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索者

按照高远东教授在“李今教授荣休暨学术座谈会”上的说法，李今的学术研究经过了三次转向性的飞跃：由“五四”文学研究转向海派文学研究，由海派文学研究转向汉译文学研究，由汉译文学研究转向文学史料建设。高远东教授还表示，一个学人一生能经历几次的学术转向，且都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实在是一种幸福。对李今而言，学术研究确然是一种始终令人孜孜不倦地投入并感到幸福的事业。从她的描述中可以洞察，她每因某种困惑进入一个学术领域都兴致勃勃，同时也雄心勃勃、全力以赴，而一旦“解惑”，精神有所安顿，又会忍不住迈向另一个吸引她的新领域。不管是顺应着好奇心与求知欲，还是牵引于不断拓展的学术格局，李今向我们提供了别具一格的学术版图和研究路径。

海派文学研究

告别最初的学术探索阶段，李今将海派文学确定为她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形成了专著《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在这本专著中，李今体现出了元气充沛的学术研究状态，追求在广阔的知识视野中展示才情和担当，具体贯彻于“从文本分析、事实证明和理论依据几个方面加强阐述论题的实证性”的方法论。几位学者对是书的评价有类似共识，吴福辉说“李今将文化、思潮和美学的审视汇于一炉，全书贯穿了引用、论证的巨大心力”；解志熙说“李今能够超越单纯以地域文化论海派的限制，着眼于老上海人和海派作家如何应对世界都市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问题和现代冲击，因此所见始大、所造遂深”；袁进则说“该书有一个较大的文化视野，作者紧扣现代大都市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横跨中西，打通文史哲，并且深入电影等视觉艺术之中，重新审视电影与小说、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这部大著的诞生，首先也依托于20世纪80年代浓厚人文氛围中养成的直面现实的使命感和前瞻性。据解志熙回顾，李今的海派研究是在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发掘、李欧梵将新感觉派介绍到中国港台和海外及吴福辉的专著出版之后，其专著与李欧梵的专著差不多同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由“五四”文学研究突然跳转到令师友“真是没有想到”的海派文学研究，直接因素是李今面临了家庭生活的变化，“不得不面对之前从未考虑过，也未意识到的生存问题，以及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之类日常生活的常量部分”，“从过去的完全沉浸于精神世界开始学着在生活中生活”。因而，尽管其时文坛正在开展“人文精神大讨论”，李今却想借助海派研究打量和认识人的日常生活层面，“尤其是对90年代以后的现代社会与人生的重新思考”，进而“实际上是在接近与认识我不得不面对的现代商业化都市的生存处境，不得不面对的在这个处境中新产生的观念、价值与意义，不得不面对的这些新的观念、价值和意义所确定的现代的人生与人心”。这种立足于直面现实的前瞻性，从近年日常生活研究、都市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界不能再忽略的热点论题，已然得到验证。

研究具有前瞻性，最大的考验是要避免失之浅陋，李今的海派文学研究在其“巨大心力”的作用下，足以构成为“50后”学者回应90年代社会转型的范本一种。就学术贡献而言，在厘清海派文学的物质、精神资源及其特征之时，其对诸如世界现代都市化进程中之中国最初状况、现代都市与文学之关系、电影与现代都市文化之关系、现代新市民群体及其生存哲学、日常生活意识等问题的探究，一则进一步开拓了中国都市文学研究的框架，提出了一系列的命题和关键词，一则深入揭示了中国最早遭遇现代性冲击时外部社会和人内在精神的转变状况，纵非不易之论，也是为一种无法越过的定见。试问，海派文学研究如何能走出“日常生活意识”“现代新市民群体”“都市市民哲学”“日常生活的逻辑”“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市民的知识化”和“文人的世俗化”等命名和论断确立的问题意识？今天的中国都市文学研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走出以回应新的都市化进程为动因的海派文学研究的视域？

