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集外文”辨伪

关键词：吴伯箫 集外文 真伪 剽窃 冒名之作

一

吴伯箫散文，在作者生前编集正式出版的有《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和《忘年》七个集子。其中《烟尘集》实际上是一部自选集，前后共出过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三个集子的选集另加一篇《记乱离》，第二个版本增补了《出发集》的选篇。1982 年出版的《忘年》集补入了20 世纪30 年代和40年代的旧作八篇。吴伯箫去世后，其后人与相关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除按出版先后为序收入上述散文集的全部作品外，又在每个集子后面追加“集外”作品，还收入了吴伯箫唯一一部译诗集《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将吴伯箫早年编订的第一部散文集《街头夜》重新做了集拢并收入了文集。

文集不是全集，即便是全集也未必没有遗漏，绝对的“全集”几乎是没有的。对照两卷本《吴伯箫文集》目录和作者生前所述，至少有一篇《山桃花》仍未收入文集。

在1978 年撰写的一篇自述中，吴伯箫谈到这篇《山桃花》：“……这前后写了《向海洋》《书》《忘我的境界》等几篇散文，也写了暴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后四篇集印时都不收入。”

原来不收入集子的原因是这些作品属于“暴露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但三四年之后，《忘年》集出版时，《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已赫然在焉，而独独没有《山桃花》，甚至到1993 年两卷本文集出版，连30 年代为《羽书》集漏收的《天冬草》都以“集外”形式收入了，而《山桃花》仍然缺失，原因何在呢？

对吴伯箫集外文的追索，最早就是由对这篇《山桃花》所抱的神秘感开始的。但直到21 世纪初年，才在北大图书馆找到延安《解放日报》影印本，搜索到该报署名“吴伯箫”“山屋”的创作和译文，其中有散文《山谷里的桃花》一篇，而并没有《山桃花》，根据其发表的时间背景以及与《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诸篇的关系，可以断定吴伯箫所说的《山桃花》就是这篇《山谷里的桃花》，时日久了作者记不准确也是正常的。

近年为了编撰吴伯箫年谱，在检索相关民国报刊文献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不少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既有散文，也有小说和学术性论文。但是，惊喜过后，经过一番仔细甄别、辨析，即发现这些作品、文章尽管均置于“吴伯箫”或“吴伯萧”名下，实际情况却是有真有假，而且假的居多。本文拟围绕这些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尝试进行甄别，以见出哪些是真品，哪些属于冒名之作。

二

兹将近年自民国时期旧报刊上搜罗到的署名“吴伯箫”“伯箫”“山屋”或“吴伯萧”的各类作品罗列出来并试做一番真假判断。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将“吴伯箫”与“吴伯萧”并称于此，缘于一个由来已久的错误，即“吴伯箫”本名在作品发表或出版过程中，常常被责任编辑误署为“吴伯萧”，特别是作为吴伯箫第一本得以正式出版的散文集《羽书》1941 年问世时，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恰恰就是“吴伯萧”。这么一来，一方面“吴伯萧”几乎就成了吴伯箫的另一个笔名，另一方面后来也就成为冒名者盗用的一个名号。在冒名者眼里，得之于《羽书》封面上的“吴伯萧”反而正是其要冒充的真作者。此种误会，当然会使人产生无可奈何之感，但既然要辨识真假吴伯箫，就理所当然需要将署名“吴伯萧”的篇目纳入。

已发现的1949 年前“集外文”篇目如下：

1.《说踽踽独行》，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青岛《青岛时报》副刊“明天”1934 年12 月18 日第11 版。

2.《牢骚语》，散文，署名伯箫，刊载于北平《鞭策周刊》杂志1934 年第1 卷第17 期。

3.《绿的青岛》，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济南《青年文化》杂志1936 年第3 卷第3 期。

4.《致萧乾》，书信，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作家行踪》专栏第438 期，1938 年11 月11 日。

