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经典到人类瑰宝

追忆逝水流年，《红楼梦》是一段家族的苦难记忆，是一部不堪回首的忏悔录，曹雪芹借助文学的力量，用妙笔生花之笔，将其升华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验与情怀。这部起初在小范围相互传阅的小说读本尽管没有全部完成，但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迅速传播，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并走向海外，成为全人类的文学艺术瑰宝。

这是一部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奇书，从创作到评点，从抄写到刊印，从传播到接受，处处显示出其特殊性。《红楼梦》成为文学名著和民族经典的过程，也是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接受的过程，并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多渠道、多方式等特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如何阅读接受《红楼梦》，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从中不仅可见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喜爱程度，更可由此透视人们通过阅读这部小说所流露出的各种社会文化心态。在此方面已有不少专著，如李根亮的《〈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段江丽的《〈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计文君的《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薛颖的《文学经典〈红楼梦〉的影视剧传播研究》、赵长江的《〈红楼梦〉英译史》等，可以参考。以下结合《红楼梦》的经典化过程探讨这部传世名著的传播与接受。

一

从脂砚斋等人批语所透露的相关信息来看，《红楼梦》早在创作修改阶段就已经开始了向外传播，与曹雪芹关系较为密切的脂砚斋等亲友们一边阅读，一边批点，并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和修改，这在中外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初作品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曹雪芹亲友之间的小圈子内流传，程伟元、高鹗将其刊印后，在社会上迅速广泛传播，并跨越国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成为一部享有盛誉的经典之作。围绕这部作品的阅读和研究，还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吸引着海内外众多优秀学者参与。

《红楼梦》面世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其传播接受以各类文本为核心，戏剧曲艺影视的改编，图画、雕刻等形式的创作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里根据《红楼梦》文本在不同时期传抄、刊印及传播、接受的情况，将其传播接受过程分成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传抄阶段、刊印阶段、精印阶段和多元阶段。以下分别进行简要介绍：

从乾隆中期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脂砚斋等人加批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以活字版刊印，这是《红楼梦》流传的第一个阶段，即传抄阶段。

学界通常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除夕（1763年2月12日），以此为界，可以将这一阶段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曹雪芹在世时期。根据现存资料来看，曹雪芹生前一直忙于《红楼梦》的创作和修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这三个版本的底本就是其生前的修改本，尽管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但直到去世都没有全部完成，以至于今天看到的《红楼梦》抄本都残缺不全，带有修改的痕迹。作品修改没有完成，不便流传，起初只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曹雪芹亲友之间的小范围内流传，主要是在北京地区的满族圈中，其中一些如己卯本是在怡亲王府抄成收藏的。当时仅有脂砚斋、畸笏叟、富察明义、永忠等少数人能读到这部作品，他们可谓《红楼梦》最早的一批读者，且都与曹雪芹本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所读的文本或是曹雪芹的稿本，或是直接录自稿本的抄本，由于当时《红楼梦》还在不断修改中，他们阅读的文本彼此并不相同，或许有的还包括八十回的内容，与今天读者所见的文本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管是评点还是写诗，这批最早的读者有一个堪称默契的共识，那就是皆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他们的眼光。外界对《红楼梦》则所知甚少。

曹雪芹去世后，修改工作戛然而止，虽然存留下来的文本不尽完整，但《红楼梦》仍在向外传播，并逐渐走出亲友圈子，范围不断扩大。还有一些人看到其中的商机，将其作为商品流通。据程伟元《红楼梦》序记载，有“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由于作品篇幅较大，抄写不易，购买一部得“数十金”，价格相当昂贵，一般人难以承受，因而流传的范围仍然有限。

总的来看，《红楼梦》在传抄阶段，因曹雪芹的修改未能全部完成，流传的范围比较小，限于特定的圈子，阅读、了解的人并不多，谈论、评赏的人则更少，甚至连袁枚这位才子也只是听说而已，将其记在《随园诗话》里，他没有真正见到过原书，否则，中国文学史也会因此而增加一段佳话。现在可以看到的《红楼梦》早期抄本有十几种，大多残缺不全，且没有后四十回，如此形态的作品难以被读者接受，无法广为流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程伟元、高鹗刊印的话，《红楼梦》的传播很难像今天这样广泛深远，甚至都有可能失传，更不用说成为经典名著了。

二

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将经过历年搜集的《红楼梦》残卷请高鹗加以整理订补，成完整的一百二十回，以活字版刊印，开启了《红楼梦》版本及流传的新阶段。从这一年到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校勘整理《红楼梦》，这是《红楼梦》流传的第二个阶段，即刊印阶段。

程伟元、高鹗在不长的时间里连着刊印了两个版本，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程甲本、程乙本，随即，东观阁、藤花榭等各家书坊争相刊印，形成了《红楼梦》出版的热潮，使这部小说迅速从小范围的流传走向千家万户，广泛传播，并引发了续书、仿书的创作热。与抄写的费时费力、价格昂贵相比，刊印的优势无疑是十分明显的，不仅印刷速度快、印量大，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红楼梦》的流传很快就达到“家置一编”的程度（西清：《桦叶述闻》）。有人曾这样描写《红楼梦》刊印后盛传的情景：“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其书较《金瓶梅》愈奇愈热，巧于不露，士夫爱玩鼓掌。传入闺阁，毫无避忌。”（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红楼梦》刊行后，受到欢迎，各书坊争相翻印并进行竞争；二是以北京为中心，《红楼梦》向江苏、浙江、广东等周边地区呈辐射状传播。