限于篇幅，下面介绍下李今海派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一，对海派文学作家群体进行了新的界定，没有将观念过于保守的鸳鸯蝴蝶派和张资平、灵魂过于高雅的徐訏等纳入讨论范围，而在“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向另一种价值观转变的意识和信息”这一共同特征下，将新感觉派和张爱玲、苏青、予且等人视为主要代表。第二，在严家炎将新感觉派定义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的基础上，明确地将新感觉派“置于唯美-颓废主义世界文学潮流中”，同时指出其对唯美-颓废文学思潮的接受是同时吸收了该文学思潮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不同内涵。第三，探讨电影艺术对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提出了诸如新感觉派对女体的书写是受“女体本身成为影片的内容和表现的对象”的影响等重要观点，并以“小说形式的空间化”命名了新感觉派受电影蒙太奇手法启发而惯用“无数个画面、场景的碎片”构筑小说的方式。第四，凭借自身新发掘的新感觉派参与“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的大量材料，系统性论述了新感觉派的文学观念，指出其在“放弃启蒙者的身份和姿态下”兼具“以艺术的价值为基准”和“以娱乐的价值为基准”的双重立场和“作为生产者，也作为艺术家”的双重身份。第五，在90年代“张爱玲热”兴起之初，便指出张爱玲小说具有“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消解价值的理想形态”的思想和精神倾向，明确以“张爱玲的消解价值神话是无所不至的，因为她无所执着”“从日常生活的实用逻辑出发，张爱玲建立起同化一切的基础”等观点展开祛魅式批评。第六，指出海派文学兴起之际，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使“市民的知识化”而崛起了作为海派小说读者的“现代新市民群体”，而如海派作家“文人的世俗化”的转变则在于“文学能够谋生时代的到来”。经由李今细致辨析中的大处把握，海派文学的群体性特征又清晰些了。

除了在大的论题上周全提炼海派文学的共性，在论述的过程中，诸多力求保留历史复杂性的细节强化了李今海派文学研究的丰富性。也不妨稍举几例，直接指出张竞生“在北大任教授时就曾讲了一年的‘美的人生观’，由此也可见‘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多面性及其多方向发展的流脉”；提出新感觉派“涉足左翼文学更多的是追求‘尖端’和‘时髦’”的观点，打破了文学史教材建立的左翼文学始终与革命关联的印象；对“五四”新文学家曾历经由拒绝稿酬到委托律师索取版税的态度转变过程的梳理，彰显了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观念转变的曲折与艰难。这类“崭新”的观点贯穿于论说始终，其中那份还原历史复杂性的冲动，想必便是李今之后走向汉译文学研究及其史料库建设的心理动力。

就对于当下现实的意义来说，李今海派文学研究的价值，恐怕正如日常生活研究近年在各人文社会学科不约而同地被专门提出来探讨一般，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更加凸显。我们可以看到新感觉派“软性电影”的立场——在娱乐和趣味中兼顾艺术——近乎成了今日中国电影业的主流共识，他们“唯美娱乐的性意识”又何尝不被今日消费主义文化所继承、所继续强势浇灌？而李今发掘的海派文学整体对日常生活意识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注重，不管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还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所展示的“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中，所必然带来的人自身现代化转型的冲击，反映了这一转型给予传统日常生活观念、交往以及消费方式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与改造”，莫不在当下愈演愈烈？而李今在二十几年前特别指出的“现代主义男性作家却是肯定现代文化，而否定现代女性”，“也就是说现代主义男性巨擘所惋惜的女性传统身份和作用正是女权主义者所要挑战的”这一小细节，又莫不由近年“女德班”和“米兔”运动的出现所点击放大？尤其李今由海派文学群体注意到的“市民的知识化”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不也已成为今日中国都市社会的整体景观？而我们也能从今日知识分子对上述现象的态度和“新文学家”、二十多年前李今的态度中，见识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价值观念的变迁。

李今海派文学研究的范式，在中国学界亦远远未完成其历史使命。吴晓东在近作中说，“新一代学子在尝试新的研究范式方面更加自觉”，“更加注重‘文本-理论-历史’三维空间的建构”。李今“从文本分析、事实证明和理论依据几个方面加强阐述论题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所谓“打通文史哲”，正是一种经“文本-理论-历史”对文学史的建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文风让人感到元气充沛，正是由其文本细读给人刻骨铭心之感、理论引证的丰富和恰到好处、历史资料和历史勾勒的面面俱到带出来的阅读印象。海派文学研究之后，李今所做的鲁迅研究、余华研究在文本细读、理论升华、历史语境勾勒上都显得游刃有余。某种程度上，李今后来再度转向去挑起汉译文学史料库建设的重任，或许跟她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做起来得心应手，而感觉较少有挑战性了，也有些关系吧。

有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为李今举办的“荣休暨学术座谈会”上表示：李今教授的著作都是能够留下来的。距离第一次阅读十年之后，近日再度重读完《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笔者认为对此书的上述评价大概不算是溢美之词。

