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问学四十年

谢思炜，1954年生，北京人。唐宋文学及文献研究专家。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宋诗学论集》《唐诗与唐史论集》等;整理点校出版《杜甫集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等。

杨阿敏：请谈谈您中小学的教育经历？

谢思炜：我小学到五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都停课不上学了，进入中学应该是在1967年，小学等于没毕业。进入中学之后，那个时候又不能正常教学，文化课就上得很少，经常搞运动和学工学农各种活动。到1970年我们就应该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中学两年多，真正在学习上的时间是不多的。比如说我们的数学，学到哪里呢？就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外语呢，就是英语，是开过几次，大概就是学了最简单的一些问候语。

那时候也没有高中，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后还没有恢复高中，一直到我们下面的一届两届才开始恢复，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升入高中。我们中学毕业以后，都是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像我哥哥当时去的就是东北的建设兵团，他比我早一届，是1969届的。我们这一届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大部分没有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北京市缺工人，前面的好多毕业生都到外地到农村去了，我们那一届基本上就都留在北京了，被分配到各个单位，我们中间大概有好几百人都被分配到一个建筑公司。我做了将近八年的建筑工人，一直到恢复高考，这期间一直是在建筑公司。

我们那个工种叫抹灰工，跟瓦工差不多，它可以归到瓦工里面，要细分的话叫抹灰工，这是建筑的一个很重要的工种。后来就恢复高考了，但是这之前呢，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个经历，你没有一个完整的好好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当时没有后来的应试教育的一些压力，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找书来读。

杨阿敏：当时您看书的途径都有哪些呢？

谢思炜：书当时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的，从图书馆也能借到，“文革”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可能借不了，但是到后来也就慢慢恢复了。我父亲在中学，他从学校的图书馆能够借出一些书来，当时社会上也流传一些书，各种各样的书都会有一些的。那时候我们读的比较多的，提倡读的;就是马列原著，包括比较难懂的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读这些书至少让你对马克思之前的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些书也训练你的思维。后来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聊，他说他当时把马恩全集全读了一遍。我没有读那么多，但是也看过一些，包括三卷《资本论》都读下来了。

也读过很多像历史、文学一类的书，《鲁迅全集》我基本上都看过。北师大的郭预衡先生有一段时间是做现代文学，就是研究鲁迅，他对鲁迅是下过好大功夫的。现代文学中比较著名的像茅盾、巴金，能找到的当时都看过，外国的也看过不少。另外，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有好多内部书，那时候是由高层组织的一些人专门去翻译的，那些书翻译的质量都很好。

杨阿敏：您还记得当时参加高考的情况吗？

谢思炜：1977年恢复高考，我还算比较幸运，当时大概就几个月的准备时间，这几个月我主要就是学数学。以前只学过一点，我就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学全学下来了，基本上是自学，包括到高中的解析几何。那年高考也比较有意思，北京市出的题是各个年级水平的都有一部分，比如说你只会初一的，他可能有一道题就是初一的，你能够得十分，他照顾到不同层面。我是数学最难的题都做出来了，但是中间也有两道题是做错了的，因为审题错误。

当时就是考语文、政治、数学、历史、地理，好像没有考外语。高考作文北京市出的题叫《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个题是北师大郭预衡先生出的。另外还有一些阅读理解题，出的是鲁迅的一段话，让你谈怎么去分析它，大概就是这样。

当时是考前填志愿，但是那个时候只能填三个志愿，就是你只能报三个学校。我第一志愿填的北大，第二志愿填的北师大，学校也很少，当时三个学校报的都是中文专业。

杨阿敏：请讲一下您的大学生活？

谢思炜：当时是春季入学，春季毕业，1978年春季入学，所以我们后面那届1978级只和我们差半年。大学还是很好的，当时上很多课。像韩兆琦先生、辛志贤老师、杨敏如老师、启功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启功先生是讲中间一段，给我们讲杜甫。聂石樵先生、邓魁英先生那时候都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北师大古代文学的这些老师，力量也很强，本科阶段基本上都能听他们的课。

那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老先生教的，他们年龄已经比较大了。还有一批基本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50年代毕业的老师。当时不够开放，大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能够了解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杨阿敏：在大学期间，您是如何读书的，自己买书多吗？

谢思炜：这个应该是跟我们以前的经历有关。以前自己已经有读书习惯，自学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跟我经历差不多的这些人都是这样。原来就是主动找书来读的，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进了大学之后，条件更好了，也更方便了，好多书都能看到，而且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我在本科的时候把《左传》和《史记》读下来了，这样文献阅读的基础就比较好了。另外还读过古代文学比较重要的一些典籍。

我自己也买一些书，当时我不像有些同学非常执着。当时有些同学只要是出新书他都要买，我没有这样。现在来看的话，当时大学买的书后来基本上都没有用。那个时候因为课比较多，自己的兴趣也比较广，所以可能各种书都会买一些，以后你研究范围越来越窄，其他专业的书可能就用不到了。

杨阿敏：有人提倡读作家要读全集，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谢思炜：读全集也是要分阶段，本科刚开始进入的时候恐怕读全集是读不进去的，还是要有一个基础。像我们当时是跟着文学史的课，它有一个作品选，首先要把这些先读下来，然后有余力，再选择一些作家来读。可以先读专业课要求你读的作品选，另外再读一些重要作家选本，像李白、杜甫可以读一些选本，以后再进一步。我们是到研究生阶段老师才要求完整地读作家，读全集。当然像李白、杜甫这种大家，他们的集子的量也非常大，读一个差不多就要半年，如果在本科阶段这样读的话时间也不够用。

