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谈谈王水照先生的苏轼研究

王水照先生是宋代文学研究的大家，是公认的当代研究宋代文学的学界领袖。王先生不仅在宋型文化研究、宋代文学史研究、宋词研究、宋诗研究、宋代散文研究、苏轼研究、宋代文人集团研究、古代文章学研究以及宋代文学文献的收集整理等领域，都取得了具有独创性、开拓性的丰硕成果，而且以实际的成绩和影响力推动了新时期宋代文学研究的进步。当今宋代文学学术研究的长足发展和繁荣局面，都和王先生的引领、推动和影响密不可分。

稍微了解一点学术史，就可以知道，宋代文学研究长期以来比较冷落，直到20 世纪80年代中期局面才开始改观，而研究的长足发展和繁荣，则要到2000 年宋代文学学会成立以后。王先生作为宋代文学学会的创会会长，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全局性观照和学术前瞻性的意见。比如王先生很早就提出“宋型文化”的命题，倡导“文化/ 文学”的研究范式，主张将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真正看清文学的位置。又总结过去宋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三重三轻”的倾向，为今后的研究发展提出了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在2011 年，王先生还总结了学会成立以来学界在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党争、文学与地域、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方面的成果，称为“五朵金花”，并进一步提出了文学与经济、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民俗等新的研究视角。此外，王先生还针对南宋文学相对薄弱的现状，提出“重新认识南宋文学”的课题，同样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总之，新时期宋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推进，离不开王先生的巨大贡献。

王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不能一一缕述。仅就王先生的苏轼研究谈谈自己的感想。王先生的苏轼研究，可以说是当代苏轼研究最高水平的代表，特点鲜明，学术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一个特点：历史眼光、文学本位、文化关怀，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提出新命题和新视角。

王先生的苏轼研究，起步很早。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 级同学编写红皮本《中国文学史》时，王先生就是“苏轼”一章的撰写者，后来又担任经过较大修订的黄皮本《中国文学史》同一章的修订者。从北大毕业后，王先生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参加了社科院文学史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同样负责宋代文学和苏轼的章节。文学史编撰虽然是集体项目，但这几部文学史有关苏轼的章节，材料扎实，论述全面，评论公允，能够在当时提出一些经受住历史考验的观点，至今都不过时。比如北大1955 级红皮本《中国文学史》突破政治第一的戒律，明确肯定“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难能可贵。后来在1966—1976年间，苏轼被当作儒家保守势力的代表，被加上“顽固派”“投机派”“两面派”等恶名。1978 年，王先生发表了《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的长文，以扎实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做了全面、细致、深入的辨析和澄清。这是新时期最早也是最有分量的一篇为苏轼正名的力作，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为后来学界实事求是地探讨苏轼的政治观念和立场扫清了障碍。这篇文章对苏轼在新旧党争中政治态度的考察，全面而深刻。王先生分析了苏轼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变法，元祐时期又反对司马光废除新法的转变，从思想观念的深刻矛盾的角度分析了苏轼为什么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张变革，一方面又反对变革的原因。文章还特别提到制科考试优入三等这件事对苏轼政治态度的影响，涉及对宋朝政治制度的把握、对苏轼个人仕宦经历的认识，以及对苏轼所说的“制科人习气”的理解。这些分析，不仅深刻，而且发人之所未发。文章关于苏轼一生变动不居的政治立场和他坚守“危言危行，独立不回”的自立自断的政治操守之间关系的提示，同样见人之所未见。王先生又说：“苏轼的政治态度中的深刻矛盾，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矛盾，尤其是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诸种矛盾在苏轼这样一位具体人物身上的反映。”这就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将人物置于历史场景中去做全局的考察，在掌握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前提下，做出评述。这是本文取得突出成就的关键。用高见卓识评价这篇文章，我认为很合适。

