题意识……以提出问题为定位，解答问题而展开，力求做到以点带面，避免全方位布局的面面俱到，这是本书的撰写策略。”！4“用自己的腿，走自己的路，在别人没有发现问题的地方去发现问题，这一信条仍崇奉至今。收录于书中的15 篇章，均以‘问题意识’为起点，以史料为实证而展开论说。”！5 但是，就鲁迅研究而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非一件一蹴而就的容易事。因为鲁迅研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发现问题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已有研究成果熟悉把握的基础上，或深化，或对话，或辩驳，然后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见，不然很容易就沦为炒别人冷饭的“重复阐释”。俞兆平正是具有这个清醒的意识，因为他明白，作为一个“跨界”的鲁迅研究学者，他的每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与发表，都可能有很多“界内”的鲁迅研究专家在“虎视眈眈”地盯着，稍有闪失和不周，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他的这本著作其实就是和“鲁研界”进行对话的，潜在的读者就是“鲁研界”的广大学者。因此，他虽然进行着“大胆的假设”，但同时也进行着“小心的求证”，“知此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在通晓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他才有提出问题、对话辩驳、另起炉灶的底气和勇气。例如，他在阅读《阿Q 正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问题意识”，即鲁迅对于阿Q 的态度是“怒其不争”吗？在《〈阿Q 正传〉新论——越界的庸众与阿Q 的悲剧》一文中，俞兆平对这一沿袭至今的“定评”进行质疑，指出鲁迅对阿Q 并非传统的“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在提出这个观点之前，他在文中回顾了《阿Q 正传》研究史，虽然只扼要列举了“阿Q 学史”上一些代表性观点，如周作人、茅盾、苏雪林、周立波、陈涌、何其芳、林兴宅、吕俊华、汪晖等人的观点，但显然作者对整部“阿Q 学史”是熟稔于心的。在《阿Q 形象原型新的定位》一文中，也概要地介绍了阿Q 形象的阐释史，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是阿Q 形象的原型。笔者通过翻阅学术界有关“阿Q 学史”的著作，发现确实无人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解读阿Q，可谓是真正的“新论”。其他如《〈狂人日记〉写作动机与〈群己权界论〉》一文，也对《狂人日记》的研究史进行了有重点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