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鲁诗》与《毛诗》略说

汉代传《诗》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为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著录为二十八卷，《毛诗》著录为二十九卷，又著录《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于“诗经二十八卷”下注谓鲁、齐、韩三家，是以三家为一种，而将《毛诗》著录在三家后，则是以《毛诗》与三家诗区别。《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区别的根据是三家诗立于学官，《毛诗》则是河间王所献，未得立于学官。立于学官，当时称为今文经学，《毛诗》未得立，被视为古文经学。这四家诗的缘起和特征如何呢？今略以《鲁诗》和《毛诗》为例，梳理其材料加以说明。

《鲁诗》

汉代经学发达，尤以《诗》学显著。申培公在汉文帝时已经立为博士，据《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学》曰：“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春，初置《五经》博士。”据此，三家诗以鲁、韩最早立，齐诗至景帝始立。故《鲁诗》是汉代经学最早昌达者，又据《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皆说明《鲁诗》在西汉时的影响。《鲁诗》兴于鲁国，申培与楚元王刘交同学，共事浮丘伯，而申公又为刘交之子刘郢客太子刘戊的老师，故汉时楚地的《诗》学深受《鲁诗》的影响。《鲁诗》亡于西晋，后人多有辑佚，著名者为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以及后出转精的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使《鲁诗》特征略可窥一二。今拾取有关史料，略对《鲁诗》做梳理，以觇其概貌，知其经学特征，亦推动汉代楚地文化研究的发展。

1.《鲁诗》缘起与传授

据《史记》《汉书》，都说《鲁诗》出自申培公。《史记》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是也。《史记》所记事迹曰：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疑者则阙不传。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黙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

是申公弟子颇显达，《儒林传》说：“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史记》列申公事颇详，然于其师承则未说明。《汉书·儒林传》云：

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楚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学。元王薨，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

《汉书》与《史记》所记略有不同，其一，《史记》未记申公师是何人，《汉书》则云浮丘伯。其二，《史记》记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资治通鉴》系在高祖十二年十一月，当是高祖还沛后回长安路过鲁都时事。《汉书》则说申公少与刘交俱事浮丘伯学《诗》，及秦焚书各别去，故其学《诗》在秦时。《史记》似不知申公学《诗》在秦时，故仅能记其在高祖过鲁时事，二书在时间上有大不同。其三，《史记》仅称申培与刘交之子刘郢客同从浮丘伯学，《汉书》则称申培先与刘交事浮丘伯学《诗》，及吕太后时，刘交又遣其子刘郢客与申公赴长安从浮丘伯卒学。这个意思似指当初刘交与申培从浮丘伯学，但未卒业，及吕太后时，刘交复遣其子与申培从浮丘伯学且卒业。既卒业，元王薨，刘郢客嗣为楚王，遂令申公傅太子戊。太子戊不好学，遂胥靡申公。“胥靡”，《索隐》引徐广说是腐刑，颜师古则说是“相系而作役”，当以颜师古说为是。

申公之师是浮丘伯，《汉书·楚元王传》说刘交：“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则见浮丘伯是荀子学生，而申公之学亦出自荀学。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第二章《西汉经学流派》三《鲁学的经典和以荀子为关键人物的鲁学传承谱系》说浮丘伯即《盐铁论·毁学》所说“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中的包丘子，也即《新语·资质》篇所说的“鲍丘子”，“浮”与“包”“鲍”古音通假。按，此说出自清人陈寿祺，其子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鲁诗叙录》引《盐铁论·毁学篇》材料后说：“先大夫曰：按，包邱伯即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隐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来。’《榖梁》作‘包来’，《礼记·投壶》：‘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是其证也。”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浮丘是复姓。浮丘伯从荀子游学，秦时为儒生，未如伏生为博士。但高祖过鲁，能够得以召见，亦见其声誉并非一般，故刘向《孙卿书録》说：“浮丘伯……受业为名儒。”浮丘伯亲受荀子之学，于四家诗中最为有据。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诗经鲁齐韩三家”条认为《鲁诗》并不始于浮丘伯，浮丘伯之前还有先师。其曰：“按，《鲁诗》源于浮丘伯，《齐诗》源于辕固生，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正义》：《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又‘维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公之礼也。’赵岐云：‘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从学于孟子者。’则鲁之说《诗》者，不始于浮丘伯也。”刚按：仲梁子、孟仲子皆出于《毛传》，孔颖达《正义》引《诗谱》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盖与孟轲共事子思，后学于孟轲，著书论《诗》，毛氏取以为说。”故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便以仲梁子和孟仲子为《毛诗》先师。朱彝尊取《毛传》材料论仲梁子、孟仲子为《鲁诗》先师，举证失当。大概他的所据仅因仲梁子是鲁人，便谓其为《鲁诗》先师，根据不足。若如此，浮丘伯齐人，不当是《齐诗》先师吗？

据《汉书·楚元王传》，申公在文帝时曾为博士，但楚元王薨，申公失博士官，随郢客之楚，郢客用为中大夫。是申公在文帝时已失博士之官，则《鲁诗》在文帝时的官学影响亦未甚巨。申公弟子如《史记·儒林传》所记，颇为显达，《汉书·儒林传》又补充说：

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自有传。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鲁诗》在秦亡之后，于汉最先兴，这可能与鲁是孔子故里，其学虽经秦火，弦乐不废有关。陈涉起事，鲁国儒生犹能持孔氏礼器往从，是鲁国儒生犹能于秦火之余保存孔氏礼器。而孔壁能出古文经书，亦恃鲁人存亡继绝之儒学公义之心。故高祖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兴，亦赖叔孙通能为制礼，鲁国儒生深浸圣人教化，诸儒皆能通礼学也。故《鲁诗》亦以说礼为特征，盖有因也。《史记·儒林传》说鲁是“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又称：“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是鲁地之学术文化之兴，固有其原因。

