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能用“回家”这个词

作为当代丹麦诗人，亨里克·诺德布兰德“已被公认为他的祖国的真正杰出诗人之一，不仅是他的时代，而且是整个20 世纪”。但吊诡的是，他从1960 年代离开丹麦，四十年里大多住在土耳其、希腊等地中海国家，在诗歌写作中更是有意识地拒绝丹麦元素。早在1992年，丹麦文艺理论家吐尔本·勃劳斯特罗姆在介绍“丹麦抒情诗”时专门介绍了亨里克·诺德布兰德：“在我看来，正是这个不愿意作为丹麦人的诗人体现了丹麦人的特殊性格，他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个失意的情人，难以接近而不冷漠。”其他评论者也注意到了他难以接近、离群索居的一面：“他是一个隐士作家，通常会避开读诗会和访谈，居住在地中海地区。”无论如何，这个当代丹麦诗歌的杰出代表都是一位另类的丹麦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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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里克·诺德布兰德（Henrik Nordbrandt）1945 年3 月21 日生于哥本哈根近郊的腓特烈堡。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丹麦还在纳粹德国占领之下，碰巧他出生后一小时，发生了盟军对位于哥本哈根市区的盖世太保总部（谢尔大厦）的大轰炸，这次成功的轰炸也因坠机及误炸附近一所法语学校而造成儿童死亡的悲剧。多年后诺德布兰德将他的焦虑感部分地归因于他伴着大轰炸出生这个事实。他写过多首与战争相关的诗作，如《科索沃战争笔记》《内战》《地方新闻》，透露出他终生对战争的关注，甚至2001 年诗集中还收录了一首《记忆中的谢尔大厦》。另一方面，199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3 月21 日为“世界诗歌日”，庆贺活动在古希腊人所认为的世界中心德尔斐举办，并邀请他参加，诺德布兰德有一首《德尔斐题记》，对此不无调侃。

在战后的丹麦，诺德布兰德是个“问题儿童”，缺少父母关爱，疾病缠身，常年闷闷不乐。他有一个遥不可及的当海军军官的父亲，和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母亲，父母明显对他照顾不够。他后来讲述此事，说他母亲当时接受了一种育儿理论，对他“非必要不触摸”，让他以为自己被忽略了。他的这段幼年经历甚至被心理学家做成了案例：“丹麦诗人诺德布兰德在关于他1950 年代在丹麦度过可怕童年的回忆录中，提供了一个适当的案例。”他不喜欢学校，不愿意学习读写，甚至无法注意听讲，经常逃学到树林里玩，到了冬天就生病，整天躺在床上。让人想起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少年时不喜欢上学，往往到棒球季、足球季才去学校，一到体育淡季就退学回家。

当然，小诺德布兰德在冬天确实是病了，从十月到第二年四月经常躺在床上，主要是耳鼻喉慢性感染——逃离丹麦的冬天，也是他后来长期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一直被认为是智力发育迟缓，直到五年级时，他被送到学校的心理医生那里，医生说他跟别的孩子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他从此开始用心学习，尤其是数学和写作。诺德布兰德不喜欢上学，似乎更难合群。据说他小学时常带着小刀防身，中学时有一次因为被法语老师恐吓，干脆朝讲台上扔了一把椅子，一走了之。16岁时，因为厌食症，体重只有39 公斤，而且总是梦见骷髅跳舞，一度住进了国立医院精神病房。

诺德布兰德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汉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通常资料这么介绍，具体情况扑朔迷离，说法不一。比较可信的是，他1965 年进入大学，1967 年还没毕业就退学去了希腊，后来又短期回来学习外语，但一直没有取得学位。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此幸运地遇到了两名对他产生终生影响的老师：丹麦作家、评论家波尔·博鲁姆（Poul Borum）和诗人英格尔·克里斯坦森（Inger Christensen），他的终生职业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有论者直接把他称作克里斯坦森的学生，但也没忘记提醒一句：“虽然两人的诗歌几无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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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21 岁的诺德布兰德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显示出非同寻常的艺术天分。他的一位英译者汤姆·萨特利转述了丹麦批评家托马斯·布列兹托夫的解释：当时丹麦诗人对隐喻极为重视，但也日益刻板，而诺德布兰德出手不凡，给隐喻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以诗集里的两行诗为例进行解析：“风把我的衣服从敞开的窗口刮走 / 我来不及看清谁穿上了它。”首先，这两行初看只是诗人奇怪的感知——看到自己像一只刚脱壳的昆虫，正在回望自己的壳——但这两行还在仿写隐喻，因为它们把不同的两个“我”，即作为述说人的“我”和被述说的“我”，联系在了一起。

