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却成实干家

2004年岁末，李今的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改订为《海派小说论》，将在中国台湾出新版，我在代序中特地记下了自己对李今的最初印象——

在十几年前的一个热烈的夏季，我陪侍着导师严家炎先生住在北京知春里的一套小公寓中。也就在那时我从严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李今的名字，因为那年她报考了严先生的博士生，先生和我言谈之间对她颇表欣赏。这在一向不但治学严谨而且口风甚紧的“严加严”先生（这是北大中文系师生私下里对严家炎先生的谐称）是极少见的事情。然而临到考试的前一天，却传来了李今等三位考生公开放弃考试的消息，那并非因为他们自己准备不足，也不是对导师有什么意见，而是别有不得不然的情由的。李今是其中唯一的女生，而她原本是非常渴望到北大、到严先生门下读书的，为此她已精心准备有年，所以做出放弃的决断在她自己自然是很痛苦的抉择，以至她在当晚给严先生打电话解释时泣不成声。严先生当时也颇为惋惜，神情黯然；而我尽管是个对公共事务很不热心的人，因此曾被严先生批评说“太消极”，但当听到一个那么向往学术的年轻女性为了非个人的原因而做出如此取舍，也不能不为之动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记住了李今这个名字，而且不禁想象一个能如此行事的女子其性情一定很激烈的吧。

然而随后——大概是1990年的夏秋之交吧——我去暂设在万寿寺的现代文学馆校对稿子时，认识了李今，她给我的印象却全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激烈，倒像个带发修行的女居士，宁静平和，和她的那些苦行僧般的男同事们，在那所破旧的寺庙中不辞艰苦地坚守着一块被攘攘红尘遗忘了的学术阵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并且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现代文学馆而四处化缘。而当我问及她放弃考博的“壮举”时，她不但面无得色，倒是坦诚地说，当时只是觉得就那样淡若无事地去应考实在于心不安，所以不得不弃考，但内心其实特别为自己惋惜，觉得委屈矛盾得很，以为将是一生的遗憾。我相信这是实话。这样一种不高自标置的朴实和坦诚，正是李今的本色，而对学术的向往，才是她的真正的关怀。

也正是为了弥补这份委屈和遗憾，1990年代后期，已身为人母的李今终于还是在相夫教子、担负刊物编务的辛苦之中，毅然再次投考到严先生门下当了一名学生。［《“摩登主义”与海派小说——〈海派小说论〉代序》，（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个印象从此深刻铭记在我心中。1990年我回河南大学工作后，虽然与人疏于交往，但仍与李今保持着联系。1990年代我写作《美的偏至》一书，遇到难找的民国旧书报刊，曾多次拜托李今代为查寻、复制，她都耐心办好、迅速寄来，帮助我顺利完成了该书的写作。这让我很为感动，觉得她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才女。

李今当然是极富才气的学者。如所周知，一个文学研究者的才气主要表现在对文学的艺术感受力和文本分析能力上。在这方面。李今毫不逊色，她的两部著作——《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意义的生成——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可以为证。前者对海派小说的文化分析深入细致，新见迭出，显著推进了对海派小说的理解；后者对一些现当代文学名作如《狂人日记》《伤逝》《许三观卖血记》等的解读，真是别具慧眼而且写得细腻熨帖，读了令人不能不信服。

新世纪之初我调回北京，与李今的交往增多了，对她又有了新认识——不论在为学还是在为人上，她都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才女，更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实干家，所以在学术上乐于干实事、敢于下苦功，承担了好几个极为繁难的文献研究项目，带着一帮学生实干加苦干，很少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这在当今势利眼耍聪明的才子才女满地跑的时代，实属难能可贵。

其实，早在90年代读博的时候，李今就在文献上下过苦功夫。那时还没有旧报刊数据库可用，她为了发掘原始文献，特地跑到上海苦心翻阅小报旧刊，发现了新感觉派作家在软硬电影论争中的文字，以及穆时英的若干佚作，这为她的论文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持，由此才写出了一本文献充足、见解独到的博士论文，成为海派小说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稍后李今又编写了《穆时英年谱简编》，并与严家炎先生合编了《穆时英全集》，那是收编相当完备因而引人瞩目的文献成果。也因此，当钱理群先生和我有鉴于现代文学研究界游谈无根、话语翻新之弊而思有以救之，2003年12月在清华召开“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时，得到了李今的积极支持。她不仅热情响应，而且在会后把参会者的发言以及我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集中刊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推出了“丛刊”第一个“文献研究专号”。这是破天荒的学术之举，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风气的转移。

