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的定力

捧读李竞恒先生新著《岂有此理：中国文化新读》，不由感慨系之。以“文化新读”命名，让人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文化热”，当时涌现出不少关于中国文化、中西文化对照的书籍。学人多将这一时期命名为“新启蒙运动”，显是有意与数十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接，二者在精神层面确有不少相通之处，因此也就不奇怪，何以两个时期的著作多以对中国文化批评为主。

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凸显出来，之前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优势地位，这从清初盛极一时的“西学中源”说就可看出。此说认为西方之天文、历法、几何等学问均出自东土，徐光启、黄宗羲、戴震、方以智、梅文鼎等人均属此阵营。以西人白晋（JoachimBouvet）为核心的“索隐主义”（Figurism）学术团体，则认为中国古籍中隐藏着西方人的信仰实体。天主教宣教士带着传福音的目的来到中国，发现中国文化的高度超出他们的想象，不少人直接从教师身份转变为谦卑的学生，开始为中国文化倾倒，为其大唱赞歌。

中国经典经翻译传到西方后，激发出西人对中国文化的热情，间接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助力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实践层面还影响到法国重农学派。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虽不乏文化误读和牵强附会之处，但至少有一点和后来的刻板印象不同，即此时的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时仍毫不逊色。再往前追溯四五百年，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简直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人间天堂，吸引着无数西方人心驰神往。因着这份神往，哥伦布开辟新航线，至死都以为他找到了传说中的乐土。

鸦片战争将中西方的实力以硬碰硬的方式直接摆在台面上，军事较量的结果使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二十年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派开启“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奋发图强之路。中国士大夫看到中西方技术层面的差距，开始穷则思变，身体力行，但仍对中国文化葆有十足的信心，向西方学习主要体现在器物层面。在制度和思想层面，中国文化依然有着强劲而蓬勃的生命力，并未完全倒向以西方为师。

真正的文化焦虑缘于两个事件的刺激：一是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输给日本，二是1897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问世。战败的事实在现实层面给国人心灵以极大的震荡，《天演论》中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加剧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人意识到国家已处在亡国灭种的转折点上。后者尤为刺痛士人的内心，加速了思想和政治界激进化的进程，如黄克武所说：“清末民初之时无论改革派或革命派均从‘天演公例，‘进化公理’来鼓吹自己的主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一连串文化衰落的必然结果，国人走过器物、制度层面的求变历程后，最终向传统文化发起了总围剿，要求扔掉线装书，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一系列主张如走马灯般轮番提出，一时喧嚣尘上，鲁难未已。其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既然一变再变都不能成功，说明整个文化机体都出了问题，这就需要将整个文化机体予以置换。传统文化也于此时彻底背上阻碍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骂名，成为时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然而，究其起因，会发现近代中国在政治转型上的波折竟是一大肇因。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借建立孔教为自己立论，使得这一场因政治闹剧引发的反感殃及文化本身。

80年代的文化讨论具有反传统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五四”有类似之处，这体现在：现实上都是从政治制度的讨论转入对文化的大批判，思维方式上两者都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本质上都将传统文化视为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胡适的话堪为此种心态之代表：“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新文化运动的大贡献在于指出欧洲的新文明不但是物质文明比中国高明，连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风俗道德都比我们高明得多。”文化自卑一至于此，斯可叹也！夏志清则观察到这一代人空有信心，思想却不成熟，“热心有余，读书不多，不知道单凭一时喜爱的去介绍外国名人是有危险一面的”。

以上是阅读李竞恒书时所想到的，这并非李先生书中重点讲到的内容，但梳理这一背景显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准确把握此书的内容，认识其独到的价值。同时，也提醒我们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如到底该怎么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处理传统文化的依据何在？贬低或高举又是基于何种理由？又如，热爱传统，爱的究竟是传统的哪一部分、哪个时期？而今盛行的国学热、读经热并非始于最近的一二十年或者90年代，早在一百年前，国人就曾讨论过要不要读经的问题。再如，不时出现的女德班、穿汉服、行下跪等现象，极易引起壁垒分明的争议，到底该如何看待？在文化热疹过后，是该理性和冷静地分析这些问题了。