5.《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通讯，署名吴伯箫、卞之琳，刊载于延安《文艺战线》杂志第1 卷第4 期，1939 年9 月16 日出版；此文另刊载于延安《文艺突击》杂志新1 卷第2 期，1939年6 月25 日出版，署名卞之琳、吴伯箫。

6.《展开战地的文艺工作》，通讯，署名吴伯箫、卞之琳，刊载于浙江温州《游击》1940 年第3 卷第4 期，第1—3 页。

7.《青菜贩子》，抗战故事，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延安《大众文艺》第1 卷第6 期，1940 年9 月15 日。

8.《山谷里的桃花》，散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延安《解放日报》副刊1942 年4 月27 日第四版。

9.《新型音乐的体认》，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济南《大风》杂志1942 年第17 期。

10.《伟大的子产》（上），教育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南京《教育建设》1942 年第1—2 期。《伟大的子产》（下），教育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南京《教育建设》1942 年第5 卷第3 期。

11.《关于我国票据法之商榷》，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中国经济评论》1942 年第6 卷第2 期。

12.《察哈尔农业调查》（附表格），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中国经济评论》1943 年第7 卷第1 期。

13.《漫谈华盛顿·欧文》，随笔，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小说月报》杂志1943 年11 月15 日，11 月号第38 期。

14.《顔李之学》，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经纶月刊》1943 年第4 卷第1—2 期，第133—136 页。

15.《齐城漫考》，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经纶月刊》1943 年第4 卷第1—2 期，第137—142 页。

16.《漫谈“大观园”》，论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万象》1943 年第3 卷第5 期。

17.《漫谈〈离婚〉》，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3 卷第7 期。

18.《热肠篇》，散文，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3 卷第9 期。

19.《漫谈史剧》，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万象》1944 年第4 卷第6 期。

20.《云南的下层》，报告文学，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1 期（创刊号）头条，1944 年1 月1 日出版。

21.《红嘴乌鸦》，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2 期（2—3 月号），1944 年3 月出版。

22.《疯》，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1 卷第3 期，1944 年5 月出版。

23.《狼狗》，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第2 卷第1 期（革新号），1945 年3 月出版。

24.《蝙蝠》，小说，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文潮副刊》1944 年第3 期。

25.《荒》，小说，署名吴伯萧，刊载于上海《风雨谈》第9期头条，1944年1月、2月合刊，春季特大号。

26.《下乡》，小说，目录署名吴伯箫，文内署名吴箫伯，刊载于上海《风雨谈》第16 期，1944 年12月、1945 年1 月合刊，小说狂大号。

27.《热肠语》，署名吴伯箫，刊载于北平《吾友》杂志1945 年第5 卷第9 期。

28.《新中国建设的第一步：社会的研究》，论文，署名吴伯箫，刊载于上海《前锋》杂志1945 年第1卷第1 期。

29.《赵尚志同志》，人物传记，其“传略”部分作者白和，“轶事”部分标明：李延禄讲，山屋整理，刊载于《东北文化》第1 卷第1 期（创刊号），1946年10 月10 日出版。

先后看到如此多的集外文，特别是还有那么多的小说、论文，的确有些莫名的兴奋感，所谓莫名，其实也就是某种潜意识的期待心理，即希望它们是真品。对一个已然基本完成的作家形象而言，突然增加出数十篇风貌不同于既往的作品来，意味着什么，当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经过最初的那种兴奋，当沉静下来仔细阅读这些时间跨度颇大、文体不一、发表地区也很不同的文本时，疑问就慢慢产生了。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1938 年的战时背景下，吴伯箫经过带学生流亡、遣散学生、只身投军的短暂过渡期之后，最终去了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那么，上述发表于战争期间的上海、北平、济南、南京等地报刊上的“吴伯箫”作品，会是身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的投稿吗？

