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研交辉著作等身

赵伯陶先生生于1948 年，1982 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华书局、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计任图书编辑十六年，学术期刊编辑十五年。在编辑之余及退休之后，沉潜于中国古代文学（集中于明清诗文与小说）及民俗文化研究，先后出版有学术专著及论文集《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中国文学编年史·明末清初卷》《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十二生肖面面观》《义理与考据》《〈聊斋志异〉新证》《远岫集——赵伯陶文史论丛》等十一部，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古夫于亭杂录》《宋词精选》《袁伯修小品》《明文选》《归有光文选》《王士禛诗选》《张惠言暨常州派词传》《袁宏道集》《七史选举志校注》《新译明诗三百首》《〈聊斋志异〉详注新评》《〈三国志〉选注译》《徐霞客游记》（选注）等十七部，在《文学遗产》《清华大学学报》《蒲松龄研究》等学术期刊、报纸发表有《偷句、偷意与借境》《〈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书写》《心理与病理：〈聊斋志异〉别解》等论文、书评、序跋等一百八十余篇，包括即将问世的古籍整理等书籍，其总字数已经将近两千万字。这些著作填补了不少学术空白，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开拓。不难看出，在当代的学者型编辑中，伯陶先生是相当突出的一位。

曲折问学路

伯陶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语文教师，母亲在该校医务室工作。1955 年七岁时入读私立培元小学（次年转为公立，改称王府井大街小学）；小学四年级时因搬家，转学至八道湾小学；五年级时又因搬家，转学至赵登禹路小学。从赵登禹路小学毕业后，考入位于按院胡同的男八中，一直读到初中毕业。

从小学到初中，伯陶先生所受到的都是正规、良好的教育。培元小学校风严整，老师敬业乐群，男八中在当时的北京是仅次于男四中的名校，当时的好些人和事都给伯陶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读男八中时，一次西城区多校联合举办查字典比赛，要求用一节课（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查出一百个难读的字，并标出汉语拼音或注音字母，伯陶先生只用二十二分钟即查完交卷，拔得头筹，得到语文老师们的啧啧称赞。

然而，到1964 年中考时，虽然每个考生可以填报多达十八个志愿（高中、中专、技校各六个志愿），但由于受父辈事情的影响，伯陶先生竟成为全班三个落榜生之一。于是，他响应当时“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号召，服从分配来到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机械队做学徒工，开混凝土搅拌机，又曾到机修车间做机械修理工作，一干就是十四年。

在当机械工人期间，伯陶先生在工余努力自学机械制图、电工学、钳工技术、金属热处理、液压技术等知识和技术，目的是想在需要时能派上用场。一次，北京建工局组团到建筑工地检查机械，兼考察工人的专业知识，一般专业问题伯陶先生均能问一答十，后竟被问起齿轮模数、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的区别等更为专业的问题，结果均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伯陶先生还随身携带着当时还能寻觅到的王力先生所编的《古代汉语》四册、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以及言文对照《古文观止》等书，作为工余读物。《演员的自我修养》《和声对位》《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等在书荒年代凡能找到的书，他也都读得津津有味。同工棚的师傅有一本家传的《辞海》，平时放在通铺上供大家翻阅，伯陶先生是其中主要的“看客”。如此坚持学习，为伯陶先生增加了知识积累，也为在机会来临时考进大学打下了基础。

1977 年恢复全国高考，因自己并非“老三届”，伯陶先生开始并未动心。半年后，大学准备再次招生，周围人怂恿伯陶先生以同等学力报考，伯陶先生心动，报考之，结果以四百多分（五门课满分五百）的成绩，在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启了人生的新历程。