李竞恒先生的书正可回答上述问题。此书之特色，我认为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此书并非大而化之的浮泛之论，而是脚踏实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实证之作，是目前社会所稀缺的严肃之作，也是对中国文化的忧心之作。从精神上，竞恒先生可谓与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人一脉相承，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了解之同情，有温情有敬意，都试图为故国招魂。往远了说，响应的是胡适在百年前所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往近了说，是践行李泽厚先生倡导的专心做一些专题的、微观的、实证的研究。站在前人肩上的李竞恒，有着极为开阔的学术背景和知识储备，既通甲骨、明金文，懂简帛，还能充分利用各种考古文物和研究成果，广泛吸收西方学界的理论和结论，也就使得这本书显得视野开阔、态度严谨、理据充分、论述有力。尤为难得的是，在不失专业广度和深度的同时，兼顾到大众的接受度。我以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意识上：

鲜明而适切的问题意识

这从全书对小共同体、对秦制和明清丕变等问题的思考上即可看出。有关小共同体的论述有十多篇，占全书五十一篇的四分之一强，仅聚焦姓氏，就有七篇之多a，可见作者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实是积郁胸中，不吐不快。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家”和共同体的梳理，也有六篇b，其中既有对于各个时代中“家”的共同体观念的梳理，也有具体而微的孟子重视战国时期小共同体的分析，还有对于汉字在凝结文化共同体中的作用，显明作者念兹在兹之所在。

作者所以对“家”的问题如此看重，跟清季到“五四”学者对传统家族制度的贬低有关，以往作为国之基也且象征凝集力的民间共同体，此时成为富国强兵时亟待破除的万恶之源。作者在梳理“家”在甲骨文中的含义后，指出其本质是贵族共同体的祭祀，并非象形义的“家”中有“豕”，“豕”乃敬献先祖的祭品，不同于一般的财富。之后则从历史框架中，论及西周、战国、汉、唐宋、晚清和民国时期，天下兴亡、文明存续有赖于“家”，强国却又必要破“家”的家国纠葛。“家”与国、与军国的消长和拉锯，几乎贯穿整部中国史，晚清和民国对“家”的破坏不过是又一次重复历史的曲线而已。作者条分缕析，以小见大，其问题意识显是贯入深沉生命体验的有感而发。

这也体现在作者对秦朝造成文明摧残的痛心疾首上，除了几篇标题直接与秦有关外，很多文章的内容也将秦拉来作为对照，如秦对君臣关系的破坏、对百姓编户齐民的严密控制、对商业和市场经济的重创、对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对有罪推定和株连的推崇、对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的制造等，在在表明这是中国文化的至暗时刻。明清同样也是一个分水岭，是士人自我规训的形成期。由此可见，作者的问题意识主要围绕在秦、明清、“五四”几个关键时期的前后嬗变上。

笔者同意作者所说的，现今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中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这与笔者的观察相一致。身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时代，天堑变通途，千里如咫尺，技术已成功弥补地域和空间的差距，瞬时资讯将全球各地的人联结在一起。对现当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距离古人更远了。笔者所言古今之别乃思维和反应方式，竞恒所言为观念的具体差异。

温情有敬意的历史意识

竞恒兄者，谦谦君子也，白面书生也，唯论及中国文化时，有如猛虎搏兔，变了个人，这缘于他对文化和历史同情之了解。坊间谈中国文化者多矣，竞恒先生还能从中找到源源不断的话题，在于作者选对了传统文化的阶段和内容，并在其中倾注着脉脉温情。

私以为，文化比较书籍中，真正思想深刻且价值巨大的书主要由两类人所写：一是中西兼通的汉学家，一是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者。这两种人之所以能有独到的创获，是因为他们有立场，有定力，因此能从自身文化视域出发，在比较中获得真知，如马克斯·缪勒所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Hewhoknowsone，knowsnone）。c竞恒此书纵览五千年，横越八万里，乃至古埃及和巴比伦也一一纳于笔端，与中国文化相对照，发覆抉疑，微言大义，持论有故，不发空论。读是书，颇有当年读钱穆论中国文化书时耳目为之一新的畅快。

如学人多将废缠足的功劳归之于宣教士的移风易俗，以此来为基督教自身之优越和改进中国文化的功绩而张目。竞恒此书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士人从来都不乏这方面的努力，不少人致力于革除此弊。可能有人会对此产生质疑，为何本土知识分子的努力无法奏效，而西人则能成功呢？事实上，这种认识恰恰反映出中西文化地位移易后的错位心态。这并非否认宣教士的工作，但中国士人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同样不容忽视。