诺德布兰德以处女诗集受到关注，转年即获得丹麦艺术委员会的一笔资助，与女友一起去了希腊，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婚姻（1970年离婚），也开始了他漫长的自我放逐。此后数十年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地中海国家，主要是土耳其、希腊，还有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塞浦路斯……显然，冬季温和多雨的地中海地区，可以让他摆脱与丹麦冬天相关的童年梦魇，而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对他更是充满吸引力：“离这儿不远就是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再过去三百公里多一点儿，苏格拉底在那儿形成了一种反映了这种风景的观点：这儿是光，那儿是影，没有模糊地带，没有非理性恶魔的孕育地。”诺德布兰德这段话明白地表明了他对希腊文明的向往。

与此对应的是他对丹麦的抵触，正如他多年来以对丹麦的批评闻名。他说：“我对丹麦不舒服。我真想哄自己说我喜欢它。哥本哈根……像一座监狱。”当然还有成长环境导致的精神方面的原因，如他所说：“我一直感到无家可归，但只有在一个你没有家的地方，这种感觉才更让人满足，这里有某种逻辑。”多年后，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对丹麦的远离，说自己不曾是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文学背景会轻易导致近亲繁殖。很幸运我老早就长期远离丹麦，这种状态让我成为那个背景的局外人，非常适合我。”此后数十年里，他漂泊异国，辗转不定，情路坎坷，离群索居……命运似乎有意成就他的诗人生涯。

诺德布兰德的处女集有较强的实验成分、极浓的现代主义气息，显得夸张、散乱，次年出版的诗集《缩影》（1967）则明显改观，有些诗已经展示出他之后数十年写作的特征，堪称优秀之作，如《德国士兵的坟墓》一诗：

现在，这些骨骸暴露/ 在腐殖土和粘土的分界处，像被撕裂的/ 心脏敞露于伤口。如果它们仍然// 跳动，能听见它们的只有鼹鼠/ 瞎眼的鼹鼠和蛰伏过冬的/ 昆虫的幼虫。// 为了你的日记，亲爱的，/ 我注意到太阳即将下沉。十月/ 树叶飘落，你会说，像一支轻柔的葬礼进行曲。// 但还有另一种声音。泥土/ 落入泥土的声音，在泥土循环中埋入/ 泥土的一个共鸣箱。风，一无所知的风// 已成为它们自己的答案。正在保证：/薄薄一层骨骸/ 将我们与形而上学分开。

（《德国士兵的坟墓》）

这首诗后来又收入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选，1978年在美国出版。1993 年，正在读创意写作的汤姆·萨特利在图书馆遇到这首诗而为之深深打动，他后来也成了诺德布兰德的英译者，并于2003 年出版了诺德布兰德的英译诗选《绞刑吏的悲叹》。2015 年，笔者正是由这本诗选而喜欢上了这位丹麦诗人。

诺德布兰德1960 年代的最后一本诗集《七个沉睡者》（1969）以及他1970 年代的前两本诗集《周围》（1972）和《离开与抵达》（1974），显露出他走向成熟的印迹。诗集《七个沉睡者》中的诗作《透过希腊的雨，在土耳其咖啡里看到的中国》《陶土头像》以细腻的笔触开拓想象的世界，表现了极高的艺术天分。诗集《周围》中标题取自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理论》第一行：“我即我周围之物”，对应这本诗集中《当一个人死去》一诗的开头两行：“当一个人死去/ 他周围的事物依旧存在”，另一首《1971 年10 月20 日》中写道：“这个场景类似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已经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 但还没有开始/ 迷恋上酗酒。”这些都在提示诺德布兰德的漫游时代也是他的学习时代，提示他与同时代欧美文学的互文关系。

这一时期的诗作，抒写他作为旅行者或漂泊者的际遇、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如《当我们离开彼此》一诗记录了他漂泊路上黯淡的风景与爱情的丧失，而《雅典》一诗让我们对他的“旅行”似有所悟：“我们把这个城市称作雅典/ 但仍然不可能/ 真正抵达了雅典/ 既然这个地方无法应和/ 我们的记忆或想象。”是的，在诺德布兰德诗歌中，异国他乡的旅行更像是一场认识自我的历程，所以有论者说他的诗集《离开与抵达》“是一场奥德赛，穿越于陌生而激动人心的风景，而其距离让我们越来越深入我们自己”。这层含义在《无论我们去哪里》一诗结尾处有一个悖论式的清晰表达：“无论我们在哪条河里细看倒影/ 都只在转过身的时候，才看见我们自己。” 这一时期的名作还包括《在一个地中海港口》《雅典》《在旷野上》《果仁蜜饼》《遗像》《爱琴海》《回家》《内战》等。