由于未经历过高中三年的系统学习，年龄又偏大，大学四年的学习不免感到吃力。但由于有幸亲炙众多名师的教诲，伯陶先生得以实现专业上的飞跃。当时担任过古典文学课程教学的有费振刚、褚斌杰、倪其心、沈天佑、周强等先生，开设过古代文学及相关学科选修课的有林庚、袁行霈、吴小如、季镇淮、马振方、陈铁民、赵齐平、周祖谟、金开诚、张少康、侯忠义、冯钟芸、王力等先生，开设过讲座的有阴法鲁、裘锡圭、严绍璗、向仍旦、许树安以及外系、外单位的邓广铭、刘乃和、史树青、叶嘉莹等先生。此外伯陶先生还旁听过蒋绍愚先生的古代汉语课程。这个教师团队可谓名师荟萃，阵容强大。讲课内容除中国古代文学外，还涉及古代文献、古籍整理、古代文化、地理、婚姻、中日学术交流、古代科举制度、古代职官、出土文物、历史纪年法、敦煌石窟、西域交通等众多方面，极大地夯实了伯陶先生的专业基础，开拓了伯陶先生的学术视野，同时也使伯陶先生了解了学术研究的门径。北大图书馆有关中文工具书检索的书籍，伯陶先生在课余几乎都浏览过，后来写毕业论文研究中唐诗人李益，搜集有关资料颇能得心应手，还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柏林寺分馆发现了尚未引起学界关注的李益诗集的不经见版本。经倪其心先生指导，写成了《李益及其边塞诗略论》，后来发表于《文学遗产》。

编学相济

1982 年从北大毕业后，伯陶先生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在文学编辑室任编辑。根据需要，伯陶先生被安排做明清文学部分的编辑，从此伯陶先生将明清文学确定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伯陶先生担任了孔凡礼先生编年辑校的《增订湖山类稿》等书的责任编辑。《增订湖山类稿》是南宋末爱国诗人汪元量的诗词集，孔凡礼先生从明抄本《诗渊》与传本《永乐大典》中辑出汪元量诗词达一百二十余首，这使《增订湖山类稿》成为收辑汪元量作品最为完备、精善的别集。为校勘原稿抄写的一些讹误，伯陶先生曾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查阅《诗渊》，有皇皇二十五册之多，其字迹虽工整，但密密麻麻连成一片甚不易读，伯陶先生为此花费了不少心力。

1988 年末，伯陶先生调入文化艺术出版社。伯陶先生担任了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等书的责任编辑。《叙录》共八十卷，近二百万言，著录清代诗人二千五百余家。始撰于20 世纪50 年代中，历时三十余年，筚路蓝缕，辑佚钩玄，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甚见功力。但未及蒇事，作者忽染沉疴，弥留之际将《叙录》出版之事托付与伯陶先生。该书尚存在体例参差、人名书名乃至人物生卒年或有错讹等问题，伯陶先生花了大量时间予以修正，但限于条件限制，加之当时出版社经济压力空前，为避免最后出版之事落空，只得抢占时机付梓印行，留下不少遗憾。好在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修订重版此书，伯陶先生被聘担当重任，审阅校样，校改、增补共万余处（包括新产生的诸多衍夺讹误），终使该书成为一部经得起考验的宏著。

1998 年，经中国艺术研究院调整，伯陶先生又调至《文艺研究》杂志社，转型成为学术杂志的编辑。2008 年到点退休后，又被返聘五年，至2013 年初方彻底告别编辑工作。在《文艺研究》期间，伯陶先生处理、编发了大量学术论文，还曾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之邀，成为《季羡林全集》编辑委员会六位社外特邀编辑之一，仔细拜读了季先生的大部分著述，并履行编辑职责，处理了文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得到了“走近大师”的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了大师，后写了书评《走近大师——写在〈季羡林全集〉出版之后》，在对这位当代学术大师的诸多造诣表达钦慕之余，也指出坊间将季先生称为“国学大师”是一种“错位”，认为“误读一位学者绝不是一种尊重，这或许也是季先生力辞这顶‘桂冠’的原因”。

在长达三十一年的编辑生涯中，为把好文稿的最后一道关，伯陶先生表现出了高度的职业操守和素养。伯陶先生认为，作者的文稿百密一疏，在所难免。编辑对于文稿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利或义务，但补苴罅漏、精益求精却是十分必要的。要当好一名合格的编辑，就不能迷信作者，即使作者头上可能罩有诸多耀人眼目的光环。比如，文通字顺是对论文写作的起码要求，然而不少作者竟难达标，甚至包括有的教授乃至“博导”。文字不通者还往往缺乏自知，自我感觉良好。此外，文献功底不足也是一大问题，许多文章经不起文献的核查，辗转相引者姑且不论，即使出自元典的引文，不是篇名讹误，就是断章取义，甚至郢书燕说，完全是一副“六经注我”的做派。遇到这类问题，伯陶先生都要字斟句酌，加以修改，或与作者坦诚交换意见，敦促其加以修改。伯陶先生主张编辑要有吹毛求疵的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既对作者负责更对学术负责的精神。

