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故事链”的营构

“仲举礼贤”：故事背后的深层信息

今人读古书，即使囫囵吞枣，不能终卷，恐怕也不会错过开篇首章，或者“得胜头回”。我们打开《世说新语》，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德行》篇第1条：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作为《世说新语》全书的开篇，这个“仲举礼贤”的故事当然也就“先声夺人”，千百年来，不仅吸引了历代读者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而且围绕对它的解读而产生的“信息量”，也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有些信息是它本身自带的，有些信息，则是历代读者和研究者渐次增益、附加甚至是“赞助”的。我们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一一详述，这里，仅就以下三点稍加说明。

一是历史故事层面的信息。

综合历史记载和刘孝标的注释，这个故事理解起来并不困难。陈蕃（？—168）字仲举，东汉汝南平舆（今河南省平舆县）人。东汉桓帝时，与李膺等反对宦官而被免职。灵帝时封高阳侯，后与窦武谋诛宦官曹节、王甫等，事泄被害。作为东汉末年大名鼎鼎的政治家，陈蕃不仅位至三公，而且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士林领袖。“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八字，正是对其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简明概括。而“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则隐含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信息。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这段话之所以经常被征引，就因为其寥寥数语便揭示了汉末政治动荡、宦官专权、清议风起、士节挺立的时代背景。如果说，当时乱政祸国的宦官集团代表的是一股沉渣泛起的“浊流”的话，那么，摆在像陈蕃这样带有儒家淑世理想和节义精神的士大夫面前的一个使命，便是“激浊扬清”，使政治重回正道，使天下“海晏河清”。所以，当时以陈蕃为首的一批朝廷重臣联合太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阉宦专权的政治运动，是为著名的“清议”运动，这些“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清议名士，俨然成了时代的一股“清流”。不幸的是，这批有着天下关怀和道义担当的士人，却被宦官诬陷为试图谋逆的“党人”，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元年（168），先后两次遭到皇权与阉党的联手清剿，当时受到株连而被囚禁、流放、杀害或禁锢终身者达数百人，史称“党锢之祸”。

明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再来读这开头四句话，顿觉其虚实相生，气势沉雄，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幅苍茫悠远、风流蕴藉的历史画卷，引入遐想，意趣横生。

不过，对历史大事的记载显然不是《世说新语》的重点，我们看到，在对陈蕃其人做了十分精要有力的概括后，作者马上宕开一笔，转而对“仲举礼贤”这件小事展开叙述，仿佛镜头从全景式鸟瞰，突然推进为中景、近景式现场跟拍——“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寥寥几笔，便使读者在极富跳跃性的语言节奏中，得以从一个特殊事件逐渐逼近历史现场中的风流人物。

二是思想文化层面的信息。

要知道，陈仲举来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做太守，并非升迁而是贬谪，而他下车伊始，未到官衙，便要先去拜访一个叫徐孺子的隐士。徐孺子名稚（97—168），豫章南昌人，家贫有气节，屡征不仕，隐居终生，时称“南州高士”。“欲先看之”四字，实在有些出人意料。主簿说“群情欲府君先入廨”（廨即官署），其实也反映了读者的心声。在这里，“群情”和“己欲”，一外一内，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张力中了。两个“先”字，前后呼应，相互角力，隐隐透出某种“价值判断”的意味来。其实，主簿所代表的“群情”只是不希望“府君”太过任性，并无对其“欲先看之”的徐孺子有任何不敬。但也正在这看似无关紧要的差异中，陈蕃的内心世界得到了凸显。他说：“当年周武王得了天下后，连席子都未坐暖，便去到贤人商容的闾巷拜访致敬。我今天也想礼贤下士，又有何不可呢？”陈蕃用武王礼贤的故事来为自己张目，“席不暇暖”正是要强调“欲先看之”的行为，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合情的——对于一个求贤若渴的人来说，先解渴才是最迫切的！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作者不继续往下交代事情的结果，大概正是为了让读者的注意力专注在“礼贤”二字上。我们会问：怎样的人才算是“贤者”呢？

孔子的回答是：“贤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宪问》）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这里的“贤”，竟然是与“避”和“隐”联系在一起的，至少乱世中是如此。而陈蕃所处的正是一个乱世，在他看来，像徐孺子这样能将隐居进行到底的人，当然就是“贤者”了。而陈蕃礼敬这样的贤者，未尝没有某种不足与外人道的“代偿”甚至是“自赎”心理。这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一个主动选择“体制外”生存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心理，其中有羡慕，有钦敬，或许还有几分自卑。《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自卑而尊人。”正是在这一复杂心理的驱使下，“礼贤”的行为对于陈蕃而言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这故事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不易觉察的时代大拷问，即在儒家理想濒临破灭之际，士大夫如何面对出处、去就、仕隐的生命抉择，这是一个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一样艰难的反诘和追问。生逢乱世，选择仕进，有可能就是“向死而生”;选择退隐，也许才是为自己打开了一道“生门”。这个故事正是在这些“画外音”“言外意”的交响中，展示着它的思想及文化的双重魅力。

三是编撰体例及文体特色层面的信息。

我们读古书，首先要明其体例。《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和文体特征究竟如何？作者刘义庆未曾明说，但我们从这第一条故事中便能窥知大概。