正唯如此，李今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自觉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转型——从一个才女学者转变成了一个学术实干家。其劳绩就是她在这一时期接连承担完成了三个重要的文献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中下卷）、《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49）》（18卷，已出版13卷）、“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期刊编，1896—1949）”。这些项目都是关于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译文学的文献研究项目，涉及文献之广和时间之长都非同小可，工作难度和工作量相当大，自负聪明才气之人是不愿下这个苦功夫笨功夫的，只有不怕吃苦的实诚人才会干；并且这些项目都是庞大的学术工程，非一二人所可为，必须组织起团结实干的学术团队才能实施，其间的组织协调工作很难为，没有一个富有学术公心和耐心的负责人是做不好的。李今恰是一个既实诚又有亲和力的带头人，她自觉这些项目对现代文学的深入开展是必须的，便自讨苦吃、知难而上、勇挑重担，动员了一届又一届的研究生，组织起了一个又一个愿意吃苦的团队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去做，每个项目都耗费六七年的工夫。其间的艰辛，真是一言难尽，也只有李今和她的团队“亲兵”才能坚持下来。

我也被李今拉入其工作团队，但我其实没有做什么事，只是因为身在其中，对李今及其“亲兵”团队的辛苦，是比较知道内情的。即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学术公益工程。此前唐沅、封世辉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辛苦编纂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了276种重要的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及其索引，为众多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还有许多有价值的现代文学期刊或重要的综合刊物不在其列，进入新世纪，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开展，急需续编这些刊物的目录以助力研究者。我记得在清华召开的那次“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李今就讲了编撰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续编的设想。这其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学术公益项目，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知其当为而又畏难不敢为，但实诚的李今不仅积极响应而且当仁不让地承担下来。她征得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支持，随后积极联络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和苏州大学等校的有关老师如商金林、刘勇、汤哲声和我等，以及各校的现代文学研究生，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联合团队，利用各校的收藏和著名公共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从编目体例的制定到具体编录示例，李今都亲力亲为，去这些大学讲解以至于组织协调、修改稿件，付出了极大的苦心和耐心。课题进行过程中，几次面临挫折和困难，我很担心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幸亏李今的坚韧和诚意，终于带领团队完成了300余种刊物的编目工作。然而，完成后又面临着出版的困难。先是曾经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天津人民出版社闻讯，表示愿意出版，我和李今在清华园招待了前来商量的该社总编辑，总编辑人很好，但要钱——要我们拿出三十万出版资助。我们这些穷学者拿不出钱，所以没有谈拢，数百万的稿子就搁起来了，我几乎绝望。但李今不甘心近百名师生六七年的心血就那么束之高阁，于是不断寻找出路，终于与南京大学吴俊教授主持的一项有关上海地区的现代文学期刊资料编撰项目不谋而合，双方遂达成合作-合并协议，由对方出经费，合作推出此书。于是，久经磨难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终于出版了，厚厚三大巨册，逾700万字，收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657种。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重大成果。毫无疑问，没有李今的勇于承担，就没有这个项目的实施，没有李今的坚韧坚持和有力组织，这个项目也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倘若没有李今顾全大局的谦和之德，这项成果也不会峰回路转地顺利问世。这一切，我作为亲历其事的旁观者，是看在眼里的，因而对这位敢于任事、甘于吃苦、不计名利的学术实干家，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随后，李今又再接再厉地申报、承担了另一个重大的文献研究课题“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建设（1894—1949）”，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项目。如所周知，近现代以来大量的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既作为中国新文学以资借鉴的外来文学渊源，又成为中国新文学写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李今在此之前就从事过现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撰写出版了《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这是她为杨义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撰写的“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的主体部分。稍后李今又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路，确认汉译文学不仅是翻译外国文学，而且是中国新文学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认识上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改变。她因此决意从最基础的文献整理工作做起，于是带领一班博士生从事“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及数据库（1894—1949）”的编纂。这在文献研究上是拓荒的工作，其时间跨度之大、涉及国别之多、具体考释之烦难，真是令人望而生畏，而李今又为之确定了很高的学术要求——不仅要对众多报刊上的汉译文学进行逐项检讨、过录基本信息、撰写内容提要，而且要尽可能地考释出原作的外文题名、原作者的姓名生平国别情况以及众多译者的真名实姓，这就难上加难了。当然，考释出这些信息对研究者是很有用的，所以李今和她的团队还是博览文献、竭力去做了，他们为此耗去了数年的心血。为便于研究者检索和参考，该项目的文本成果完成后，李今及其团队又与中华书局合作，精心编排，反复调试，在今年前半年完成了《现代汉译文学编年考录数据库（期刊编，1896—1949）》的上线工作。这是嘉惠学林的创举，成为现代汉译文学研究之利器，赢得了研究者的欢迎。事实上，这个成果在国际上也是领先的，最近该数据库入选“国际数字人文大会（DH2023）”，与会的一些欧洲学者说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没想到中国学者先行了一步。同时，李今及其团队还编纂了《汉译文学序跋集》（18卷），已出了13卷。不论对汉译文学还是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序跋集都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恕我直言，学术界有不少重点或重大项目，花费数十万以至上百万资金，但率多勉强拼凑而成，出版了也等于无物，像李今及其团队这样有眼光有耐力、实干加苦干做出有真价值的大成果者，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和比较文学研究界实在是凤毛麟角。

