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博大　生命的光辉

关键词：路遥 作家 陕北 扶助者

林达

林达，1951年生，路遥的妻子，北京人，时任陕西省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宣传干事。

1969年1月，北京知青大军陆续来到古老的陕北高原插队落户，给落后的陕北大地带来一股强劲的现代文明气息，这对刚刚走上文学道路、渴求新思想新文明的路遥来说，不啻是天大喜讯，于是路遥常常翻山越岭，去结交北京知青，与他们展开对话和交流，而且，由于路遥的才华、见识、胆略、能力，在延川县里远近闻名，所以他也是最早与北京女知青恋爱的本地青年。

1970年，路遥与北京女知青林虹热恋，同年10月，林虹因具有会讲普通话的优势，参加招工成功，离开了延川县，来到铜川市二号信箱厂做了一名播音员。冬天，林虹因路遥卷入武斗而心有余悸，林虹的朋友代替她致信路遥，提出与路遥分手，这给年轻的路遥造成沉重的打击。就在他绝望的时候，林虹的同学林达出现了。她同情和理解路遥这位心比天高却命运苦难的有为青年，给予了路遥宝贵的温暖和支持，面对林达的关心，外表强悍、内心柔软的路遥被深深感动了，他接受了林达的感情。于是，1971年路遥开始了第二次恋爱。当时，路遥和林达都是文学青年，区别在于林达是首都高干家庭的女儿，而路遥还是一个贫穷的陕北农村后生，但是，路遥出于感激知音，林达出于爱慕隽才，二人因此拥有了贫穷、动荡年月里的一段珍贵情感。

1973年，路遥考入延安大学，从此实现了命运的转折。然而，路遥虽然进入城市，有了大学生的身份，但他的生活依旧是一贫如洗。路遥在延安大学上学期间，每月领取助学金19.5元，1974年至1975年路遥在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实习编辑，每月赚得工资20元。尽管如此，由于路遥嗜好抽烟，加之他交友广泛，有时他还要帮扶自己贫困的大家庭，所以路遥经常陷入困窘的经济状况。所幸的是，林达在这三年里全力支持路遥求学。由于通讯组长曹谷溪相助，林达每月领取高工资38.5元，得以在经济上大力援助路遥，使路遥免除了一切后顾之忧，在延安大学全身心地投入读书和写作，追求自己的文学梦想。而林达则是默默地给自己爱慕的恋人做经济后盾，这令重情重义、血性阳刚的陕北汉子路遥感动不已。路遥的朋友白描谈到路遥在大学期间对林达的感激之情，认为：

那时候路遥刚和林达谈恋爱。林达是个北京知青，路遥曾说我这一辈子谁都可以对不起，但是绝对不能对不起林达。林达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支持他，不光是物质上，他上大学的被子都是她给他缝的。而且主要在精神上，在他绝望的时候支持他。

事实证明，真男人一定会有真感情，路遥后来以他燃烧的生命献身文学创作，最终成为名垂史册的杰出作家，他用自己的巨大成就回报了林达当年对自己的慧眼青睐和真心付出。而在当时，青年路遥在奋斗的道路上，能够遇见良师益友，还能拥有知心恋人，这无疑是他莫大的幸运。因此，延大三年，是路遥坎坷磨难的人生历程中最温暖幸福的三年。1976年8月，路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初审编辑，正式拥有了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1978年1月25日，路遥和林达经过七年恋爱，终于走到一起，他俩在延川县城举行婚礼，同年8月林达在路遥的朋友、作家赵熙的帮助下，调到西安《陕西青年》杂志社做宣传干事，路遥和林达在西安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1979年11月9日，女儿路远出生，这时，林达的父亲林彦群、母亲袁惠慈每月寄来30元，资助他们这个小家庭。对于林达父母的帮扶，路遥是心存感激的，多年以后，他曾对好友朱合作坦承过：