1970 年代的第三本诗集《乌贼颂及其他情诗》（1975）和前一年的《离开与抵达》、后一年的《玻璃》（1976）合称他的地中海三部曲。《乌贼颂及其他情诗》是情诗集，扉页上引用了土耳其诗人尤努斯·埃姆雷的情诗。诗集的标题诗中写道：“它生活在深水里/ 在黑暗、怪诞的洞穴里/ 从死亡水手的灵魂里提炼墨汁”，显示这远非通常的爱情诗。但像《航行》一诗所写“像两只航船如此热烈地享受/ 他们劈开幽暗之水的自己的线条，/ 他们的船体/ 几乎正从纯粹的喜悦中迸裂出来/ 当全速行进，在碧蓝中，在/ 夜风以花香和月光/ 涨满的风帆下”，真是力与美的完美融合。这本诗集包括《莱斯博斯的玫瑰》《姿态》《三月末的日子》《如今我可以不再用你》《航行》《我们的爱像拜占庭》《微笑》等早期名篇，其中《莱斯博斯的玫瑰》被用作他的第一本诗选（1979）的标题诗。至此，诺德布兰德获得了“爱情诗人”的称号。

1970 年代最后三年，诺德布兰德出版了三本诗集：《冰河时期》（1977）、《上帝之家》（1977）、《鬼魂游戏》（1979），其中《上帝之家》正文只有41 页，围绕希腊赛米岛上一处建在悬崖上、被称作“上帝之家”的房屋展开，主题部分由26 首无题诗组成，思想驳杂，颇似各种宗教思想碎片的熔炉，在他早期写作中可谓小而重要。这一年，1977 年，诺德布兰德有一次美国旅行，7 月份他在纽约登记结婚——他的早期英文译者亚历山大·泰勒提到在他们持续两周的合作翻译期间，诗人的新婚妻子从论文写作中抽身，帮忙打字、协助修改等k——这本英文诗选次年出版，这次婚姻持续到19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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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二战”后北欧的经济繁荣、政府对文学艺术的资助以及良好的出版制度，诺德布兰德实现了以写作为生，保持了较高的产量、质量和较均匀的出版速度。和1970 年代一样，他在1980 年代出版了七本诗集：《防御门下的风》（1980）、《亚美尼亚》（1982）、《84 诗》（1984）、《小提琴制造者的城市》（1985）、《十一月，手的颤抖》（1986）、《陵墓下》（1987）、《水位仪》（1989）。其中《84 诗》（1984）对于他颇具标志性意义，不仅获年度丹麦文学评论奖，而且获北欧最高文学奖——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此后《陵墓下》（1987）、《水位仪》（1989）又两次获得提名。考虑到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每年只授予一部作品，三次提名足以说明他此时在北欧文学界的影响力。

我们这里谈论《小提琴制造者的城市》（1985）、《十一月，手的颤抖》（1986）、《陵墓下》（1987）三本诗集。诗集《小提琴制造者的城市》的一则书评里提道：“许多读者奇怪诗中提及的那个女人是否真的存在？”其实诺德布兰德写的都是已经丧失的、已经离开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难以忘怀的。如《心烦意乱》一诗所写：“哦，无名的爱人！ / 我既想不起你说过的/ 你叫什么名字，/ 又忘不了你的脸和眼睛，/ 甚至你留在还没整理的/ 床上的依稀的香味……”甚至，还包括他从未经历过的，如《邮局》一诗的中间部分：

比如，在开始写这些诗行之前/ 我对委内瑞拉一无所知/ 而现在已经卷入了那里/ 一场美妙但无望的爱情/——而且更糟糕的/ 是与总统的十七岁情妇/ 玛格丽特，或者罗西塔/ 或者不管她在委内瑞拉叫什么/ 总之是一个妖娆的拉丁美人/ 爱情昙花一现。而这一切烦恼/ 只是因为天气是如此美妙，我绝对/ 不得不写/ 关于我如何走过邮局/ 而无法让自己进去/ 于是坐在外面懒洋洋地晒太阳/ 直到他们关门。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 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