要能及时、准确地发现和处理文稿中的问题，责任心固然重要，但没有水平和眼光也是不行的。伯陶先生为此对自己提出了“编学相济”的要求，即应在工作中加强自我的学习和提升，使之与编辑工作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为此伯陶先生还具体指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途径。

一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杂家。伯陶先生固然是赞成学有专攻的，但由于编辑工作的特殊性，须有广阔的知识面，因此他也希望编辑成为一个杂家。方方面面的知识编辑未必需要精通，却一定要概念清楚，明其荦荦大者，这样才能在必要时加工处理好来稿。伯陶先生认为，他早年博览群书，对他做好编辑工作是大有裨益的。做编辑工作后，他更有意识地朝这个方面努力，取得了卓异的成绩。

二是向老编辑学习，努力成为一个学者型的编辑。伯陶先生认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些老编辑，在编学相济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们职司编辑却学有专长，甚至可与大多数著名学者相媲美。伯陶先生表示，中华书局周振甫、傅璇琮、程毅中等众多编辑的学者化，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

三是利用编辑工作有与众多学者密切接触的便利条件，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转益多师。孔凡礼先生编年辑校《增订湖山类稿》时所运用的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方法，对伯陶先生走上编学相济的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启迪、推动作用。著名长江学者、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是伯陶先生在《文艺研究》做编辑时的作者，同时，伯陶先生又成为陈文新教授所主编的某些丛书的作者。彼此倾诚交往，相互促进和成就，成为桩桩学坛佳话。

四是通过科研达到编学相济的目的。伯陶先生刚到中华书局时，受到异常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开始在完成编辑的本职工作之余辛勤耕耘，不久在《文学遗产》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清代初期至中期诗论刍议》。此后发表的论文逐渐增多。发表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7 年第2 期的《〈四溟诗话〉考补》一文，披露了不见于全集本的谢榛所撰《〈四溟诗话〉自序》及不见于通行本的《四溟诗话》的诗话若干则，这是从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清顺治间陈允衡所编《诗慰》初集所载《四溟山人集选》卷一中发现的，成为伯陶先生从文献出发研究古代文学的一次成功实践。到文化艺术出版社，特别是到《文艺研究》杂志社后，伯陶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得到长足发展，其重要的学术成果泰半出自任《文艺研究》编辑时期。学术研究与校注古典文献并重，成为伯陶先生在编辑之余治学的一大追求，也成为其达到编学相济目的、并成为一个杂家和学者型编辑的最重要途径。

沉潜学术

伯陶先生在编辑之余及荣退之后潜心著述，且著述颇为宏富。总观其著述，有以下三点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一）点与面结合，义理与考据并重

点与面结合是就其研究范围而言。伯陶先生的研究重点在明清文学，而明清文学的研究重点又在《聊斋志异》、明清小品、明清时期的市井文化、归有光、王士禛、张惠言暨常州词派、《徐霞客游记》等，而对《聊斋志异》的研究最为用力，成果最为丰硕，在学界的影响也最大。

201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伯陶先生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平装四册，共二百五十万言。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学界被认为是古代文言小说的巅峰之作，在海内外不仅拥有众多的读者，也拥有众多的研究者。《聊斋志异》版本众多，后出的本子特别是其中一些好的本子虽总的说来具有“后出转精”的特色，但仍总不免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如《详注新评》所用的底本即任笃行先生所辑校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是此前最为完备的本子，但也存在注释谬误、该注未注及句读、校勘等方面的问题。2008 年伯陶先生在武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周绚隆先生（现为中华书局总编辑），谈起清人及今人有关《聊斋志异》的注释、校勘、标点等问题，一致认为与其修订旧本，不如另起炉灶，这成为伯陶先生详注新评《聊斋志异》的动因和动力。其注不避烦琐与艰深，广为寻求词语的源头、出处，并多列书证，为读者从简单接受（只读懂故事）迈向复杂接受（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和作者创作的良苦用心）打开了方便之门。其评如伯陶先生自己在《前言》中所说：“或明其本事，略作比勘；或连类而及，阐幽发微；或辨析人事，以史为证；或夷考风俗，稍加引申；或发明本义，总结技巧；或探究事理，科学商榷；或摭拾众说，钩沉索隐。”内容丰富，多有新意，读后总能给人以启发。由于特色鲜明，多有突破，该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特别是《聊斋志异》研究界的一致好评，著名《聊斋志异》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马振方先生、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后该书荣获2016 年度优秀古籍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