路遥知道这是大家想听他的恋爱经历哩，就说：“我原来谈的对象，不是现在这一个。那一个也是北京知青。谈了一阵后，由于在‘文化革命’中，我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还当过延川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有可能处理我。我谈的那个对象的一个同学，就给我写信说，你现在处境不好，最好不要把她牵连了。我就给她那个同学回信，说，那就解除恋爱关系吧。而我如今这个婆姨，就和我头一个对象在一块插队，她对我很同情。后来，也不处理我了，我又上了延安大学，她还一直帮助我。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供我上大学，我就和谁结婚。”路遥接着还对我们说，他在经济上沾过妻子林达的大光，路遥说：“人家家里光景好。”

路遥来到省城西安、加入陕西作协以后，他的文学事业从此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西安作为中国的古老帝都，也是中国当代西部文化的中心地区，堪称人才荟萃之地，陕西作协里更是诗人作家云集、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路遥置身其中，既能与前辈时贤展开交流竞争，又能在各家之间切磋借鉴，这促使路遥尽快摆脱歌颂文学、宣传文学，经过思想观念革新之后，路遥抛弃了假大空模式文学，坚定地走上了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道路。因此，从1978年开始，路遥结束了之前的草创期创作，开启了他在新时期的迸发期创作。

王丕祥

王丕祥（1926—2016）：路遥的领导，陕北绥德县人，时任西安市《陕西文艺》（后来恢复原名《延河》）杂志主编。

1976年夏天，路遥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工作分配问题，当时延安大学实行的是“就地消化”，包括路遥在内的1973级中文系31名毕业生将全部分配到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由于路遥大学期间的文学创作成绩突出，所以他将分到延安地区文化馆。但是，在这样一个安静而又无所事事的单位充当一个寂寂无名的作家，显然不是心气高傲的路遥的志愿。他渴望能到省城西安一展抱负。

就在这时，幸运之神降临到了路遥身边。路遥大学期间去西安《陕西文艺》杂志社做过一年实习编辑，凭借这一宝贵的创作平台，在此期间，路遥的编辑工作做得十分出色，而且连续发表了多篇诗歌、散文、短篇小说，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绩，成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陕西文坛崛起的知名青年作者。凭借着勤奋顽强和耀眼才华，路遥的工作、创作表现赢得了主编王丕祥、副主编贺抒玉的器重和赏识，两位领导一致认为，路遥这样的人才要是不能进西安，留在陕北实在太可惜。于是，得知路遥即将毕业分配，两位领导都怀揣一颗惜才的心，不远千里从西安赶到陕北，来到延安大学找校长张逊斌商量，想把路遥调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对此，延安大学的领导是开明的，申沛昌回忆道：

王丕祥同志亲自到延大，希望把路遥分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如果路遥能分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做专职编辑专业作家，那么他就真正进入了文学的殿堂。

然而，虽然延安大学支持路遥进入省城发展，但是延安地区教育局却不放人，后来，王丕祥打通了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的电话，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在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于是问题顺利解决了，梁向阳在《路遥传》中写到这段往事：

就这样，抱着非挖不可决心的《陕西文艺》负责同志做通了延安方面的工作。延安地区宣传部、教育局、延安大学的领导同意他们的要求，连想留路遥的延安地区文化馆也做了让步。只是有一条，等应届毕业生全部分配完毕，再分路遥，这样不至于影响其他同学的情绪。1976年9月13日，陕西省革委会教育局正式给陕西省文化局发去《关于延安大学应届毕业生王路遥同志分配问题的复函》，同意路遥分配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确实，路遥一路走来，能够获得成功，离不开他身后一群贵人的鼎力相助，对此，2021年，路遥的好友陈泽顺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

路遥有强大的社会活动能力，他1976年毕业以后能够去西安《延河》杂志社工作，除了他显露出来的文学才华之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这种活动能力。这对推动他的文学活动并取得巨大文学成就都极为重要，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

中国的古语说：贵人总扶有为者，尽管路遥一生坎坷，都在磕磕绊绊中走来，但他以“自古英雄多磨难”的精神砥砺自己，呼啸前行，最终以生命成就了文学的辉煌，正如他的好友陈泽顺对他的评价：