据王先生自己说，随后他认识到苏轼作为文学全才，留下了海量的文学遗产，研究苏轼应该以文学研究为重点，于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文学上。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生活经历复杂，创作丰富，风格变化多样。对这样的作家，做分期研究才便于获得全面、具体而又深入的认识。王先生在1984 年就写出了《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一文，针对苏轼生活经历复杂多变的特点，将其分成初入仕途和两次“在朝—外任—贬居”一共七个阶段，又按照作品思想和艺术的特点变化，将其创作总结为“任职”和“贬居”两期，分别做了精彩的分析论述。这样的分期方法，与传统常见的作家创作分期的做法不同，不仅新颖，而且也比较符合苏轼文学创作发展变化的实际，有纲举目张之效。没有对苏轼经历和文学创作发展的总体把握，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独到的分期研究的。更进一步说，这样分期，体现的是研究者对作品的深入理解、对生活和文学创作关系的真切认识以及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王先生研究苏轼文学的论文，还有《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苏轼散文艺术美的三个特征》《亦诗亦文，情韵不匮》《苏轼的书简与〈鲜于子骏〉和〈江城子·密州出猎〉》等，有的对旧问题做出新解释，有的发人之所未发，在真切的文本解读、审美体验的基础上，做出理论概括，观点鲜明，精彩迭出。比如《苏轼散文艺术美的三个特征》一文中讨论苏轼散文的“圆活流转之美”。首先从四种笔法的运用和丰富多变的句法等角度，分析苏轼散文的“流动性”特点；其次又分析苏文圆活流转的特点，体现的是苏轼博厚才识基础上思维的敏捷和联想的丰富；最后又指出苏轼的思维和联想的特点得自《战国策》的纵横捭阖，得自《庄子》的汪洋恣肆，更得自佛经的熏陶。这样的论述，层层深入，不仅分析了文学之美的表现，而且揭示了美的创造背后的思想根源。从文学研究方法和论述思路上看，这不仅是研究苏轼文学的重要成果，对一般文学研究也有示范意义。

王先生是国内较早提倡“文化/ 文学”研究范式的学者，同样在苏轼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示范。王先生自己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他把更多精力投入苏轼人生思考的研究。这就是从文化关怀的角度来研究苏轼的人生观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等。前一篇文章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精细剖析了苏轼思想中儒、释、道的消长起伏；二是强调了苏轼的淑世精神和虚幻意识并存，在虚幻感受中深藏对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三是将苏轼的性格构成归纳为“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系统，并做了细致的分析论证。这篇文章发表于1989 年，在苏轼人生观研究领域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至今似无人超越。尤其认为苏轼淑世精神和人生虚幻意识并存、在虚幻感受中深藏对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等观点，非常精彩，对当今全社会的“苏轼热”，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历史眼光、文学本位、文化关怀，是王先生整个古代文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并不只是体现在苏轼研究中，只不过在苏轼研究中体现得比较鲜明。

王先生苏轼研究的第二个特点：全面、立体、多层次的观照把握。

前面说过的第一点，换一个角度看，就体现了“政治/ 文学/ 文化”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的研究特点。这里重点从述学文体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全面、立体、多层次的研究，有时需要以不同的述学文体加以呈现。王先生对苏轼的研究，最重要的述学文体大致有四类，一是专题论文，二是传记，三是选集注释，四是作品解读。关于论文，前面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这里主要说说传记和选集注释。

20 世纪80 年代初，王先生就出版了书名为《苏轼》的传记，篇幅虽不大，但内容全面，处理材料得心应手，该详则详，当略则略，文字要言不烦，文气清澈流畅，让人一气读下来印象深刻。从这部传记可以看出，王先生对苏轼复杂的生平经历和浩瀚的文学创作，具有全面的把握，而且能要言不烦，不枝不蔓。从后来他和学生合作的两部苏轼传记来看，可以说王先生比较重视对古代重要作家的传记研究和写作。这一点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王先生全面、立体、多层次的研究实践还体现在他编选注释的《苏轼选集》上。这部书选录苏轼的诗、词、文三百多篇，分文体，按作年编次，能大致体现苏轼文学创作的面貌和艺术发展的全部过程。注释“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参考前人不同意见而断以己意，尤其重视诗句意思的准确理解，注释后面还有“评笺”引述前人重要评论，资料来源十分广泛，对一些历来纷争难断的问题则立“附录”以供读者参考取舍。这样的体例同样体现了“全面、立体、多层次”的特点。这部选注材料采撷之广泛、对苏轼文学特点把握之全面、学术思考之周密，都体现了王先生下的功夫之深。总之，《苏轼选集》是读者进入“苏海”的必备津梁。我读这部书，经常翻阅，学习到很多，初读时就联想到游国恩先生编选、吴小如先生注释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两部著作的学术品格。我1994 年在香港开会第一次见到王先生时向他表示过对这部选集的敬佩之意，王先生回答说这不过是普及性的读物，我觉得这是王先生谦虚的说法。实际上，这部《苏轼选集》完全是一部学术性很高的著作，是古代作家选本注释的典范之作，不仅有功于苏轼研究，而且为古代文学选本的选注树立了很高的标杆。