显然，上述几个大项目都是集体性的学术公益项目，李今费心组织领导这些项目，就不能不迟滞个人的学术研究，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正是亲力亲为并组织领导了这些重大的汉译文学基本文献研究工作，为李今个人的汉译文学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并且大大拓展了她的研究思路。李今因此精心撰写了一系列专深的汉译文学论文，最近结集为《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一书出版。此书选择了汉译文学的一些典型个案，如《鲁滨孙漂流记》《简·爱》、林纾翻译的洋孝子孝女故事（如狄更斯的小说）以及高尔基、普希金作品的汉译和翻译序跋等，着重聚焦译介中的改写问题，由内而外探究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的发生与译者的政治立场、文化身份、美学追求及其所处社会语境的关联，相当深入地触及中外人士在思想、观念、情趣等层面的异同，进而从文学的角度揭示出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既交融激荡又拒斥排异的复杂关系。看得出来，李今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比较文学的眼界、充实的文献史料准备、精细入微的文本解读功夫，加上富有深度的文化-思想探究意识，共同作用《鲁滨孙变形记》的写作，赋予此书厚重的学术分量和精湛的学术原创性，因此成为汉译文学研究发凡起例的力作，当然也允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宝贵收获。

回头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到新世纪之初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以至于最近十年出版的《意义的生成——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细读集》（上下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李今个人的学术著作只有五六本，而她参与或带头组织整理出版的文献成果则有数十本之多。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李今花了多少心血做了那么多基础文献研究工作——它们其实是可让学界共享的学术公益成果，没有学术为公之公心和踏实实干之精神，这是根本不可能做成的事。这些学术公益成果将长久地嘉惠学林，所以学界应该感谢李今及其团队的苦心和劳绩。至于李今个人的学术论著，看起来似乎是少了点，但想想那些被称为大师的现代学术名家又写了多少专著，就明白李今的五六本书并不算少，何况重要的是要写得好，而不是写得越多越好。在我看来，李今的这五六本书中，至少有三种都是学科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论著，这就足够了——足够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学界了。事实上，就凭这两三本书，李今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代表性学人之一，其治学的学术原创性之显著，在同代的女学者中更是出类拔萃的。

今年3月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召开了“李今教授荣休暨学术座谈会”。作为交往数十年的老朋友，我很高兴地参加了并发了言。说来，李今和我都是1977级的大学生，李今比我大，她其实是学姐，只是我跟严家炎先生读书早一点，她只能“屈居”为师妹，这是我很抱歉的。有趣的是，这也造成了李今跟我来电话打招呼的两种不同方式：当她直呼“解志熙”的时候，那所谈一定是无关学术的日常事，当她叫“解师兄”的时候，那肯定是要跟我商榷学术了——这在李今是一以贯之之常例，在我也是屡试不爽之常事。所以接到前一类电话的时候，我们就轻松地闲聊生活，当接到后一类电话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正襟危坐、严肃地与她谈论学术了。在此再一次祝贺可敬可爱的学术实干家李今光荣退休。同时我也有一个小小要求：希望叫“解师兄”的电话越来越少，叫“解志熙”的电话则竭诚欢迎——毕竟我们都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啦，毕竟生活第一、学术第二啊，所以希望李今能够接受我的要求，从此放下学术的担子，轻松地享受生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