（胡红英，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

汉译文学研究及其史料库建设

学界不少同仁曾对李今后期转向汉译文学研究表示困惑，在他们看来，从现代文学研究拓展至一个颇具文化比较性质的领域，堪称学术方向上的一次“突转”——这种“突转”，固然是一次勇敢、生猛的跨界探索，似乎也暗含了某种“断裂”。但实际上，早在《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一书的写作中，李今已经关注到汉译文学对海派文学的重要影响，并将其纳入对海派文学“文化渊源”的探讨中，揭示了海派文学与西方颓废-唯美派的内在关联。这一尝试显然富有成效，吴福辉即在该书的序言中评价：“由颓废-唯美派连类提出的唯美颓废观和马克思主义颓废观在新感觉派身上的并置问题，进而对颓废女性形象和意象的深入发挥，是本书中的精彩段落。”可见，李今在早期的海派文学研究中就已经对汉译文学研究有所涉猎，后来这种看似“突然”的转向，其实早有伏笔。

李今对汉译文学更为专门、更具系统性的探查，是参与了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的写作。这次研究经历，为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使她更为深入地把握到中国现代文学在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与外来文化的复杂互动，明确地将研究重点定为“已经被翻译过来的译作如何被选择、被阐释以及适应着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变化发展，不断被重译、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及其影响”，并先后出版了《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和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20世纪末，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使译作的文化意义得到凸显，考察“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影响、研究的特点等问题”，并“对日益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深刻的借鉴和历史参照”，正成为新世纪翻译文学史书写的内在要求。李今专著在此背景下问世，可谓恰逢其时，不仅为学界贡献了“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也给作者本人带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鲜学术体验，使她对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文献建设等诸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布局。

为汉译文学“正名”，强调汉译文学的独立价值，是李今为开展相关研究所确立的基本前提。学界对翻译文学的称谓较为混杂，“翻译文学”与“译介学”“外国文学”等交叠混用。这一方面显示出翻译文学天然的跨学科属性——它既具备外来文化的基因，又生存在中国的土壤里，因此可以成为外国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也意味着汉译文学的独立价值并未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它常常被视为“外国文学”的影子或“翻译文学”的分支，并长期处于被遮蔽、被忽略的状态。因此，李今的贡献首先在于，给中国翻译文学“外译中”的部分以更精准的命名，并高度肯定其在现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功能，提出可将汉译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同时也应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15年发表的《汉译文学的学科位置及其编年考录的设想》一文中，李今不仅辨析了“汉译文学”与“外国文学”“中国翻译文学”的异同，阐明了各相关学科在汉译文学研究中的独特贡献，还系统回顾了现代汉译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相伴相生、难以分割的亲缘关系，明确提出汉译文学应当和通俗文学一样，被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考察范围之中，成为中国文学的另一只翅膀，从而构建一种更完整、更符合历史真实的学科发展格局，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汉译文学的发展日趋成熟，但尚缺乏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导致相关研究处处受限，难以深入，参与撰写过《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的李今对此深有感触。因此，除去理论层面的倡导外，她还带领博士生团队开展了有组织的文献整理工作，不惜花费近十年时间完成两套汉译文学文献丛书：编注18卷本《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和著录10卷本《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期刊编·1896—1949）。《汉译文学序跋集》关注图书文献，辑录了清末到民国50年间2000余种汉译图书的3300多篇序跋，约600万字，“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序跋文类的历史文献长编”，目前已有三辑13卷面世，剩余一辑5卷已经编完，即将进入出版流程。《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关注期刊文献，以编年体例呈现了1896—1949年间246种期刊所刊载的13700多条汉译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2022年底由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开发成数据库，现已正式上线。后期，《汉译文学序跋集》也将收入该数据库，使之进一步扩充为包括图书和期刊两方面汉译文学文献的史料库。这两套大型文献在编注与著录上的贡献在于：第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汇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汉译文学史料，以编年体形式建立起一种旨在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汉译文学史；第二，其数据库真正实现了“同实异称”的关联检索，对晚清、民国时期原本杂乱无章的外国作家译名、作品汉译名、译介者笔名等进行规范化处理，再以统一的今译名或常用名为媒介，依托计算机技术建立起“异称”之间的关联，最终确保了“同实异称”检索的有效性；第三，借助数字化技术，建立可以自由选择、任意组合的专题性分类目录索引系统，方便研究者按需检索、按类阅读，为汉译文学及其研究建立起系统、独立的文献史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