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美学创新路

我成长于新中国，亲历美学风云七十年，深切感受到，美学的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促进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具体化，回答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美学问题。

一

我和我的一些同道，行走在新中国的美学道路上，想为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具体化贡献一些微薄之力。我从1953年开始跨入美学之门，从探索文艺美学始，历经文化美学、自然美学，最后归结为人生美学，尽力寻求人和世界之间的动态平衡，达致人生的最佳状态：天地境界。我在美学探索之路上，有得有失，得失自知。我为大家奉献的《亲历美学风云——胡经之九十自述》一书，就想说一下我七十年美学探索的得失，提供些许历史资料。

我对美学发生兴趣，起始于朱光潜美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我正年少时，十二岁刚进初中，对未来尚存好梦，以为从此天下太平，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那时，周璇演唱的《真善美》一曲，风靡江南，令我陶醉。我就问我当教师的父亲：什么是真善美？我父亲就为我买了一本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的语文老师又陆续送给我第十三封信《谈美》以及更深的《诗论》。我方知，这世上还有一门研究美的学问，心向往之。

朱光潜美学使我眼界大开。艺术之美并不在外表之美，而贵在内在的意象之美，以美在意象之说来阐发艺术之美，使我信服。但在谈及自然时，他断言自然无美，美只在意象，不在外在世界。这自然无美之说，引发了我深深的困惑：自然中怎么会没有美呢？江南风光、小桥流水、白云蓝天，不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怎么能说没有美呢？为了解答我自己的困惑，我就想学学美学。

我带着困惑于1952年考入了北大中文系，希望学点美学。那时的北大，经过全国院系调整，正处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美学名家云集。朱光潜、宗白华、蔡仪、邓以蛰、马采等都在哲学系和西语系，却谁也不开美学。我颇为失望，只好分别登门拜访，当面请教如何学美学。

我在1953 年初，就开始自学美学，在北大图书馆先后找到了近三十本中国现代美学著作来读，摘录于卡片，准备在毕业时写一篇论文，就叫《美学初起半世纪》或《现代美学五十年》。

尽管中华美学精神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但一直未建立学科。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从不同的国家分别传来的。我们的美学前辈，分别到不同的国家留学或取经，来源不一，美学的建构也并无统一的模式。清末民初，中国学人去日本留学的最多，王国维、梁启超等都是去了日本，接受了美学。王国维就开始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料来做美学的阐释，倡导境界说，功不可没。梁启超的美学视野更广阔，吸收了席勒的美育理论、法国的美的艺术的理论，倡导要以“美情”来培育美的情趣，创构新意境。蔡元培、宗白华等更是直接从德国学得了康德美学，蔡元培对文德尔班的价值论美学特别赞赏，竭力倡导要以美育代宗教。朱光潜的美学并非来自日本，而是直接在英国接受了经验主义美学，特别重视审美心理，他的美学重在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突出只有经过人的情趣化的意象才美，没有经过情趣化的自然本身，谈不上美。鲁迅、周扬、蔡仪也是在日本接触到了美学，但受苏联的影响更大，吸纳了马克思主义。

说来惭愧，我们这一辈的学人和前一代的美学家们不同，没有机缘直接去国外攻读美学，因而在学术上有所缺失。我的同辈汝信、李泽厚、刘纲纪、周来祥等，甚至更早些的蒋孔阳都没能去国外学美学。钱中文、刘宁曾在莫斯科大学攻读，但钻研的是文艺学，并非美学，只有涂途、杨汉池、王善忠去过苏联，专攻美学，实属稀有。那么，我们这些未出国门而想钻研美学的学人怎么办？那就只能虚心向美学前辈讨教和自己找书来读。但因为从国外引进来的美学来源不同，说法不一，美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亦无统一的理解。有的认为美学就是研究美的学问，有的以为美感更为重要，更有不少人认定，美学是研究艺术的学问。久而久之，笼而统之，也就逐渐把美学看作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的学问。

