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学术原创的俞兆平教授

俞兆平先生在《哲学的鲁迅》一书“前言”中曾写道：“从事文学研究40 余年的我，有一信条严守至今，这就是‘不求第一，但求唯一’。”偏重于精神界域的人文学科研究难免会出现重复性，能设下如此严格的规则，是有点苛求自身，但从中也透露出俞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对原创性追求的诚笃。

一

对于人文学科的拓展，俞先生的观念属于稳健的那一脉。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每推进那么一小步，都极为艰难，所以才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之典，才有“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之说，因此，他对于那种一年能出几本书的“捷才”，多显困惑之状。在文学观念上，他重视文学这一学科独立自存的文学性与诗性，注重文本的第一性存在；在文学研究中，他强调文学史的原态史实的实证和历史语境的纳入。他常教诲弟子们，不能忘记文学的独特个性，即使是在“文化研究”泛滥的今天，也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要沉下心来，爬梳书海，搜集资料，厚积而薄发；他对弟子们是如此身传言教，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他一贯主张：“文学研究就是要拿出新的判断，拓出新的界域，如此，方有学术生命力；否则，嚼食他人咬过的馍，沿袭他人的观点，除了使自身蒙羞之外，于学术推进有何补益？”这话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至诚，方正耿介。观其学术生涯，没有矜才使气，去构建什么庞大的体系；或是跟随时尚，在自己也没弄明白的新概念旋涡中扑腾，而是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命题地走来。他常在他人司空见惯、几成定论的命题中瞧出缺漏，或深度开掘，或拓出新径，做出新的、原创性的论析与判断，故每隔一段时间，总能在学界激起一些波澜。

在高校工作，授课讲学是常态，但科研亦是另一要务，因著书立说是高校教师展现自身学识、涵养与才华之途径，也是体现自我生命价值意义之所在。多年来，俞先生以他那致力于学术原创的学风，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新诗美学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

俞先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的发表与出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产生了较好的反响。早期的专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同行的重视与好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都发表评论文章，评介它的首创性与拓展性，曾获“全国首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一名）。孙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9 年第6 期发表的《闻一多研究的新拓展》一文，评曰：“海内外学者以往对闻一多的研究，大多偏向于其生平、政治思想或诗作评鉴，如梁实秋的《谈闻一多》、王康的《闻一多传》、苏联学者苏霍鲁科夫的《闻一多的生平和创作》……但像俞兆平的新著《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这样，系统地、全面地对闻一多的美学、文艺学思想进行研究，尚属首次。该书从美学思想历程、诗歌美学思想、审美教育、艺术美丑、艺术起源等不同侧面，清晰地勾勒出闻一多美学思想的概貌。其学术价值不仅表现为对闻一多美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和分层梳理，而且将这一研究领域推进到了更高的层次。”

俞先生说：“此书虽留有意识形态转型初期青涩、粗糙的痕迹，但已属不易。因当时出版界出书要求相当严格，说是苛刻也不过分，纯粹是以学术质量硬碰硬地审核，根本没有现今科研经费或私人出资一说。当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能接纳《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一书，出版后还发给稿费，现在想起都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这也客观地说明了该书所具有的相应学术价值。

1991 年专著《诗美解悟》出版，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在《诗，作为思的对象——读俞兆平的〈诗美解悟〉》中评述道：“俞兆平曾经是一个诗人，这一回他却毅然选择了后一种诗论。他在自述中承认，诗论的基本概念所形成的歧义、含混促使他做出了这种选择。当然，德国古典美学的修养与闻一多、钱锺书著作的熏陶同时为他的选择提供了学识上的条件。……《诗美解悟》的许多章节的确体现出了这种自我鞭策。或者概念考辨，或者理论溯源，或者纵深思辨，这使《诗美解悟》中的许多论述显得扎实、严谨、清晰。”a 由于在新诗美学理论的概念界定，如意象、语言、抒情性、纯诗、象征、抽象、凝聚力、审美直觉等方面有所突破，著者被选入由上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组织编纂的《诗学大辞典》中“当代诗论家之列”。

二

进入21 世纪以来，俞兆平先生以其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之原创性，冲击了国内文艺理论体系中一些几成定论的旧说，对其做出了调整与完善。创新之处，摘要概述如下：

一、从现代性视角，重新辨析、界定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的内涵要质。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俞先生比较重视文学思潮。他在国内学术会议上曾多次提出一个观点：重写文学史，首先必须重写文学思潮史。因为由作家群体的“社会心理”和美学倾向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融合而成的文学思潮，是文学史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有正确地描述文学思潮，才能正确地叙述和建构文学的历史。

但他发现国内现已流行的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文学思潮的论述方面还不够完善，有所欠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浪漫主义方面，把卢梭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混为一谈；二是在现实主义方面，忽略了形成文学写实主义内在的“科学主义”这一学理动因；三是在古典主义方面，一笔勾销了古典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存在。由此，他打破传统的理论预设，对中国现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三大思潮进行了回归历史语境、求证历史史料的研究工作，重新论析、界定其概念范畴、生成语境及思潮演变等，获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成果，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观点。

其一，西方浪漫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以科技理性为支柱的启蒙主义的反思，即“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但20 世纪初的中国崇奉科学主义的历史语境，客观地阻隔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原汁原味地为中国文学界所接纳；特别是1930 年后，俄苏的文学理论传入中国后，它的构成要素已经变异，成了情感、想象及理想这三元素的“中国化”混合。因此，20 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思潮主要有两大趋向：即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内涵侧重于对历史现代性的批判，即对人类文明及科技理性、工具理性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后者则把浪漫主义当成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的一种成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1930 年代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排斥、取代了美学的浪漫主义，在具体文艺实践中带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实质上，沈从文与郭沫若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界的不同命运。