路遥在事业上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但是他永远都是自信的，永远不怀疑自己的能力，再加之他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毅力，所以他坚持下来了，虽然他仅仅活了42年，但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东西，早就超越了自然生命能够给予的，在这个意义上，路遥是不朽的。

秦兆阳

秦兆阳（1916—1994）：路遥的伯乐，湖北黄冈人，时任北京《当代》杂志主编。

1978年9月，路遥在西安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这部小说中，路遥动用了自己早年参加“文革”派系斗争的真实经历，以1967年大武斗为背景，塑造了一位为民请命、壮烈献身的县委书记，讴歌了陕北人民英勇正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由于这部作品触及“文革”这样敏感的政治主题，所以小说被路遥寄出去以后，两年间在全国多家刊物走过了一圈，结局无一例外都是退稿，这使路遥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就在这时，林达托母亲想办法，于是，林达的母亲袁惠慈找到著名作家、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黄秋耘，黄秋耘当时被国家出版局借调到北京主持修订《辞源》工作，袁惠慈向他推荐了这部小说，黄秋耘读后很赞赏，把它推荐给北京《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于是，转机出现了，梁向阳《路遥传》对此有生动的记载：

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果真出现了，命运之神终于把幸运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日，《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编辑部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稿，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要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

1980年5月，路遥应邀到北京《当代》杂志社改稿，来到北京后，路遥怀着感激的心情，拜见了秦兆阳，后来，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述了这次拜会：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赶到了北京。热心的责任编辑刘茵大姐带我在北池子他那简陋的临时住所见到了他。

秦兆阳面容清瘦，眼睛里满含着蕴藉与智慧。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没有某种中国知识分子所通常容易染上的官气，也没有那种迂腐气。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伟大的涅克拉索夫。

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的修养和学识使他有可能居高临下地选拔人才与人物，并用平等的心灵和晚辈交流思想感情。只有心灵巨大的人才有忘年交朋友。直率地说，晚辈尊重长辈，一种是面子上的尊敬，一种是心灵的尊敬。

秦兆阳得到的尊敬出自我们内心。结果，他指导我修改发表了这篇小说，并在他力争下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

秦兆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这位刚直不阿的老人，1980年出任《当代》主编，上任不久他就看到了路遥的稿件，于是他慧眼识珠，不仅给路遥发去用稿通知，还亲笔致信路遥，邀请路遥来北京改稿，这对于绝望中的路遥是多么强大的精神鼓舞！路遥来到北京后，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在秦兆阳的指导下，修改了二十多天，将原稿增加了一万多字，路遥为此曾无限感慨道：“改稿比写稿还难。”与此同时，有一位杂志领导对于路遥的作品持有保留意见，甚至一度与路遥发生了争吵，庆幸的是路遥获得了秦兆阳宝贵的支持，于是《惊心动魄的一幕》终于得以问世，发表在1980年《当代》第3期。不仅如此，秦兆阳还为路遥写了一篇评论《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热情地肯定了路遥的创作成绩和精神追求，表达了一位胸怀广大的文学老人对路遥的殷切期盼，结尾写道：

路遥路遥，文学的道路的确是很遥远的。我自己仍然在这条长路上艰难地颟顸移步。但愿今后能与你共勉。

的确，秦兆阳与路遥之间，不仅是编辑和作家的关系，更是心灵上相知相通的挚友，路遥有幸遇见了秦兆阳这样的伯乐，他为此感到无比激动，因此他将秦兆阳和柳青共同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和文学教父。路遥曾怀着由衷的感恩之心写道：

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柳青生前我接触过多次。而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队列。

《惊心动魄的一幕》问世后，得到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并接连斩获1981年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1年《文艺报》中篇小说奖、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路遥成为陕西文坛获此三项荣誉的第一位青年作家，从而极大地提升了路遥的知名度，并且坚定了路遥抒写时代、讴歌人民的信心，他真诚地为此感到喜悦，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