程伟元、高鹗对作品的整理订补有得有失，后人争议很大，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红楼梦》读本，并使其快速、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传播接受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人们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主要是靠程本来阅读欣赏《红楼梦》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脂本系统的抄本成为少数人手上的珍本秘籍，知者甚少，直到胡适等人创建新红学之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得以广泛流传。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程本刊印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多人并不知道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出自两位作者之手，不知道后四十回并非曹雪芹所作。即便有人听到，也不相信，比如《红楼梦》的评点者张新之曾这样说：“有谓此书止八十回，其余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全身动之妙，且词句笔气，前后全无差别。则所增之四十回，从中后增入耶？抑参差夹杂增入耶？觉其难有甚于作书百倍者。虽重以父兄命，万金赏，使闲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以目，随声附和者之多？”（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当时很多读者的想法。

可能是程乙本印量不大的缘故，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程甲本，其间刊印的《红楼梦》大多是以程甲本为底本翻印的。进入晚清，印刷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带来《红楼梦》传播接受的变化。1911—1912年及1920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大字本、小字本两种以戚序本为底本的《红楼梦》读本，这是脂本系统的版本首次被刊印。这两种石印本上除了脂批，还带有大量后人的批语，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普通的《红楼梦》读本，并未给予特别的重视。后来，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一书中首次对这一版本进行研究，指出其文字的优劣，怀疑它比程本的文字更早。鲁迅受其影响，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论述《红楼梦》部分进行引证时，主要以戚序本的文字为据，此前他在《小说史大略》中采用的则是程本的文字，此举被后人称作有先见之明。直到甲戌本发现后，有了比照，人们才知道这是一个较早的、属于脂本系统的抄本。

脂本系统的版本大多带有脂砚斋等人的批语，程伟元、高鹗整理订补的程甲本、程乙本都删去了脂批，属于白文本，后出的程乙本、本衙藏板本、抱青阁本、东观阁初刊本等也都是白文本。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东观阁书坊重刊时才开始带有评点，其后不断有新的评点本刊出，在道光至光绪年间形成了一个《红楼梦》评点的高潮，涌现出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等著名评点家，评点成为人们评论《红楼梦》的主要形式之一，受到读者的欢迎。清代的《红楼梦》评点历年屡有发现，今所知者有一二十种。清人将王希廉、张新之、姚燮的评语汇编，以三家评本的名目刊行。后来冯其庸将八位清人的批评汇编，成《八家评批红楼梦》。

当时《红楼梦》流行的盛况可以用时人“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样的诗句来概括，甚至有两个人为拥林、拥薛问题产生争论，差点老拳相加。由此可见人们对这部小说的痴迷程度。

这一时期，《红楼梦》传播接受的渠道和方式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趋势，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围绕原作创作的续书、仿书。《红楼梦》刊行之后，广受欢迎，其悲剧性的结局让很多读者感到不满足，于是有人开始创作续书，并在嘉庆、道光年间形成一个创作热潮，主要作品有《续红楼梦》《补红楼梦》《增补红楼梦》《后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红楼幻梦》《红楼梦补》等。

二是根据原作改编的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这类数量相当多。嘉庆元年（1796），孔昭虔将《红楼梦》改编为昆剧《葬花》，这是当前所知最早一部《红楼梦》的戏曲改编之作，相关剧作还有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等。《红楼梦》还进入子弟书、弹词、扬州清曲等曲艺艺术，成为深受欢迎的保留曲目。

三是吟咏《红楼梦》的诗词曲赋之作。吟咏《红楼梦》的诗词数量众多，甚至还出有专集，如《红楼梦戏咏》，人们将这类诗歌称作“咏红诗”

四是根据《红楼梦》创作的各类绘画作品。除了各种刊本的绣像插图外，还有不少以此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如改琦所绘的《红楼梦图咏》、王墀所绘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孙温所绘的《红楼梦》图册等最为有名，民间还有不少《红楼梦》题材的年画、剪纸和工艺品等。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红楼梦》还被翻译成满文、蒙古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受到兄弟民族的喜爱。尤其是蒙古族的哈斯宝，他不仅将《红楼梦》节译、改写成四十回的蒙古文《新译红楼梦》，而且还为之撰写了序文、读法、总评及评注等，表达了对作品的喜爱，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清代众多《红楼梦》的评点家中独具特色。

与大多数人的喜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也有不少人从教化卫道的角度将这部小说视作淫书，大加指责，如陈其元就认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摩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戈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有清一代，《红楼梦》还屡屡成为禁书，多次遭到官府的查禁，多次出现在《禁毁书目》《计毁淫书单》、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书目等清代禁毁书目上。当时甚至还有人想出这样的怪招：“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诸远方，似以阴符长策也。”（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可惜这一建议未被朝廷采纳，否则《红楼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将会更早、更广泛，影响也更大。

总的来说，这种查禁雷声大，雨点小，在早已家置一编、妇孺皆知的情况下，《红楼梦》是不可能被禁绝的，且没人去认真执行，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就连提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的陈其元都承认“卒不能绝，则以文人学士多好之之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在当时就有人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近有人欲禁淫书，并此书亦在其内，冤哉冤哉！何尝窥见作者之用意哉！”（《红楼梦》第一回黄小田批语）有些书坊主为了对付官府的检查，将《红楼梦》改名为《金玉缘》《大观琐录》《警幻仙记》等，继续刊印发售。可以说，官府的查禁没有对《红楼梦》的传播和接受产生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