我在1953 年跨入美学之门时，没有多少人关注美学，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美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不能问津。苏联在20 世纪50 年代中期掀起了美学热潮，先是运用美学观点来阐释文学艺术，进而又推进到现实生活层面，探索现实之美。我国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气氛之中，也引发了盛况空前的美学大讨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号召全国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叮嘱主管文学艺术的周扬，要以朱光潜的自我批评为契机，抓住美学大讨论这一典型事件，促进学术争鸣，推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周扬也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了这场美学大讨论。1958 年秋，周扬亲自带了张光年（光未然）、何其芳、邵荃麟、林默涵等文艺界的核心人物，来到北京大学为中文、西语、东语、俄语、哲学等系的高年级学生开设讲座，倡导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正是在周扬的倡导下，美学开始在国内蓬勃发展，蔚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此后迅速成立了美学教研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积极响应，也成立了美学教学小组，开设美学讲座，为高级干部实施美育。接着，周扬又在1961 年开始组编适用于全国高校的美学教科书。正是由于周扬的积极倡导，我们这一辈学人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也极为重视美学。马克思提出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劳动，应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恩格斯提倡既要从历史观点又要从美学观点来衡量文艺。列宁更是把美列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应有标准。

正是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正在追随杨晦、钱学熙攻读文艺学副博士学位的王世德和我，都把学术视野从文艺学转向了美学。我们在确定副博士学位论文时，王世德就选定了这个主题：劳动创造美。我考虑到我们这副博士的专业还是文艺学，还得关注文学艺术，所以就选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重在阐发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还有艺术魅力，乃是因为其优秀之作具有真、善、美的品性，具有永恒价值。这次美学大讨论，不仅吸引了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人的参与，而且还激发了许多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人的美学兴趣。当时，比我高一届毕业的金开诚，师从游国恩钻研《楚辞》，又随魏建功做古籍文献整理，但受美学大讨论的启示，竟研究起文艺心理学来。我问他怎么会对文艺心理学发生兴趣？他坦率地说：没有美学、文艺心理学，就很难揭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奥妙。他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就运用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大量思想资料。还有一位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生李厚基，师从吴组缃研究明清小说，又师从浦江清研习古典戏曲，却另辟新路，研究起电影美学来。他毕业后去天津师范学院任教，讲中国古典文学，又和美学家鲍昌合作，大讲电影美学。比我低一届毕业的黄海澄，本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师从林庚进修古典诗歌。美学大讨论激发了他的美学兴趣，不仅看重从美学上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还涉猎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倡导艺术美学。他的价值论美学，自成特色。

正是由于这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的共同参与，中国的美学建设才日益走向中国化和具体化。

二

1960 年底，我副博士研究生毕业，本要去南京大学罗根泽门下研究中国文艺思想批评史。但导师杨晦劝我留在北大任教，要我开两门课。一门是基础课——文学概论，专讲文学。还有一门准备开的新课，就叫美学，但不要像哲学系开的美学那样抽象，一定要结合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实际来讲。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只懂文学，也要通晓其他艺术。杨晦早年在沉钟社就以剧作家出名，后来才从事文艺评论，他的评论也不只限于文学，还旁及戏剧、电影。他要我为高年级开设的美学，不仅要说文学，还要涉及其他艺术，不要和文学概论重复。

但在1961 年春，我刚开始在北大讲授文学概论时，杨晦又把我推荐给蔡仪，参与他主编的《文学概论》，写第一章。这样，我就去中央高级党校住了两年多，得以大量阅读国外译介过来的美学与文艺学著作。当时，受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周扬受命负责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建设，这一被胡乔木称为“中国百科全书建设”的宏大工程，激发了广大学者专家的积极性。周扬特别重视《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这两本教材的编写。主编《美学概论》的王朝闻曾动员我去他那一组，但我不能有负杨晦好友蔡仪之命，坚守在《文学概论》编写组。只是，我趁这两年多的美好时光，博览群书，读了不少国外的美学、文艺学译作，广泛涉猎了多种艺术的美学。我对音乐美学和电影美学情有独钟，读得更多，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都有。苏联的审美学派、文化学派、符号学派的译作，我都从不放过。那时，我国对苏联美学研究得最全面而深入的学者是刘宁，比我大两岁，在《美学概论》编写组，深受王朝闻器重。在那两年多里，我和刘宁的交往最多，常长谈至深夜，畅谈苏联美学。但我并不只从苏联美学中汲取营养，就在这两年多中，我也广读西方美学著作。那时由钱锺书、蔡仪、柳鸣九参与编译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都已陆续问世，我每本必读，从不放过。我还不时向《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同仁柳鸣九请教，他对西方文艺理论熟悉，对法国的更有深入研究。