至此，困扰笔者多年的一个问题，或可得到一个更接近事实真相的回答。此问题是为何中国不少知识分子，年轻时颇为西化，为此不惜贬低中国文化，晚年则一反此立场，转而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笔者曾给出几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人的普遍心理意识，年轻时激进，暮年时老成，如此没什么好奇怪的。但这只是解构和取消了问题，并未切中要綮。二是中国文化温情脉脉，恰可满足上岁数之人的情感需求，如列文森说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理智上疏离、感情上依附，但这么说虽指出了中国文化的感性特点，实亦有偏。而今，竞恒先生的书至少可以给出另一种思路，即这些人后来发现自己错了，中国文化没他们想象得那么不堪，反而静水流深，生生不息。揆之竞恒先生此书扎实的材料和多方面的论述，可知此言不虚。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理性而敦厚的传统，但后人一叶障目，将其全盘否定。

融会贯通的写作意识

如果说前两点言及写什么和为何写的问题，这里则探讨怎么写的问题。在本书序言中，鲍鹏山先生曾言及书中所提到的观点，学术界都有较明晰的反思，但相关成果尚未为社会所认识。如何将专业常识普及大众，笔者以为，竞恒先生此书或可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首先是视野开阔，左右逢源。书中所论涉猎多个学科专业领域的学问，如政治、哲学、宗教、商学、法学、文学等，早已不限于李先生历史学的本色当行。仅就历史而言，也有礼仪、君臣、商业、法律、人口、家谱、婚姻、女性、儿童、儒家、法家、墨家、基督教等多个主题，显出作者极为宏阔的视野和整合知识的能力。也就难怪作者在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评论时引经据典，材料和例子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其雍容的气度如同坐拥千军万马的将军，可随意调兵遣将；亦如腹笥蕴有五彩石的富矿，可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

其次是学养深厚，厚积薄发。李竞恒有着读书种子的潜力和抱负，成为通人是其学术目标与追求。竞恒的学术装备强于他人之处，在于懂古文字，打通文史哲，故能沿源溯流，探赜索微，将中国文化的路径一一排查下来，所见尤为广深，不同于一般的博学。难能可贵的是，近年来竞恒沉下心来，阅读二十四史，这在急功近利的学术界，堪称一个异数。据说，其阅读如今已过半矣。我们社会需要这样的文明守护者，在暗夜中，在灯塔上，如磐石般岿然不动，为新世纪迷途的夜航船指明安全的港湾。

再次是识见精深，触类旁通。常言道“说有易，说无难”，指的是证实容易证伪难，但竞恒此书不回避难题，迎难而上，除了有勇于解决问题的勇气，更需要高人一等的洞见作为支撑。作者的论述通常从源头开始梳理，告诉我们商代人是如何做的，周人又如何，之后依次历时考察，如此一番阐述，读者自然清楚转折起于何时，最终结于何时，对作者娓娓道来的结论不由颔首致意，会之于心。作者如同技艺高超的名厨，能从寻常的材料中烹饪出绝妙佳肴；又或者是境界高深的大师，拥有撒豆成兵的神奇能力。

李竞恒此书就其小者而言，固然是其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正名之作与致敬之作。就其大者而言，也符合当今中国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需求与呼吁。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原本就深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铭刻于华夏子孙的骨子里，成为基因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相信这也是竞恒先生立论之基础，有斯怀斯情方有斯文斯论。竞恒先生的不少讨论颇有深意在焉，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体现出知识分子先知般的正直与良知。

如今，对于传统文化，到底是复兴哪一部分的内容、哪个时期的文化，学界也有倡议。不少人主张回到先秦去，因这时的儒学尚非国家意识形态，汉代则对儒学进行国家政治层面的构建，其含义压过了学术和人生层面。不过，这仍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宽泛论述，并不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如其所论证的理据就包括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这句口号式的概括，在李竞恒看来，其实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误读，两句话完整连在一起要晚至“五四”时期才出现，汉代大部分时间仍承袭秦制，以法家为治国之大要，何来独尊一说？类似这般似是而非的说法在当下的学术界中比比皆是，说明我们仍需一种脚踏实地的基础工作，这包括从文字、思想、学术源头上仔细清理各种积习难改的说法，还历史以真面目，也还传统文化以清白。从这些方面来看，李先生的书就显出其重要价值和紧迫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