其次，文体的差异。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所用文学体裁的疑问，虽说吴伯箫早期尝试过小说的写作，也试图将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融入散文写作中，但如发表于上海《文潮》和北平《风雨谈》上的诸多小说作品，其内容与吴伯箫侧重的题材差异甚大，两相比较就能感觉到绝非同一作者所写；二是文体风格方面的疑问，吴伯箫是有着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作家，其散文写作的个人风格很容易识别，而这些小说以及另外发表于《万象》《经纶月刊》上的学术性文章的写法，与吴伯箫那种鲜明的文体风格同样存在很大差异。

最后，上述发表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小说、论文，往往在文字末尾有一个“历下（或济南）讝顔斋”的落款，如果知道吴伯箫已经身在延安的事实，再看这个落款必会产生更大的怀疑，何况吴伯箫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与其品性毫不相符的书斋名。

故而，综合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角度检测这些不同体裁的“吴伯箫”名下的作品，基本的真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为什么最大的疑问是身在延安的吴伯箫不可能向沦陷区或国统区的报刊投稿呢？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个令吴伯箫深铭于心的不愉快回忆，即散文集《羽书》稿酬被冒名者冒领一事，这件事又会牵出另一些与冒名有关的事——不只吴伯箫散文在沦陷区遭到剽窃，还有公然冒充吴伯箫的人以吴伯箫的名义在沦陷区接待慕名而来的访问者。

本来《羽书》在上海出版时，人在延安的吴伯箫并不知情，更不可能收到来自上海文生社的样书与稿酬。但在1949 年7 月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负责出版《羽书》的巴金却告诉吴伯箫不但有稿酬，而且还应济南“吴伯箫”的要求寄了第二次。实则这位济南的“吴伯箫”是一位名叫吴丁夫或吴鼎甫的不知名文人，就是他在1942 年10 月因剽窃《羽书》集内《灯笼》一文发表于北平《吾友》杂志而遭到读者举报，也是他顶着“吴伯箫”之名在济南接受过一位叫张金寿的文人的访问，关于这两件事可参阅笔者相关文章b，此处不赘。

现在提这件事，则是因为在前述吴伯箫“佚文中”恰恰有多篇与这位济南冒名的“吴伯箫”有关，有些文章是剽窃加改头换面，有些文章是冒名之作。而判断的依据就是前面说的三条：或者文章出现在沦陷区、国统区的报刊上；或者存在较大的文体差异；或者于文末落款“历下（或济南）讝諺斋”。

依据这三条，笔者认为前述二十九种“佚文”为剽窃加改头换面和冒名之作的分别有第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 篇，29 篇中有20 篇属于伪作，只有9 篇才是吴伯箫本人或吴伯箫与他人合作的篇目。

三

20 篇伪作，情况多有不同。先说发表地区及其政治背景，总共有17 篇作品分别发表于上海七家杂志，其中《中国经济评论》上的两篇都是专业性很强的经济类论文，《小说月报》上1 篇介绍欧文·华盛顿的随笔，《经纶月刊》上2 篇文史类论文，《万象》上4 篇文史类论文，《文潮》和《文潮副刊》上共1篇报告文学、4 篇小说，《风雨谈》上2 篇小说，《前锋》上1 篇社会政治论文。另外3 篇作品分别为论文、小说、散文，也分别发表于济南、南京、北平的刊物上。而20 篇作品的发表时间均在1942—1945 年间，其中1943、1944 年最集中，1943 年5 篇，1944 年9篇，而这几年吴伯箫并没有离开延安一步。更重要的是，从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特别是经历了1943 年边区教育厅“审干”、西安国民党“追悼”活人事件之后，吴伯箫不只在思想认识和写作倾向上有了根本性改变，个人精神也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在如此严酷的背景下，吴伯箫怎么可能会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向上海、南京、济南、北平的杂志投稿呢？在吴伯箫晚年，当谈及1943 年《羽书》中的作品在沦陷区被人剽窃的事情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c 看来，《羽书》被剽窃的事吴伯箫是后来才知道的，至于上海、南京、济南的刊物上这些冒用他的名字发表的文章他是否知道，吴伯箫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