《鲁诗》出于申培，而申培的老师是齐人浮丘伯。浮丘伯从荀卿学，或因荀卿在齐稷下时事。荀子后为兰陵令，兰陵为鲁邑，是齐、鲁之诗学均出于荀子。浮丘伯是齐人，其于诗学的意见，应该被申培公继承，也就是流传在汉世的《鲁诗》，但不知浮丘伯与齐诗是何关系。三家诗在汉初以鲁最显达，《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班固比较三家诗之后，以为《鲁诗》最接近《诗》本义。班固《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此种意见或来自刘歆，而刘歆的父亲是刘向，刘向是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交与申培一起从浮丘伯学，申培又为楚王刘戊傅，故刘向当习《鲁诗》，而对《鲁诗》多有褒扬。班氏世习齐诗，于三家诗中能够提出《鲁诗》最为接近《诗》本义，虽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但也表示他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前文说过，鲁人出自孔子故里，虽经秦火而学术不息，《鲁诗》在汉初能够显达是有道理的，这也说明《鲁诗》的确可能较为接近孔子论《诗》的意见。孔子论《诗》，传统的文献如《论语》等，都是总体而言，未论到具体的篇目，但最近出土的楚竹书《孔子诗论》，似乎可以觇孔子关于《诗》的具体看法。最能代表孔子关于《诗》的意见，如他评价《关雎》说：“《关雎》之改也。”又说：“《关雎》以色喻于礼。”前一句，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释文考释·孔子诗论》释“改”为“怡”，是说《关雎》的中和怡乐之声，以色喻于礼，亦从正面论《关雎》的教化作用。这个评价与《鲁诗》是不同的h。《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关雎》“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又在《儒林传》中说：“周室衰而《关雎》作。”很明显是以《关雎》为刺诗，与孔子所论不同。司马迁习《鲁诗》，故所引为《鲁诗》，而与《孔子诗论》不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引《鲁诗》论《关雎》，说是刺周康王晏起，显然与《诗论》不同。然以《孔子诗论》与《毛诗序》比较，则总体相符。此说可见曹道衡师《读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及程元敏教授《诗序新考》，此则说明孔子之后，儒学分裂为八派，荀子是一宗派，《鲁诗》从荀学出，或与孔子本论有所区分。如据上博简《孔子诗论》似很难说最近孔子，不过，班固此说本来是就三家诗而论，而非比较《毛诗》。也就是说，在三家诗中，《鲁诗》是最为接近《诗》本义的。据《汉书·儒林传》，申公以《诗》《春秋》教授，则见申公不仅精于《诗》，亦精于《春秋》，这也是《汉书·艺文志》说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的意思。

2.《鲁诗》特征

汉初，《鲁诗》最显，其渊源有自，是其他三家所不可比拟者。申培的老师是浮丘伯，浮丘伯是荀子学生，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及王先谦均以《荀子》一书所论诗视为《鲁诗》。但荀子至申培，传授已历数代，《鲁诗》是否与《荀子》完全契合，恐难指实。《毛诗》亦出荀卿，其与《鲁诗》已有较大不同可证。但以司马迁《史记》所论为《鲁诗》说，当为可信。《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看来这三千余篇的说法，也来自《鲁诗》。又称《诗》始于袵席，则亦以《关雎》为房中乐。

根据清人的辑佚，约略可以见出《鲁诗》的一些特点。如《鲁诗》多用正字，不如《毛诗》多用假借。又如《鲁诗》较多用刺说，即如《关雎》，被《毛诗》奉为四始之一，《鲁诗》却称其为刺诗。《鹿鸣》，《毛诗》谓宴群臣嘉宾，且为《小雅》之始，然鲁以为刺。然《鲁诗》已佚，后人所辑，亦未必是《鲁诗》原文，故若总结其特点，恐难契合。原《鲁诗》在汉初之兴，班固称其最近《诗》本义，当有其优长。如台湾赵制阳教授《诗经名著评介》第三集《〈鲁诗故〉评介》举《召南·驺虞》例，《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毛传》说：“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将驺虞训为义兽，以牵强文王有仁爱之心。《鲁诗》（《鲁诗故》）则解为：“驺虞，天子掌鸟兽之官。”又《新书·礼篇》：“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又曰：“古有梁驺，梁驺者，天子猎之田曲也。”（《文选》李善注引《鲁诗传》）赵制阳教授以为《毛传》误而《鲁诗》解较合理。按：《毛》《鲁》两家所释不同，然未可定是非，据李善《文选注》，驺虞见《山海经》，不能说于古无征，缺乏佐证。二家所释意义不同，故训释不同。于此可见二家之别，未可强下判断。要而言之，《鲁诗》与齐、韩诗不同，《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这是说《鲁诗》是训诂，而齐、韩诗则是作传。训诂者，以今言训释古字，现存《毛诗诂训传》是其代表。传则不同，秦汉以来关于“传”有多种解释，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引前人的话说是：“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此则重在转受经旨上，《汉书·儒林传》说韩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推诗人之意”，正是“传”之本义。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正谓“传”者乃为解经而设，其特征是记事立论，即有事有论，如《韩诗外传》是。孔颖达又说：“凡书非正经者谓之传。”是以传为经之辅。故申公只为训诂，当与《毛传》略近。宋段文昌《毛诗集解》卷首引曹氏曰：“申公诗口说训诂，未尝立传，以训诂相授，是为《鲁诗》。”也强调《鲁诗》未尝立传，仅口说训诂而已，而书之竹帛，亦非申公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