杨阿敏：毕业之后为什么选择考研究生呢？研究生阶段导师是如何指导您学习的？

谢思炜：考研究生就是为了深造，也是学了这么多课程之后发现还是对这个专业比较感兴趣的。以前也曾经考虑是不是考其他专业，而选择这个专业一个是因为我们专业古代文学前后几位老师都讲得非常好，能吸引你喜欢这个学科。另外我也是在这上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我们那年的研究生招生不是所有专业都招，有些专业不能保证每年都招生，有些专业是今年招，有些专业是明年招，招生是逐渐恢复的过程，而我们那一年正好古代文学专业招生的计划名额是最多的，所以从考试的角度来讲，考这个更有把握一点。原来的计划是招五个，后来好像是录取了七个。没有保研，那时候都是统考，全国来考，所以竞争也还是很激烈的。我们那时候考研的比例也是很低的。

我们是春季入学，就是1982年年初入学，如果完整的话应该是到1985年年初毕业，我们当时就稍微提前一点，到1984年年底答辩都进行完了。然后就入职了，按年来算的话其实也还是三年。

当时是启功先生、邓魁英先生指导我的。当时就是按段分，从先秦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是一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是一段，启先生和邓先生是负责指导唐宋这一段，然后元明清是一段。主要是启先生和邓先生合作，当时毕竟启先生年龄比较大了，有些具体事情可能都需要邓魁英先生帮着来处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合作指导。

研究生阶段老师指导还是很具体的。是唐宋方向，邓先生就大概分配了一下，一年是读唐代，一年是读宋代。老师是有资深经验的，就说你要选重要作家来读，要完整地读，一个学期读一个作家。所以我们第一学期读李白，第二学期读杜甫。李白就是读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杜甫还是读仇注，这是一年。第二年读宋代，第一个学期读了苏轼，当然苏轼的量很大，读起来也是很紧张的，诗词文都读，后来读得就不那么细致了。到第二年第二学期就要考虑毕业论文了，再读一个大作家可能就读不下去了，所以当时我自己又读了一些江西诗派，黄庭坚这些。

我们那个时候上课是不太多的，也不像后来规定你必须要修多少学分，必须得开多少课。这种要求当时都不是很死。老师就是布置一些这学期要读什么，最后每学期都要提交一些读书报告、小论文。

另外，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启先生特别给我们准备了一门他开玩笑称之为“猪跑学”的课，就是说，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他是从俗语来说的，就是说要提供有关古代文史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性内容，很多是在一般的课程或书本上不一定能查到的。

那个时候老师指导我们更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和我们讨论问题，我们如果有什么问题也随时都可以问老师。像启先生，他有什么想法都会跟我们讲。这种方式对于学生来讲是很有帮助很有收获的。你会经常接触老师，去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老师也经常会想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听听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也会让我们介绍一些学术上新的观点。没有什么固定的讨论，都是一些日常性的交流，老师也没有要求你必须什么时间要来参加讨论。而且这种交流也不限于读学位的这几年，后来我留校工作的十几年时间还经常会去找老师，当然平常这种交流很随意，听老师谈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的。

老师教你一些东西，解答一些问题，直接传授一些知识包括治学方法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见识了一种做人和做学问的境界。

杨阿敏：硕士毕业论文为什么选择研究宋代江西诗派的诗人吕本中？

谢思炜：当时唐宋诗读下来之后，前面读杜甫花了很大的精力，就想到和杜甫有很大关系，受杜甫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江西诗派。我把江西诗派像黄庭坚、陈师道就基本都看了一下，黄庭坚花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他的诗不太好读。具体到硕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当然要和导师交流，要选黄庭坚这样的诗人可能难度比较大，不一定做得下来，硕士论文时间比较紧，我就选择了相对而言当时讨论还比较少，但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诗人吕本中。

吕本中的集子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的，作品数量也比较多，大概有一千多首诗吧。而且当时我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他的一个外集，叫《东莱外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以前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包括钱锺书先生，他在《宋诗选注》里面选了吕本中的一些作品，提到吕本中有一组诗只从《瀛奎律髓》里面选了几首，这组诗现在见不到了，他很遗憾，说这组诗应该是很重要的。那是靖康事变之后吕本中写的一组诗，这组诗实际上是保存在《东莱外集》里面的。当时发现这个资料，是大家曾经知道，但是都没有调查到的，也算是我的运气比较好。所以当时我还给钱锺书先生写信，告诉他我这个发现，钱锺书先生也给我回信了，他说他们所里面也有一个学者发现了这些作品，告诉了他这个消息。

我当时做论文还给吕本中编了一个年谱，基本把吕氏家族的材料，从北宋后期到南宋的历史文献、各种文集我基本上都翻了一遍，有关的材料都找出来了。论文答辩的时候是傅璇琮先生做答辩委员会主席，傅先生编过《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的资料汇编》，所以他看这个论文的时候，说我里面有一个材料是他没有用过的，就是关于吕本中家族的一些材料。通过这些家族材料能够说明吕本中跟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些关系。

吕本中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我觉得是过渡性的，他位于南北宋之间，但毕竟不是第一流的大诗人。我硕士论文后面有一部分讲他的创作，后来发表了。他在南北宋之交经历了很大的社会变动。像当时也和江西诗派有一定关系的陈与义的创作，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变，他的诗讲他事变之后的逃难等经历。吕本中也是，在这一个阶段，有很集中的一些作品记述这个时代。而且当时他就在东京的围城之内，还参与了一些活动，这都在他的诗里面有记录。他这种集中的书写应该是与杜甫有关，包括他写很长篇的像杜甫《咏怀五百字》的作品。宋代诗人里只有少数人选用这种形式来创作。可能与他的创作经历有关系，所以他也写这样的长诗，另外还写一些组诗。这些诗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钱先生在《宋诗选注》里对他的有些作品也是评价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