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处的诗性复归与现代守望

巍巍红楼，以其无可比拟的万千气象，卓然立于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中心。然而，这一座红楼又以其独异的边缘姿态，与中心保持着强大的张力。不论是“真事隐、假语存”的总体构思，还是“大旨谈情”的主观命意，抑或对“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独特发现和书写，曹雪芹俨然站上了边缘立场，持守边缘姿态，毅然“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就是边缘的审美精神和力量！正如同样钟情于边缘的巴赫金所言：“只有在不同视角的边缘上才产生对这一视角、对它创作特色的迫切需要，这一视角也才能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据和理由。”的确，立于边缘，才能不轻易为“主流”“传统”和“正统”所惑，才能激活和保持视角的广度、深度和锐度，进而看清世态人心，并升华出超越性的情思、诗思与哲思，最终汇成创作的“迫切需要”。这便是一切伟大艺术创造的“可靠根据和理由”！曹公，正是这样的边缘人，《红楼梦》也是这一边缘之作。于是，欲解红楼真味，便也需要这一边缘的视角和情怀。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的研究往往徘徊于文本之外，甚至外而更外，玄而又玄，从边缘滑向不知所往。正如梅新林先生所言：“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此言甚谛！《红楼梦》的边缘特质首先是源于其是一本小说，它才能在虚实之间涵纳无尽的内涵，形象、语言、结构等这些文本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应是我们立足边缘的基石，其中人物则是最核心的砥柱磐石。古往今来，人们对宝、黛、钗、凤等主角的关注和鉴赏可谓多矣，他们早已从边缘走向中心，再言说的空间似已不大。那么，《红楼梦》的边缘精神如何重寻坚实的人物承载？为此，一入红楼若许年的田崇雪教授在打扫细节、测度人心的过程中发现，书中大量“底层的、如蝼蚁”般的小人物、边缘人物“对整部书的结构意义与中心人物一样，举足轻重，必不可少，同样重要，其结构意义、意蕴构成甚至与中心人物不相上下”。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田崇雪教授重返文本细读，凭借其卓越的诗性感悟细品十九位红楼小人物，由边缘人物切中边缘内涵，于边缘处守望现代精神，的确“让人换新眼目”。

边缘视角：发现“小人物”的“大立意”

《细品红楼小人物》（以下简称《细品》）一书的边缘视角，使其不再停留于传统的小说人物性格分析和类型概括，而是于边缘处洞悉小人物蕴含的大立意。这里的“小”，表面看来是相对于那些大人物、主角而言，戏份相对很少，但由于曹雪芹的天才创造，赋予了这些小人物同样的生命力和别样的形象意义。这些小人物好似人的毛细血管和大树的枝叶，虽不是主动脉和主杆，但边缘的处境却使其能较早感知时代的风雨。他们也许只出场一两次，有的来去匆匆，有的烟云模糊，但其在曹公有限的笔墨中所体现的边缘意识，却已悄然融入全书的意蕴中，构成了对主角的补充，对全书意脉的延展，这便是红楼小人物的独特价值。可以说，红楼小人物并非“微尘众”（蒋勋语），而是“结晶体”。只不过，这些小人物往往淹没在红楼“几乎无事”的生活流之中，被冲到了边缘，这便需要我们于边缘处将其打捞和细品，田崇雪教授正是这样一位有心人。于是在书中，我们透过香菱、焦大、龄官、尤三姐、蒋玉菡等这些边缘小人物，看到了别样的红楼风景，可见此书立意之高。

《细品》一书对小人物的瞩目，除了源于《红楼梦》本身提供的审美意蕴，也源于红学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和评价研究预留了重要的审美空间。我们知道，《红楼梦》中宝、黛、钗、凤等主角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其艺术形象本身的复杂、卓异之外，还源于其在书外皆有令人目眩神迷的人物原型、自传投影和家族史实。于是，这些主角们便在虚实交织的红楼魅影中被反复“索引”“考证”和“探轶”，困顿不堪，要么沦为文艺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对象，扁平无趣，要么被置于传统现实主义美学的观照下，新意难见。然而，这些处于边缘的小人物们却幸运地在上述研究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下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其边缘活力，从而预留了宝贵的审美空间。可以说，这是唯有红楼小人物才拥有的审美殊荣和生命！窃以为，以上两点是该书可以在红楼“小人物”中发现“大立意”的客观原因。田崇雪教授在上述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对这一审美空间进行了充分开掘。该书超越同类作品之处在于，其并非对小人物做印象式、感悟式和情绪化的肤浅点评和道德言说，而是最大限度地发掘了这些小人物因没有红学负累而保有的审美潜能和文化潜能。