其二，现实主义理论包含着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这一对矛盾。“写实”意味着遵循自然科学的认知原则，对客体对象精确、逼真地反映与复制；而“文学”却是一个虚构、想象性的人文世界，渗透着作家主体的精神意愿与价值取向，即作家对人生、世界的“理解”，而且还负载着对读者道德的教喻与训诫的功能。这一悖论式的两极趋向，在中国文学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进程中始终交错、纠合在一起。“五四”时期崇尚科学的历史语境，使科学精神成为强势话语，其客观实证、精确观察、真实还原、情感中立的认知原则，决定了写实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尊地位。中国文学界对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有着从早期的向科学认知原则倾斜的写实主义（真即是美），到中期的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交错的写实主义（不脱离现实的真善合体），再到后期的向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人文理解倾斜的写实主义（善即是真，善中之真方为美）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写实主义的概念始终处在动态的、不断的调整之中。

其三，学界诸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著，论及20 世纪20—30 年代文坛时，只有浪漫主义思潮与写实主义思潮的“双峰对峙”，只有以象征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思潮，唯独见不到古典主义思潮的踪影。如若卸去政治判断的预设，纳入现代性历史语境，从历史真实出发，学衡派与新月派于内在学理上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一思潮有着发端、演进、高潮的历史进程，有着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创作业绩。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现代性的“负值效应”持警觉、反思、批判、抗衡的态度，对历史现代性的偏执而导致人文精神失落及学术衰微的中国学界的现状提出了质疑与抗衡。他们偏重于人文精神的传承，偏重于艺术的自主性与审美自律性的设立，这些恰恰化解、平衡了历史现代性的负面因素，构成了推进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合力。

俞先生说，专著《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新论》中提出的这三大观点，是对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增补亦可，质疑也未尝不可。有另一种声音的发出总不是坏事，单调才意味着学术研究中生命活力的寂灭。值得一提的是，陈思和教授曾在《学术月刊》上对上述“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关系”的问题做出评价：“俞兆平教授的论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20 世纪20 年代的写实主义文学思潮中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内在启动力’，并且在‘科学认知与人文理解的对峙与交错中’论析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如何在接受中的变化与演进。作者引用了丰富的资料来论述科学主义与人文理解之间的消长过程和真善美因素的排列变化，这就超越了从思潮看思潮的就事论事，提升到文艺本体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一文学现象。”b 肯定了这一新的视角对开拓文学现实主义研究的作用。

二、首次把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为四种范式。

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大思潮内涵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俞先生进而深化了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化为四种主要范式：一是以早期鲁迅为代表的尼采式的哲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强力意志的角度激发悲剧性的抗争精神；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卢梭式的美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美的哲学角度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化状态的抗衡；三是以1930 年之后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式的政治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政治角度对无产阶级功利价值的追求；四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克罗齐式的心理学浪漫主义，它偏于从心理角度对表现性的创作本质的推崇。

这一崭新的观点结集为《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的专著出版，并缩写成同题论文，为《新华文摘》2011 年第9 期全文转载。

对此课题的研究，俞先生体会颇深。他指出，一项有价值的选题发现之后，就不要轻易放弃，若继续推进、深化，往往能拓展出一块新的天地，这种钻探式的思维要注意养成。像对浪漫主义相关资料做认真、全面的考察之后，就会发现在西方文化史上，浪漫主义是一个意义庞杂、内涵宽泛的跨学科概念，它涉及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美学等，学科界域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其定位也是最为繁复多样的。

从空间上看，由于当时各国历史状况并不相同，法国侧重政治革命，德国侧重思想革命，英国侧重产业革命，因此，各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就各呈异态。法国就有以卢梭为代表的抗衡人类文明异化的美学浪漫主义、以雨果为代表的反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文学浪漫主义；德国有以康德、谢林、施勒格尔、诺瓦利斯，以及而后以尼采等为代表的“浪漫哲学”或曰“诗化哲学”的浪漫主义；英国有以华兹华斯、格勒律治为代表的感伤的文学浪漫主义，有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激情的文学浪漫主义等。

从时间上看，浪漫主义思潮纵贯三个世纪，它的许多美学要素渗入当代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的思潮中去，构成血脉相连的关系，如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称之为“新浪漫主义”）在对人类文明的建构与解构、在对科技与人文分裂的批判等问题上，都显示出它和早期浪漫主义的亲缘属性。

在表现形态上，它更是千姿百态。撰写《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曾做过全面精要的概括：“浪漫运动是何意？乃感觉对理性之反叛，本能对理智之反叛，情感对判断之反叛，主体对客体之反叛，主观主义对客观性之反叛，个人对社会之反叛，想象对真实之反叛，传奇对历史之反叛，宗教对科学之反叛……简言之，19 世纪对18 世纪之反叛。”c 浪漫主义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展现出多重多样的表现形态。

内涵如此复杂多义、形态如此变动不居的浪漫主义，当它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中国，势必会和本土文化产生冲撞，并为本土文化所同化而产生变异，呈现出多样的状貌，凝定为多种范式。但中国学界关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却局限于现象性的、静态的、单一学科的描述，多是把它缩减到仅隶属于文艺的一种创作方法，并把思潮的整体性切割成若干特征的横断面。例如，今日高校文艺理论教科书对其一般是这样界定的：“它以强烈的主观态度、热情奔放的情感力量、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奇特神秘的艺术色彩，将理想型文学发展到极致。”理想、情感、幻想成了浪漫主义的三大要质，但这种概念界定仅是高尔基式政治学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