我在参与编写《文学概论》的两年多时光里，广泛涉猎了苏联以及西方的美学和文艺学，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资料，稍稍弥补了未出国门学美学的欠缺。虽然广种薄收，但在博览群书中我逐渐体会到，美学不能只停留在抽象议论中，美的规律都是存在于复杂多变的具体现象中，美学只是从理论上把它抽取出来。美离不开现象，论美就应和具体现象结合起来做具体分析。正是在广泛涉猎了中西美学之后，我从自己的审美经验出发，才在1980 年的中华全国美学学会成立之际，大力倡导在中文系科、艺术院校建立和发展文艺美学，探讨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中的美的规律，就是想推进美学的中国化和具体化。

美学要现代化，不是照搬西方现代美学或后现代美学，而是要中国化。我在20 世纪80 年代所写的《文艺美学》，所阐释的多为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从意象经营到创构境界，归纳的也只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精华，是否适合当代艺术，尚存争议。我在今年春节期间试写了一篇《现代化创新艺境》，在《中国文艺评论》第3 期发表了，尝试对当下的电视剧做些评论，试图阐明，新时代需有新经典，而新经典的创造，则有赖于作家、艺术家力求做到：高扬时代真善美，彰显人民精气神，精塑典型形象，创新艺术意境。但当代文学艺术已在巨量生产，每年仅长篇小说就已超过万部，复杂多样，五彩缤纷，我们这辈老人已很难掌握，只是聊供一说而已。我高兴地看到，王一川、陈雪虎新出了《文艺美学》，已将文艺美学推进到文学这一层次，深入探讨了语言艺术的美学规律。我以为“文艺美学”有广义、狭义之分。我希冀有人能写出新的包括了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广义的“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总结一下新时代文学艺术的创新经验。

回顾我的美学生涯，我之所以潜心于美学，乃是缘于自我解惑。在人生的路途中，不时遇到“问题”，引起困惑，我就想从美学探索中获得自我解困。1952 年，我进北大时，中文系的重点课程是中国古典文学，四年中每年都学，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游国恩、林庚、浦江清、吴组缃等都给我们上课，王瑶则开始讲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专家冯至、曹靖华、闻家驷、季羡林、李赋宁等为我们讲外国文学，我们读的也都是古典杰作。读了许多中外古典名著，我脑海里就逐渐盘旋了一个问题：千百年前的文学艺术，为什么至今还吸引着我们，仍有无穷的魅力？正好，我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在读了许多中外古典名著之后感到的困惑。为了自我解困，我迫不及待地想沿着马克思的思路进行探索。我的文艺学副博士毕业论文《为何古典作品至今还有艺术魅力》，就是自我解惑的尝试。

对我来说，美学中引发我的最大困惑乃是朱光潜的自然无美说，这和我自小就有的审美经验相差甚远。为了自我解惑，我不仅致力于艺术美的探索，而且还把目光投向文学艺术之外的现实生活中，探究现实生活中的人文美和自然美。我最感兴趣的是对艺术美和生活美的比较研究。1981 年，我在北大开始招收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力主新辟文艺美学这一专业方向，与文艺理论做区别。首届王一川、陈伟、丁涛三人入学后，第二年我就带三人畅游金陵、长江，首次登黄山。我为此行设立了一个研究课题：艺术美和自然美的比较。我和三人共同做实地考察。正是通过艺术美和生活美的比较研究，我对这两类美的特性有了更深切的领悟。

纵观中外古今美学家对艺术美和生活美两者关系的论述，我感到，还是毛泽东的见解最为精当。早在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就这样说道：“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接着，他就提出了问题，而且做了这样的回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他看来，艺术和生活中都存在美，不像朱光潜所说，只有艺术才美。但艺术美和生活美又是不同的美，艺术美“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美更美，但非“一定”和“必然”。这就要看作家、艺术家能否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了。艺术美和生活美的关系，应是辩证的关系，不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断言，生活美必定高于艺术美，也不像黑格尔那样断言，艺术美必然高于生活美，那都是片面之见，不符合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