王先生苏轼研究的第三个特点：宏观理论问题和文本精微辨析相结合，以精微致广大。

最典型的例子是《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谈起》一文，解读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诗，辨析清人对这首诗的各种争议，要解决的则是苏轼诗歌创作中处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理论问题。王先生说：“诗歌中的自然物象，不是诗人对客观事物一般属性的简单模拟，而是他心灵中对自然美的捕捉和再现，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对于苏轼这首诗的意境来说，河豚究竟何时何地才是‘初上’的争论，没有什么重要性，即使它或许有悖于科学常识的真实，却真实地描绘出一幅春机勃发的图画，满足了艺术创造者和欣赏者的审美要求。”这就把历来聚讼不休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辨析和澄清，看上去是对一个小问题的辨析，但最后的落脚点则是说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的大问题。又比如《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结合大量材料清理“婉约”“豪放”概念的由来和含义的嬗变，提出应跳出从艺术风格区分二者的习惯思路，而应从词的源流正变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对概念的实际意义。看上去是辨析一对争议不清的概念，目的却在从一个具体的辨析入手，从宏观上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再比如《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对秦观《千秋岁》词和苏轼等人和作的辨析解读，以小见大，揭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对贬谪的不同心态，进而指出这三种不同心态大致代表了遭受贬谪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这种从具体文本组的辨析解读中探寻士大夫命运心态的方法，同样具有示范意义。苏轼晚年有《和陶〈咏三良〉》一篇，总结了自己经历一生磨难思考之后对君臣关系的新认识，王先生特别在《“祖宗之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一文中标举出来，认为此诗大胆提出了“事君不以私”的原则：“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竟认为君命可能有“乱”，臣子可以有“违”，挑战了君为臣纲的封建伦理，体现了苏轼的独立人格：“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这又从具体文本的解读中揭示了苏轼高卓不凡的思想认识。这些地方苏轼一定会引王先生为知己。此外，王先生还有一系列解读苏轼文学作品的文章，同样既能阐发作品的艺术意蕴，又能通过具体文本的解读辨析，解决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比如对《定风波》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一蓑”的解释，“蓑”作量词解，不仅根据充分，而且诗意理解顺畅。同时王先生也在文中列举将“一蓑”理解为虚写的说法，特指归隐之念，以备一说。两说并存，供读者权衡理解，这样处理，不以己见遮蔽他人的见解，足见胸怀。对“一蓑”的解释，王先生还专门撰写了《“一蓑雨”和“一犁雨”——量词的妙用》一文加以更深细的阐释，以小见大，发掘了古代诗歌艺术表现的奥妙，同样是以精细的文本辨析论述宏观问题的例证。

王先生苏轼研究的第四个特点：理论和材料并重。

王先生的苏轼研究特别在理论阐发上有很多贡献，这从前面几点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如果扩展到整个宋代文学研究领域，则更可以见到王先生对学理性建构和理论命题的重视。不过，王先生在苏轼研究方面同样重视史料文献的整理研究，比如1984 年版《苏轼选集》就附录了王先生在东京大学讲学时访求到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后又在1989年出版了《宋人所撰三苏年谱》，这都是享誉学界的文献搜集整理成果。此外，王先生在研究实践中还特别注意从常见材料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如《走近“苏海”》一文，举《后山诗话》以“雷大使舞”评苏词非“本色”的一条记载。这是一般论著常用的材料，郭绍虞先生曾推测《后山诗话》并非出自陈师道之手，但仅是孤证。王先生则依据《铁围山丛谈》的记载，印证以《东京梦华录》卷九记“天宁节”的祝寿仪轨，考证出雷大使即徽宗朝的教坊大使雷中庆，进而确认《后山诗话》批评苏词“非本色”的记述，并非出自陈师道之手。王先生还以这个例子说明：“在常见书籍中蕴藏着浩瀚无尽的有用材料，这些材料一旦被首次使用，也就成为‘新材料’。”王先生还以苏轼“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两句诗告诫后学，这是深有体会之言。

以上从四个方面谈了我读王先生苏轼研究论著的肤浅体会，以表示对王先生的敬意。王先生曾有“说不全的苏东坡”“说不完的苏东坡”和“说不透的苏东坡”的说法（见《王水照说苏东坡》，《王水照文集》第五卷）。王先生的苏轼研究已经说得很全面，也说得很透彻，但以“苏海”的浩瀚，仍然还有很多的内容留给后人继续探索，后人接着前人的研究往下说，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