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学所二十年

我是1997 年7 月从瑞典留学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到2017 年3 月退休，在文学所工作了整整20 年。在这个集体中，经历了很多事，结识了很多朋友，面临过很多挑战，更有很多收获。一个机构，具有自身的文化，个人往往是与这种机构文化共同成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所这个集体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人生的阶段上讲，从1977 年参加高考上大学，到1997 年学完回国，是我辗转求学的20 年，从1997 到2017 这20 年，则是我在学术上发力，工作上做成一些事的阶段。现在，我已经退休六年，回顾过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初进文学所

我于1996 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美学专业的博士学位。那时，中国人在国外读书的不多，去瑞典留学的就更少。在我完成答辩后的庆祝会上，参加答辩的瑞典汉学家罗多弼说：这是瑞典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瑞典被授予了博士学位。乌普萨拉大学是一所古老的大学，1473 年建校，是整个北欧五国所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建校时还没有宗教改革，瑞典还处在中世纪，信天主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美洲。这所学校在欧洲是一所名校，出了不少科学史和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我回国的那些年，中国的教育界和科研学术界更看重美国的名校，在人们的心目中，总觉得欧洲的学位差了一截。尽管在国外，特别是人文学科，是美国深受欧洲的影响。

由于这种崇美轻欧的现象，又由于当时的文学所刚刚经历了一件事，因此我一来报到，就感到一种压力。文学所此前曾引进过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生。院里和所里都很重用他，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他的特殊待遇。可他来了一段时间却又突然离开，回美国去了。一时间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在那个年代，从国外引进一个人，要经过复杂的报批手续，克服很多困难。终于办成引进了，还任命他担任了重要职务，全所瞩目，全院关注，这时却突然离开，自然反响强烈。在那个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引进了女婿，气跑了儿子。这是说，对引进来的人太关注了，使单位原有的人员受到打击。如果这个女婿再跑了，就会人心浮动，领导也要吸取教训。

我正是在这个时间到文学所的，人们自然而然会将对那位刚离开的留美博士生的感觉投射到我身上，这也使我时时感到一种观望的目光。在国外有八年之久，刚回国时我自己一开始也对国内的环境，办事方式不太适应。当时，文学所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包括人事处长郭一涛、科研处长严平和负责外事的科研干事郝敏，以及办公室的一些工作人员，对我都很关心，帮助我解决了不少具体问题。

进入文学所，分配我在理论室工作。当时理论室的小环境特别好，杜书瀛和钱竞任正副主任，思想开明，在学术上持兼收并蓄的态度；钱中文任《文学评论》主编，许明任副主编，他们也经常参加理论室的活动。记得那时理论室人很多，老一辈的王春元、杨汉池、张国民、李传龙、李大鹏、栾勋、汤学智等许多人，有的还没有退休，有的刚退休不久，还常到理论室来。与我同辈的学者有孟繁华、靳大成、王绯、罗筠筠、党圣元、彭亚非、金惠敏，还有一位年轻的学美术出身的冷林，是一个热闹、欢快、其乐融融的集体。这样的氛围逐渐缓解了我刚入文学所时的不适感。

当时还有一些烦恼。有些烦恼是很具体的，要逐一奔走解决。例如，工作关系从天津转过来，先是天津的学校不同意，后来同意了，被莫名其妙地罚款几万元。孩子上学是就近入学却要交择校费，又是几万元。妻子的工作，安排好了，用人单位又突然变卦，一时还落实不了工作单位，如此等等，其中任何一件都让人焦虑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所也尽其所能地帮助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在刚回国的几年中，许多朋友见到我，都曾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回国？对这个问题，一两句话很难回答，但文学所的科研环境、国内的学术需要、我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都能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在文艺理论研究室

在文学所的20 年，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文学所理论室从事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的工作。从2002 年到2015 年，我总共当了14 年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文艺理论研究室是文学所的一个大室，鼎盛时期有20 多人，曾经是全国当之无愧的文艺理论研究国家队。当时，在蔡仪先生的带领下，编辑《文学概论》教材、《美学论丛》集刊、《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等出版物，从20 世纪50 年代到80 年代，在全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到了90 年代，文艺理论研究室在所里仍受到高度重视。当时的引进人才指标，都优先给理论室。因此，后来的一些研究骨干，都是先进了理论室，后来又经过理论室而转到了其他研究室和其他单位。例如许明、叶舒宪、赵京华、孟繁华、党圣元等，原来都是理论室的成员。我刚进室时，听说室里正在做几个大项目。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王善忠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史》和杜书瀛任主编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

我接任理论室主任以后，一些人调往其他研究室，一些人退休，理论室的人有所减少。这一时期，进来了一些新人。现在理论室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是在本世纪陆续进来的。

