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之学，可大可久

王水照先生是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宗师大家，是在学术之路上给我以深刻指引的师长。王先生的文章著述，多年来我不断学习，反复体会。如今捧读皇皇三百万言的《王水照文集》，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一方面进一步领略王先生学问的精深闳富，另一方面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也在不断唤起我对自己学习之路的回忆。曾经有许多困惑，因拜读这部文集中的大作而解开，不少前进中的迷茫，因先生著述的指引而消除。有我这种感觉的学者，相信会有很多很多。

日新之学的不竭动力

王先生的学术贡献，是这部文集不能尽数呈现的。他主持编纂的《历代文话》为中国文章学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主编《王安石文集》对全面认识王安石、深化宋代社会的研究意义重大。这些《王水照文集》都未能囊括。至于王先生为推动宋代文学、文章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更是无法在这部文集中得到充分展现。

这部文集还不能呈现的，是王先生新的学术计划。近十年间，耄耋之年的王先生不断有重要的新作问世。《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访谈录》已跃出专业、跃出学界，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部文集之后，王先生还在酝酿许多新的探索。

王先生的学问，充满日新的精神、旺盛的活力。日新不仅意味着对学术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更意味着学术因有深刻洞见而常读常新的智慧境界。唯其日新，所以持久而阔大。对此，我想从作家为本、理论洞见、开放通透三个方面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作家为本。王先生以宋代文学为核心的古代文学研究堂庑特大，但他始终关注作家研究，他对苏轼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这部文集中收录的《苏轼研究》《苏轼选集》《苏轼传稿》《王水照说苏东坡》《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等，都是苏轼研究的经典著述。此外，王先生与朱刚老师、崔铭老师合著的《苏轼评传》《苏轼传》也产生了广泛影响。王先生的苏轼研究代表了当代苏轼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构成了王先生开拓宋代文学研究广大学术格局的重要基点。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新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学界开拓了众多的研究视角，对文学思潮、文体、流派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作家研究所受到的关注有所削弱。作家研究对于文学史研究有着极为特殊而重要的意义。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丰富联系，始终要通过作家这一创作主体来实现，深入地理解作家，才能不断触及文学创造演变的深层内涵。王水照先生始终关注作家、分析作家。他把苏轼这位大作家的丰富性、深刻性阐发得无比透彻，但仍然谦虚地称苏轼“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体现了一位大学者面对重大学术课题的不懈探索精神。张鸣先生认为王先生研究苏轼“致广大而尽精微”，既开阔又阐幽入微。这是文学史大作家研究的至高典范。除了大作家，王先生也关注大量的中小作家。在“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他谈到宋代文学曾经存在“三重三轻”：重北宋轻南宋，重诗词轻古文，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他认为这个现象已经有所改变，但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南宋现存100 卷以上别集的一大批作家，对于“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课题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王先生进而认为，虽然已有学者关注这个课题，也有一些个案专著问世，但还要进一步形成规模，并从个案走向综合研究。（《王水照文集》第九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版，第361 页）在“第六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他指出《全宋文》收录作者9000 余人，《全宋诗》9300 余人，《全宋词》1300 余人，但在2007 年以前，已被认真研究过的作家（姑且以出版有关研究专著为标准），仅30 余人。近两三年来，这个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博士论文以两宋作家个案研究为对象的，大幅度地增长，如刘克庄，仅2007 年9 月—2008 年2月，就有四部专书问世。（同上，第365 页）。可见，王先生高度关注并持续推动宋代文学作家研究的深化。

但是，王先生对作家研究的重视不是封闭的，他尤其注意自觉突破从文学到文学的单一研究路径，强调在开阔多元的视野中展开讨论。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在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中，他提出：“对于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传统的文学史教科书，是我们的学术启蒙读物，无疑功莫大焉；然而由此也形成一套固定的研究框架和操作方法，尤以作家作品个案分析为中心，以思想性、艺术性二分法为手段……这一研究思路的影响，似乎波及各个领域，至今仍有或隐或显的存在。”（同上，第391 页）王先生对苏轼的研究，完全走出了单一狭隘的作家作品分析框架，体现了开阔多元的视野。同时，王先生的作家研究是以重视文本为前提，他的《苏轼选集》是作家选集的典范之作，《唐宋散文举要》是重要的文章选本。此外他还有对唐宋诗文大量作品的深入解读，这使得其作家研究有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理论洞见。王先生对文学史有自觉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其深刻的理论洞见为学科发展指明方向。王先生的《宋代文学通论》是我反复研读的学术论著，这部书的通论部分，收录在文集第一卷《宋代文学论丛》中。在《重提“内藤命题”——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建构的一种设想》中，他指出：“我们重提‘内藤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为了求证‘宋代近世说’的正确与否……主要着眼于学科建设的推进和发展。一门成熟的学科，既要有个案的细部描述与辨析，更需要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其中蕴含有一种贯穿融会的学理建构，即通常所说的对规律性的探索。”（同上，第81 页）王先生的《“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等大作，从文学、历史、思想、政治、文化等多种视角，深刻地阐释了“宋型文化”的理论内涵及其与宋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对南宋文学做了高屋建瓴的理论观察，为南宋文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些大作问世以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对推动宋代文学研究走向繁荣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导。

