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务从实，追寻进境

业师傅刚教授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学者。这句朴实的概括言语背后，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匍匐于书桌时的白驹过隙，是他在文献故纸中自知甘苦的寻寻觅觅，也是他在诸般思潮滚滚袭来后的初心不改。傅师在魏晋南北朝、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等领域，贡献了优秀、丰硕和经得起学术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在魏晋南北朝与先秦两汉文学文献的多个专题中，同时也包含了对《文选》《玉台新咏》《春秋左传》等相关专书的研究。老师日复一日地去积累和完成这些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总的来说，傅师的学术研究风格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在学风上，唯务从实，无一字虚言。他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平实、踏实的态度和方法从事学术研究。他最大的学术兴趣，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正本清源”式的全面了解;他最漫长的工作，是用十六年的光阴来研究《玉台新咏》中纷杂的版本文献问题;他最坚持的研究方式，是以集部文献学为路径，锱铢必较地凭借着实实在在的材料和证据，来完成学术论证的过程。二是学术境界上，追寻进境。自从投身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他至今未曾停下脚步，不断进入新的研究境界。这种进境，是指他打破学科研究的藩篱，打通文学史研究与集部文献研究之间的互通路径;这种进境，也是指他超越学科专业细分方向的设定，不断扩展视野。21世纪初，已经在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之后，他又上溯至先秦，开拓了以《春秋左传》为中心的先秦文献典籍为对象的研究……这些艰苦的工作，无不需要他去付出大量的、默默的劳动。

学术研究与教学育人是一体的，傅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长期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多门课程。他坚持为课程认真撰写讲义，所有讲义一丝不苟，内容翔实丰富，注释格式清晰，本身就是经典的著作。他指导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为学术的传灯事业留下点点星火。“从实”与“进境”，也是他育人时传递的理念。他要求我们做平实的研究，不虚夸、不浮躁;他鼓励我们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要我们珍惜光阴，不可懈怠，常为我们取得的点滴进步而高兴。我自2005年读研究生时聆训于老师的课堂，2009年考取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后来也光荣地成为一名教师、学者，一路倚赖老师的教导和扶持。回顾傅师的学术历程，与我们蒙受恩师垂教的珍贵往事，我想将我对老师学术研究方法的皮毛领会，稍加记录。限于自己较低的学术水平，我仅能在老师如潭水般深邃的学养中舀取一杯，呈现在此。但是，传承，是一件美好的事，或许我的学生们将来能从这篇侧记文字中获得一些启发。

文学史研究：解决原发性的问题

什么问题是真问题，什么问题是伪问题？老师常说，做学术研究之初，就需要有区分真伪问题的能力，并对此要有足够的清醒和自觉。学会鉴别真伪，坚持求真去伪，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质量，也关乎学者的操守和境界。我们从跟随老师开始，他就反对我们“假装做研究”。所谓的“假装做研究”，就是不要去制造一个本不存在的问题，然后再去假装回答一番，如此炮制论文。真正的问题，是从学术史中来的，是那些历代的人们始终关注、争论或者忽略的问题。只有隔空与学术史对话，才不是学术研究的自说自话。