这些年理论室的工作，除了日常的研究任务以外，还开了一些会议。为了传承和弘扬理论室的优良传统，我曾组织过几次蔡仪美学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的论文，由王善忠和张冰主编了一本论文集《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使这些研究成果集中起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那些年文学所的经费紧张，召开有关蔡仪先生的会，都要找当时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的许明和在深圳大学工作的吴予敏赞助。他们两位是蔡仪先生的弟子，又有能力出资，当然这也是对我和理论室工作的支持。近年来我与这两位还常有接触，见面时常对当年克服种种困难，努力搞一些学术活动的往事感叹不已。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期间，尝试开启了与一些地方高校合作举办双边会议的模式。例如，与天津师范大学合作举办的“创新与对话——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参加者除了文学所理论室全体在岗人员，已经退休的三位老先生钱中文、杜书瀛和毛崇杰，还有两位国外学者阿列西·艾尔雅维奇和泰勒斯·米勒，会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外，理论室还曾一道去保定，与河北大学文学院合作举办会议。理论室的同事们还一道远赴拉萨，成功与西藏大学合作召开了双边合作会议，在雪域高原纵论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我担任理论室主任时，每逢春节，都将理论室的退休老人请来，在岗的人员也全员参加，理论室的研究生们也来，退休人员、在岗人员、研究生，三代人济济一堂，畅叙交流。每年的聚会，大家都很高兴，喜气洋洋，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景。还记得何西来老师慷慨陈词，教导年轻的学子在思想上进步和学术上提高；钱中文老师说出了他的名言：学术要前沿，不要时尚。大家在一起回忆过去，讲述理论室的光荣历史，对当下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并寄托对青年的殷切希望。会后一道聚餐，刘保端老师曾唱起她参加北平地下党时学会的进步歌曲；钱中文用俄文唱他在留学苏联时学会的俄国歌曲；喜爱音乐的毛崇杰唱一些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歌。靳大成的民族唱法、彭亚非的美声唱法，也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成为令人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理论室的工作还有一件大事值得说一说，这就是创新工程试点。院里开始进行创新工程工作时，要求各所先试点。这是一件此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事，要有人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文学所就决定由文艺理论研究室和当代文学研究室打先锋。

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与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白烨围绕创新方案，先写出初稿，开会讨论，所里一次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再报上去，根据上级机关的意见再改。这种修改经历了很多次，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件辛苦的事。上级机关的意见常常不一样，有时稿子要改过去，再改过来。原因在于有时是院里的学部委员们审，强调学术性；有时是院部职能机关的领导审，强调导向性。这些要求不一样，此事以前也没有做过，没有固定的模板。于是，申请书反复修改，总是很难达到要求。我与白烨的生活习惯不同，我喜欢早睡早起，白烨则喜欢熬夜。于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后半夜把改好的稿子发给我，我则五点起床，改到下午再发给白烨，两人通力合作。这个互助组前后陆续忙了大概有两个月，终于最后顺利过关。试点走出了新路，以后创新工程全面铺开时，创新工作方案就有了标准版，做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在退休前为文学所理论学科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申请“优势学科”。大约是在2015 年，当时，文学所研究文学理论的人员已经不再仅仅限于理论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室成立了，所里其他的部门也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这时，院里有一个新的动作，要求各所申报优势学科，平均每所给一个名额，并给予一定的资助。于是，我将理论室、马文室、《文学评论》中的理论编辑，以及包括《中国文学年鉴》和网络工作室等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人员整合在一起，主持写成申请书，再到院里的评委会上陈述。有了此前做创新工程方案的经验，这次做就顺利得多。经过一番努力，最终申请成功。从此，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有了固定的经费资助。这对此后直至今天理论室工作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与文学所的工作

2010 年，我被任命为文学所副所长。在此前也曾参与过一些文学所层面的学术服务工作：首先是参与组织了一些比较大的学术会议。记得第一次参与组织的，是1999 年在社科院附近的“京都苑”召开的“全国文艺名家论坛”。当时的文学所领导决定，让我和黎湘萍、吕微三人做会议学术方面的工作。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惯例，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文学所几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国内各高校文学学科的研究骨干参会。这些会议均由我们三个人在科研处长严平的领导下承担学术方面的服务工作。这其中包括起草会议的通知、会议新闻通稿、领导讲话的报批稿、会议综述，以及会后的各种汇报等会议文稿，还包括编辑会议手册和会议论文集，等等。另外，会议期间临时出现的各种学术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负责处理。会议的地点，大多在香山饭店或友谊宾馆。一年又一年，很多次这种有关文学的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会议，都如期顺利举办。

我们三个人在科研处的领导下通力合作，使每一次会议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类会议的举办，一方面加强了文学所与国内和国际文学学术界的联系，展示了文学所的科研实力，吸收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文学学科内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学所内部不同研究室之间的学术联系。

在这20 年中，在文学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还策划和组织了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第一次是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际美学协会联合主办，由文学所承办的会议，题目是“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次会议在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参加了会议，院长李铁映接见了与会的国外代表。来自国际美学界的20 多位学者，其中包括当时的国际美学协会主席佐佐木健一、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秘书长柯蒂斯·卡特，以及著名的美学家阿诺德·贝林特、沃尔夫冈·韦尔施、理查德·舒斯特曼，意大利的美学家格尔琪奥·玛琪亚努、芬兰美学家索尼娅等多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学者也有40 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都反响强烈，非常成功。会后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论文集《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这些国外参会者中不少人当时是第一次到访中国，此后，他们来中国多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朋友。

2011 年，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中荷文化交流：文学、美学与历史”论坛。这是受社科院国际合作局委托，与荷兰合作举办的双边会议，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莱顿大学、乌特勒支大学等著名大学以及文学研究所的研究骨干共20 多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另外，文学所还分别与澳大利亚与俄罗斯举办过双边合作会议，还在徐州主办了一次邀请包括国际美学协会六位前任和现任主席在内的国际学术会议。这些会议都很成功。

此外，还有一些文学所走出国门参加的会议，由文学所与国外的大学和科研单位合作。其中有与斯洛文尼亚科学院和科佩尔大学合作举办“文学的哲学阐释”双边国际合作会议，由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杨义先生的带领下，赴斯洛文尼亚参会。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合作举办会议，文学所的一些研究骨干在所长陆建德先生的带领下，赴日本东京参会。这些会议都由我负责联络和牵头，做协调和组织工作。对于文学所来说，这也开了一种在国外召开双边合作会议的先例。许多参会者表示，组团出国开会，开拓了视野，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也展现了文学所的学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