开放通透。王先生期望学术有开放多元的气象，他积极推动中外学术交流，2001 年，我翻译的美国学者包弼德的专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刚出版不久，王先生就在复旦大学组织了相关讨论，积极推进了中美学界在“唐宋转型”等问题上的交流。他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目前已出版两辑，引介日本中青年学者的前沿研究，对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先生提倡“五朵金花”的交叉研究，但他也对如何既开放又不失去文学本位，如何让开放多元的视野有效地推进宋代文学研究，有很通透的反思。在“第六届宋代文学年会”的开幕词中，他指出学界越来越关注从相关学科的交叉点上来寻找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在宋代文学研究界，也随之兴起一股“交叉型专题研究”的热潮，如文学与党争、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家族、文学与集会社交、文学与民俗等，涌现出一批可喜的成果。这条研究理路可以概括为“从大文化到文学”的研究，这是对之前从文学到文学的单向、封闭式研究模式的突破……从“大文化”角度切入文学的研究方法，应该始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的立场，厘清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同上，第367 页）在开封宋代文学年会上，他提出“文学- 文化”的研究不能文学错位，更不能文学缺位。这些通透的思考，对推动宋代文学研究的良性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如何既开放又不失去自家面目，让研究拥有非一非异的智慧，这不仅是宋代文学，也是中国学术在开放格局中求发展必然要面临的大课题。王先生开放通透的学科意识，带来了宋代文学研究的繁荣，也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启示。

大家气象的学术渊源

王水照先生常言其学术渊源所自，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这三个学术机构的学脉。他在北大与文学所一共度过了23 年求学与工作的时光。作为一名同样在北大求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的后学，我对先生所论感触极深。非常巧合的是，我在北大和文学所度过的时光，到现在刚好也是23 年。不过，虽然时间的长度巧合，但我对两家学术机构的理解，远远不及王先生深刻。在《王水照访谈录》中，王先生对北大与文学所的学术传统有深刻的分析，给我很大启发，而王先生对北大和文学所的深厚感情，更令我深深感动。

王先生与吴小如先生的师生情谊真挚感人。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王先生得到了吴先生的悉心指教。我多次在王先生的著述中读到他对此的深情回忆，也多次听他亲口谈起。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时也有幸得到吴先生的指教。北大毕业后，吴先生仍然关心着我的学业。在不断向吴先生问学请益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他回忆与王先生的师生情谊，听他盛赞王先生的学术成就。记得好几次，他听我谈到正在学习王先生的某篇大作，就特意让我复印一份下次带给他看，说读王先生的文章是人生快意之事。吴先生对待学术，极重标格，严于臧否，而他对王先生大作的欣赏，我感觉并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相合，更是一种精神知音的相契。2002 年，吴先生和王先生在沪上重逢欢聚。吴先生作《再赠水照》，其诗云：“人如秋水涵空照，学拟春风育晚花。头白重逢真一快，知音原不在天涯。”这是两位先生在沪的唯一一次面叙。“知音原不在天涯”是重逢的喜悦，也是知音天涯的无尽感慨。不久吴先生返回北京，从此和王先生再未能重聚。2012 年9 月初，我去复旦大学参加文章学会议，临行前正赶上吴先生的生日，我去先生家为其祝寿，同时向他报告自己即将赴沪开会。吴先生听说我即将参加的会议是王水照先生主持，很高兴，说王先生在复旦作育英才，推动学术，其建树已远不止于个人的文章著述。那天吴先生家中并无其他客人，还记得当时因小时工来收拾房间，我和先生坐在狭窄门厅的小桌边聊这些话。门厅里光线不亮，但吴先生说起王先生时眼中的光芒，仿佛至今还在我的眼前。王先生也一直惦念吴先生，每次我开会见到王先生，他都会详细询问吴先生的近况，让我回京给吴先生带去问候。