回顾老师的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八个字是他最看重的一种思考路径。他最喜欢思考的问题，是那些需要学者付出大量爬梳、实证之劳动的“正本清源”的问题。他对文学史中的问题，不愿停留在隔靴搔痒的皮毛描述上，而是一定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底里。这种态度也即一种研究方法，贯穿在老师多年的学术研究中。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是关于赋的起源问题的研究。赋的起源和文体的形成，有源于《楚辞》、源于六诗、源于纵横家文、源于诸子等各种不同说法，学术界根据汉代辞赋作品的不同体制，区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等类别，又据时代先后，以骚体赋最早产生，渐渐影响到大赋的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赋的起源，其实混淆了赋文体产生的历史时段，因而对汉代辞赋出现的不同面貌，不能提供合理的历史依据，故解释也就往往纠缠在一起，难以说明赋文体发展的历史途径。早在20世纪80年代，傅师写过一篇《赋的来源及其流辨》，以探寻赋的源流演变之迹。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是先秦两汉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而赋是从何而来，是否与音乐有关呢？为了获得答案，他爬梳先秦至汉代的大量文献原典，结合南朝文学总集、文学批评对赋的体认，也对照宋元明清之后人们对赋体的诸般认知，对赋体的起源问题做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和考证，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六诗之赋是作诗的方法，其方法是‘直言之’”，“不歌而诵”之赋是称诗的方法，后发展为一种体裁，这个体裁乃是不合乐的诗。因为不合乐的关系，这种实际是诗歌的赋便发展为屈荀之赋，后又发展为汉大赋。六诗之赋原是诗体同风雅颂一样的说法恐不足信。六诗之赋与音乐无关，它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是作诗的方法。这样就对“赋”的来源和特征做了清晰的辨证。

但是，这之后的很多年，这个问题依然盘旋于他的思考中。他通过关注出土文献、战国史料，继续对赋的起源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寻，以不断深化对赋文体的认知。2018年，他写作了一篇《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在重新思考赋的起源问题时，傅师结合了北大所藏汉简《反淫》这一重要出土文献，也重新思考了战国纵横家对赋体的影响。《反淫》虽然所列事有九件之多，但它的内容与《七发》多数相合，不仅涵《七发》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辞字句亦多相符，仅辞句顺序有变化而已。枚乘《七发》写作时代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这类赋体，与纵横家之辞极为相近。另外，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这个群体对赋的影响是需要重视的。从陆贾、贾谊、晁错等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在问答体、辩难体，甚至书疏等多种文体中，战国纵横家文在汉代一统政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他们以之论国是，辩存亡，排闼推阖，气势扬厉”。而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气局，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遂创出赋体。

这些对赋乃至对汉代文章的反复思考，傅师也将之放在了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写作中。傅师指导过两篇高质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直接与赋相关的，一篇题为《从藩国到宫廷——西汉散体赋演进研究》，一篇题为《左思〈三都赋〉研究》。汉赋与纵横余风的关联，他也指导了一篇博士论文《西汉文章源流变迁考》。

二是关于在文体辨析方面追源溯流的研究。傅师对文体辨析问题非常重视。文体辨析一直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主要内容，其目的就在于指导写作，对此时期的文学研究，都必须立足于这一历史事实之上。他在早期写过《汉魏六朝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和《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篇关于文体辨析理论方法的论文。后来，在他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中，他专设有《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一章，对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文体辨析的历史要求、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文体辨析与总集的编纂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些文体辨析，最终是和六朝集部文献研究紧密相关的，在仔细分析了文体辨析与总集编纂之间的关系以后，他指出辨体是总集编纂的一个重要目的。他指导过一篇博士论文《挚虞〈文章流别集〉研究》，这篇论文同样受益于在文体辨析与文学理论思考方面的深厚学养，其中有很多思考是老师的描述。

三是关于文学批评的发生问题。基于文体辨析的研究，傅师进一步追问，文学批评是如何发生的？这同样是文学研究中的原发性问题。在讨论这类问题时，傅师不满足于仅交代一些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而是深入史料中，去寻找直接的诱因。这些直接的诱因，往往以蛛丝马迹的形态存在于史料中，是需要极为认真的态度才能寻找拈出的。在这一方面，他对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问题的思考最为持久，前后也是长达二十余年。早期他曾写过《〈典论·论文〉二题》《曹丕曹植文学价值观的一致性及其历史背景》等论文。但是，他不满足于仅对文学批评的内容本身进行分析。他在2018年撰写的《论建安文学批评的发生》中如此执着发问：“从表面上看来，建安时期具有了文学领袖，也形成了文学集团，这是重要的文学独立自觉的标志，但批评是如何发生的？为何能够在这个时候产生出对文学性质、文体特征、文人间的关系等带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命题探讨？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他认为建安二十二年的瘟疫是产生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直接诱因。这场瘟疫带来的后果是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俱死于疾疫中，即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说的“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出于为死去的人们编集的目的，曹丕展开了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人生的充分思考。曹丕此时发出的那些评论与思考，实为为诸子编集序言的内容。如此一来，建安文学及其文学批评的方方面面，以具体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眼前。