首先，一字立骨，力求用一个字高度凝缩小人物的神髓。这使得边缘人物的内涵不再因“小”而“散”和“淡”，而是走向“聚”和“深”，更加清晰和鲜明，为展开分析找准了根基。比如第二章，“赖嬷嬷：奴才二字如何写”，用一个“奴”字凝聚这位封建底层老妇人的身份和精神，再依次延展出“奴隶之国”“奴才之邦”“奴性之病”三个递进的层次，以点带面，将整个贾府乃至我国的封建“奴性”制度和文化揭示得淋漓尽致。是啊，在奴隶遍地的贾府乃至封建中国，人们往往为奴而不知，更不知“如何写”，而田崇雪教授则敏锐地借赖嬷嬷这个小人物，掂量出了“奴”字的分量。还有概括焦大的“人”字，概括刘老老的“野”字，概括鸳鸯的“守”字等，皆取得了以小见大的效果。

其次，合理推衍，呈现小人物的完整世界和真面目。在《红楼梦》绵密的网状结构中，身处边缘的小人物往往只是一根根时隐时现的丝线，或若有若无的小扭结点。其虽然小，却又与整部作品经纬联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小人物的大立意往往就要在对丝线和扭结点的“拨弄”之中推衍出来。比如，贾敬这一主子中的小人物，作者精心品读了冷子兴和赖嬷嬷的只言片语，推衍出贾敬“开挂的”青少年。接着，运用缜密的排除法，得出贾敬的“躺平”应是源于“情路坎坷”的结论，进而通过其孑然一身、惜春疑云、焦大醉骂、贾母痛哭等信息的细读，从而令人信服地勾勒出贾敬的悲情人生，令人豁然开朗，从这个小人物身上读出了别样的况味。而对柳湘莲的分析，则更有颠覆的意味。这位常人眼中不羁的英俊青年，经过作者的文本细读与推衍，终于显出其真面目——扮酷少年、腹内草莽和轻诺寡信，令人深思。

最后，自下而上，对小人物报以同情的理解和动态呈现。长期以来，文本细读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理论先行，作品沦为理论的佐证。田崇雪教授则对此保持了可贵的清醒，他的所有分析均是自下而上，从文本中的具体人物出发，重要段落和细节予以充分征引，在基本的“人情物理”基础上加以品评，并始终报以理解之同情。赵姨娘，这样一位似乎有点“扁平化”的丑陋小人物，《细品》一书通过对一些“蛛丝马迹”的分析和推衍，得出了其是“家生子儿”的身份，这一身份使得其与贾政的婚姻变得扑朔迷离，并直接导致其成为一个矛盾结合体，正是这一矛盾结合体将赵姨娘陷于一个“恶性循环”。正如作者所言：“她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些旋涡中挣扎、抗争，尽管毫无意义……唯其如此，赵姨娘才越发值得同情。”这样的分析岂是那些肤浅的道德评判可比的？对小红的分析，则更凸显出人物心路历程的动态感。其为宝玉倒茶却被秋纹和碧痕辱骂、奚落，来自同类攻击的一刻，确是“梦醒时分”。继续分析，“梦醒”后的小红终于抓住了凤姐给的机遇证明自己，“飞得更高”。这还不够，“飞”起的小红终于有了追求理想婚姻的力量，并最终还能为落难的主子们尽最后的情意。看，这是一条多么完整、清晰的“心路图”，小红于边缘处成长的历程是如此让人惊叹、钦佩。唯有这样的细品，才能品出真味，才不至于遗落小人物于生活细节的洪流。

边缘诗性：感性直觉与还原飞升

作为一位被时代从“中心”无情抛向“边缘”

的通灵“顽石”，曹雪芹积郁了太多的国仇家恨、世事沧桑。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极为险峻的艺术之路，即“凭借《红楼梦》抒发‘己情’，塑造‘我’的形象，并在塑造中审视‘己情’、剖析‘己情’。”这确已不是在“写小说”了，而是在“抒情”中执着而又感伤地寻找精神家园，俨然是诗人式的创作。《红楼梦》的诗性，不仅是指其所运用的是充满诗意的语言，洋溢着饱含诗情的格调。更重要的是，曹雪芹的创作并非代人立传，亦无史可循，其所要书写的就是人人皆有、代代不变的“世情”，但他是带着一己家族难以排遣的百感交集、万千愁绪，来重新审视和体验这“世情”，从而痛浇一己之块垒，进而表达其从边缘处所窥见的中华文化的真谛、规律，乃至玄机。这的确是“诗人式的创作冲动”！