王先生对社科院文学所的感情也是深沉而难以言述的。我刚到文学所工作时，一次去上海开会见到王先生，他特意对我说，文学所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他非常怀念在文学所的岁月。当时，因为社科院的收入不高，其吸引力已不如高校。听到王先生这样讲，我非常感动。其后，每一次去开会见到王先生，他都很关心文学所的发展。他最近出版的《王水照访谈录》《钱锺书的学术人生》都对文学所的学术传统做了非常深入的反思。这次《王水照文集》出版座谈会，王先生在发言中再一次郑重回顾自己与北大和文学所的学术渊源。我是座谈会上唯一来自文学所的参会者，王先生一见到我，就说：“你是我的娘家人。”这一刻，我深深地感到，自己要更多理解文学所的学术传统，理解这一传统对王先生辉煌学术成就的意义。

前面提到，作家为本、理论洞见和开放通透，这是王先生学术日新其境的动力，而这三点和文学所的学术传统颇有渊源。

王先生1960 年入职文学所后，即参加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这部文学史与王先生在北大参与编写的红皮文学史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对作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邓绍基先生在回忆这部文学史的编纂经过时，特别提到该书的编写体例“基本采取了一般流行的分章节介绍和论述作家作品的写法，不采取文艺思潮史的写法，同时尽量避免有些文学史著作在介绍和论述作家作品时用‘分体合编’的方法，确定‘严格地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原则”（《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见中国文学研究所编：《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 年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240页），这表现出对作家作品的充分尊重，不因思潮、文体的叙述而割裂作家作品的完整性。王先生担任了该书“苏轼”一章的撰写，这是该书的核心章节，也是王先生其后长期钻研苏轼研究的起点。王先生还参加了文学所编注《唐诗选》的工作，他在《〈唐诗选〉编注工作的回顾》生动地回忆了余冠英、钱锺书、陈友琴、王伯祥、乔象钟诸位先生对作品的推敲讨论。文学所学术传统对于作家作品的关注，在王先生的学术中不断发扬。

王先生对何其芳、钱锺书两位先生感念尤深，何其芳先生强调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其纵横开阖的理论思考对王先生有很深的影响。钱锺书先生的学问汪洋无涯涘，他认为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王先生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中特别推重钱先生融会百家而成一家的美学理论体系，认为钱先生的美学理论追求“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新声不废旧曲。这种通彻透达之思，是钱先生学术的大智慧。王先生开阖有法、非一非异、既开放又不失去自家面目的学科意识，就传承了其神韵。

王先生对推动文章学研究贡献巨大，这里面也有一段与文学所的学术因缘。在撰写《中国文学史》苏轼这一章时，王先生高度评价了苏轼文章的成就，指出：“苏轼的文章风格是在跟不良文风作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他自己的文章，正以平易自然、文从字顺为特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要求和发展方向。他的奏议和历史论文，如《上神宗皇帝书》《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等，都不讲求文辞的宏丽和古奥，写得明晰透辟、雄辩滔滔，可以看出《战国策》《孟子》《庄子》以及贾谊、陆贽等人的影响。但这些文章都不是文学作品……”

胡乔木同志于1963 年和1964 年两次对文学所这部三卷本文学史提出了不少修订意见，他特别谈到散文的问题：“散文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那么高，现在我们把大部分作品都加以拒绝，说它们不是文学，这恐怕是一个缺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①从历史观点来考虑，值得研究；②从文学观点来考虑，也值得研究。”（邓绍基：《记胡乔木同志对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意见》，《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50 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 年版，第251 页）。王先生十分重视苏轼的文章成就，但囿于当时的文学观念，称这些文章“不是文学作品”，而胡乔木同志的看法，是目前所见对散文文学性展开反思的最早的意见。多年以后，王先生大力发展文章学研究，发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等宏文，廓清对中国古代文章意义的认识迷雾，某种意义上讲，是很好地回答了胡乔木同志的问题。

文学研究所老所长杨义先生曾经这样总结文学所的学术格局，文学所作为国家级文学研究中心，“其宗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建设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文学学术体系，以期建立一个泱泱大国的学术风范”。这种独特的学术格局，饱含着新中国文学研究创辟开新的力量和宏大的气魄。20 世纪80 年代后，王先生移席复旦，在其充实而广大的学术贡献中，仍然可以深刻感受到这种蓬勃的开新之力与开阔的气象格局。

日新之学，可大可久。王先生的学术事业，动而愈出，生生不息。相信先生的学术思考，将不断推向更开阔的格局，鼓舞启迪越来越多的学者。衷心祝愿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