集部文献学研究：完成论证的过程

成熟的研究，必然有成熟的立论以及论证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需要依靠证据和材料来进行详细、严密的论证，才能让论点获得支撑。如果没有证据，缺少材料，那么论证就成了空话，无法成立。完成论证的过程，看似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积累材料、寻找证据，又谈何容易。傅师常利用集部文献学的方法，从文献学入手，完成文学研究的论证过程。

傅师最早将集部文献研究置于文学问题的论证过程这一基本学术方法，是体现在陆机研究中。《试论〈文选〉所收陆机〈挽歌〉三首》中，从《文选》所选陆机《挽歌》诗，来看这位西晋诗人的作品，在南朝时代如何被传播，在此后诸种文学总集中被如何传播。而它在传播中的变化，又能反映这些文学总集的哪些问题。因此，他讨论了陆机《挽歌》的原貌、《乐府诗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陆士衡集》的编辑与《文选》的关系，并从《挽歌》三首异文来看《文选》早期版本面貌。最终以此追踪到，刻于庆元年间的《陆士衡集》，有可能依据的是建本或建本祖本的六臣注《文选》。中古作家别集与总集关系的探讨，在这一个例中得以充分发挥。陆机相关的研究，也传达了一种可以被普遍借鉴的研究方法。那就是在研究中古作家作品时，需要重视《文选》的存在，并追溯它们在历代集部文献演进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如此才能展现文学史研究相对完整的链条。围绕陆机，傅师还撰写过一系列扎实的论文。这些研究建立在了集部文献的充分调查基础上，言之有据。

利用集部文献学来完成论证过程的根本理念，也反映在傅师的文章辨体研究中。文体研究有多种切入角度，傅师却选择了最基础、最烦难、最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动的文献学方法，从版本出发来加以讨论。他研究《文选》中的“难”体，即是如此展开的。《文选》分类，一般认为是37或38类，近有人提出39类说，即卷44“檄”下有“难”一体，而常见各《文选》版本皆脱，此说引起学术界的争议。他的论文，从《文选》的版本、目录等方面加以考证，同时，又详细考察了“难”体汉魏六朝史书、总集中的著录情况，并对“难”体与相近各文体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对“难”体的产生和发展也做了清楚的论述。进而指出《文选》以“难”体单独列类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他翻阅《文选》诸种版本，发现在赣州本目录中，“难”与“移”均为脱漏，然后人往往信“移”而疑“难”。但是，“难”从东汉以来就已作为独立文体被著录。其中多与“论”并列而称“论难”，但也有一例称“难论”，一例称“驳难”，说明“难”并非依靠“论”而存在。这样的论证，有实际的版本依据可查，让人信服。傅师所主张的，是从微细、琐碎中去获得宏观的结论，而不是拍脑袋想到一个宏大的结论，再去自说自话，这是背离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他非常欣赏清水凯夫先生的“小题大作”，说“以前的学者大都有扎实的基本功，所以虽发宏论，仍不失坚实”，“但今之学者则往往过于看重理论的描述，而忽略了对事实的考辨分析”。傅师在论证过程上的推敲与坚持，让他在获得结论之前付出了很多劳动，这些劳动可能是一种“笨功夫”，但是它对于结论的可靠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于是他启发我认识到，优质的研究并不在于如何获得了石破天惊的结论，而在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做了哪些论证过程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