质言之，红楼诗性，是一种于寻常中窥见异常，于平静中洞悉波澜，于贫乏中品味丰厚的审美品格，其令人涵咏不尽，味之无穷，而又化于生活细节的洪流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不正与我国古典诗学豁然相通了吗？对于红楼小人物而言，他们又何尝不是诗意的精灵和结晶？他们也许着墨不多，却又个个在妙笔的点染中烟云可见、隐秀可感、神思可辨，有的小人物写法及其性格内涵自成“世情”中一类人的生命状态，甚至可升华为一种审美形态。曹公对小人物倾注的诗性，可见一斑！所以，用“诗性的智慧”来悟解曹公，用“诗意的裁判”来品鉴红楼，用诗性来激发诗性，以诗情点燃诗情，这当是红学研究者的本色当行，田崇雪教授深谙其中三昧。于是，在《细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田崇雪教授将自己人到中年不竭的诗情、曲折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渊博的文化修养，全身心地融入对红楼小人物的体悟和品鉴之中，这样的诗性情怀，乃至行文笔调，在当今红学界是不多见的。

凭借感性直觉，悟解小人物的生命状态，从而揭示其隐秘的生命内涵和诗学意义，是《细品》一书诗性追求的重要体现。这超越了传统对人物进行性格类型的划分和伦理道德的评价，其根底正是诗性感悟。比如全书开篇对香菱的分析，作者一扫对其“真应怜”的伦理评价，通过对其进行文本细读和直接感悟，蓦然发现香菱分明潜藏着一种天真未凿的“不自”感，即“美不自知”“苦不自怜”“拙不自弃”。即是说，她“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浑然不知、全然不顾，还在一味地发挥着其审美的天性，陶醉在无花不香的清新高远的境界里，香菱呆萌到让人心疼的地步”。这是多么强烈的世俗反差，却生成了多么强烈的审美张力。这一“不自”感，并无伦理道德色彩，而是对香菱某种生命状态的觉悟，这是一个多么容易被忽略的觉悟，其看似中性、冷静，实则真实、残酷和隐秘，令人“心疼”不已，这是唯有诗性感悟才能得出的慧解。作为贯穿全书的小人物，香菱的这一“不自”感，似乎也贯穿了全书中的大小人物、主子奴才。他们“不由自主”的命运、孱弱的“不自弃”的抗争，仔细想来，这种“不自”感几乎是每一个人难解的结，怎能不让人掩卷沉思呢？

如果说对香菱的分析侧重于感性直觉，那么对林如海的分析则侧重于细致考索之上的诗性还原。作为林黛玉的生父，林如海多是作为其女儿性格、学识和经历的根据而被提及，鲜有人细究其本人。田崇雪教授则通过细读文本中的有限信息，并充分结合时代语境，将其还原为一位“宠辱皆惊”“廉贪皆恐”“离合皆愁”的充满诗意愁怨的形象。正如作者进一步概括的，林如海，人并不如其名，其“貌似简单，实则复杂，貌似随和平淡，实则紧张局促、恐惧异常”。尤其“紧张局促”一词，充满了诗意的生动和深刻，他匆匆的出场和离场，仿佛只为黛玉而来，但又分明流露出一种微妙的紧张、不安和无奈，其背后当潜隐着多少封建官场的升沉荣辱。所以，他“飞红万点愁如海”的诗性人格，可谓作者的独到发现。

作者对茗烟的认知则更是诗性的飞升。茗烟，这一很多人眼中的“狗仗人势的小豪奴”（王昆仑语），在《细品》一书中却成了压轴的、最具有诗性意蕴的小人物。茗烟，这个诗意的名字，让人见之难忘，田崇雪教授将中国茶文化与人物的品性、贾家的盛衰演变，以及原著的基调进行对比分析，精妙地指出其蕴含着从“庸常的烟火气息中寻得一份清雅，一种率真”的深层内涵。茶与人，在诗性审美的意义上，实现了汇通。正如书中所分析的，至于茗烟买禁书的“盗火”之功，代宝玉祷祝金钏儿的“灵魂契合”，再到被宝玉撞见偷情，这件件看似出格、可笑、粗鲁的行为，却又件件让人感受到其背后的率真、深情和热血意气，俨然一个诗性少年，让人赞赏其对宝玉难得的精神陪伴。茗，原是入口的，通过这里的分析，我们更加会意这一名字的诗意内涵——茗，亦可入心，更似烟一般无形，却又入味。作者由茶到人，以茶解人，实现了诗性的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