首先，以陈仲举开篇，等于为全书划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大致限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又说：“记载魏晋清谈之书今存《世说新语》一种，其书所录诸名士，上起汉代，下迄东晋末刘宋初之谢灵运，即渊明同时人而止。此时代之可注意者也。其书分门别类，以孔门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及识鉴、赏誉、品藻等为目，乃东汉名士品题之遗意。此性质之可注意者也。大抵清谈之兴起由于东汉末世党锢诸名士遭政治暴力之摧压，一变其指实之人物品题，而为抽象玄理之讨论，起自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皆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者也。”（《金明馆丛稿初编·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说由魏晋清谈上溯至汉末清议，将汉魏之际时代思潮演变递嬗之轨迹，阐发明白，也为我们阅读《世说新语》提供了一个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深广背景，很值得参考。

其次，此条还是理解全书选材、性质、风格的一把钥匙，地位举足轻重。首句“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仅明确了全书撰述之对象皆为一“世”之“士”，同时也暗示了名士的“言”与“行”乃是全书关注的焦点。有人把《世说新语》当作“清言”小说或“轶事”小说，正是抓住了“言”与“行”这两大记述重点。而鲁迅干脆以《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说它是“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是把握住了这书在中国士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余英时先生也说：“《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说新语》所收之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大于其下限也。”（《士与中国文化》）所以，今天的人要了解汉末魏晋的士风与世风，《世说新语》可谓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第三，虽然是记载士人言行轶事之书，但“记言”与“记行”又有侧重，大抵以记言为主，记行为辅。所以我们看到，在门类与门类、条目与条目之间，显然“省略”或“删节”了不少内容，留下了许多历史的“空白”。这种“留白”的手法，不仅是绘画书法的技法，也是我国古代文言笔记小说最典型的文体特色。《世说新语》的文体是颇具“现代性”的，很像是西方文论所谓“空间形式的小说”，或者“活页式小说”，又像是戏剧或电影的分镜头脚本，书中每一个片段都是对历史的某一个局部事件的“抓拍”和“定格”，合起来看犹如博尔赫斯所谓的“沙之书”，分开来看，每一粒沙子又具有单独欣赏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世说新语》的语言是高度简练而隽永的，叙事的节奏因为目的性很强而显得快捷而轻灵，似乎作者完全没有宏大叙事的兴趣，而是忙于把人物在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精彩瞬间或嘉言懿行展示给读者。这样一种“极简主义”的叙事风格，使《世说新语》无心插柳地建构起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被后世不断仿效和接力的独特文体——“世说体”。

当然，因为历史信息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也就给注释家留下了用武之地。《世说新语》成书于南朝刘宋年间，到齐代就有一个叫史敬胤的学者为它作注，梁代又有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合称“四大古注”）。我们读了这些古注，就会知道，作为一种古老的记述形式，《世说新语》是和史传叙事迥异其趣的。换言之，史传巨细无遗、完整详备的叙事模式，恰恰是《世说新语》所要扬弃的。譬如，就“仲举礼贤”的故事而言，作为读者的我们可能会问：陈蕃到底有没有去拜访徐孺子呢？作者对此没有任何交代，似乎去不去无关紧要，想要去和说要去才是重要的。好在还有刘孝标的注（简称“刘注”）。刘注引袁宏《汉纪》说：

蕃在豫章，为稚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这条记载成了对故事本文的有效补充。我们据此可以推知，陈仲举不仅“去”了，徐孺子也“来”了。而且，陈还特意为徐设计了一张即使放在现在也很“时髦”的床榻，徐哪天来就哪天放下给他睡，人一走便把床榻悬挂于壁上，完全做到了“专床专用”，以致留下了“陈蕃悬榻”“徐孺榻”这样风雅的典故。今天江西南昌的徐家坊，古地名就叫“悬榻里”。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句，也是从仲举礼贤的故事演化而来。今天我们到酒店住宿，也雅称“下榻”——但说实话，徐孺子所享受到的“悬榻”“下榻”的特殊礼遇，恐怕是与我们无缘的。

“鄙吝复生”：千古如新的镜子

“仲举礼贤”之后，《世说新语·德行》篇的第2、第3 条，又凝成了两个著名的典故，一个是“鄙吝复生”，一个是“叔度汪汪”。我们先看“鄙吝复生”：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这一条很短，人物突然变换，记述的内容也变了。上一条还算是言行并举，这一条则纯为记言。乍一看，似乎是记了不着边际的一句话，与上下文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你熟悉东汉末年的历史和人物，就会明白，这一条放在这里，其实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陈仲举虽然消失了，却并没有完全退场，因为这一条中的周子居和黄叔度不仅是陈的同郡老乡，还是知交好友。周子居名乘，汝南安城（今河南省汝南县）人;黄叔度名宪，汝南慎阳（今河南省正阳县）人。值得一提的是，《世说新语》是从“汝颍人物”开始记述的——先汝南，次颍川，由此而向外扩展——这与汉末人物品藻肇端于“汝南月旦评”或许不无关系。

范晔《后汉书·黄宪传》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略有不同，其文说：

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乎心。”

可见，周子居的感受并非孤例，陈蕃和另一位名士周举也有同感（有人认为，周举或即周乘之误）。《世说新语》这部书，看似零散无章，似乎从哪里看都差不多，其实内在却有一个庞大的“网状结构”，每个门类主题相对集中，人物和故事环环相扣，藕断丝连，真像是摆了一个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因为书中所记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所以这张隐形的大网不妨可以叫作“人物关系网”。

如果你对这张“关系网”不甚了了，那也没关系，因为还有“刘注”。比如这一条的刘注，先说“子居别见”，又引《典略》介绍黄叔度。所谓“别见”，就是别处再予介绍、这里不赘的意思。在哪里“别见”呢？原来是在《赏誉》篇第1 条，其文如下：

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

陈仲举曾感叹地说：“像周子居这样的人，真是治国安邦的宝器。拿宝剑来比方吧，他就好比宝剑中的干将！”你看，《赏誉》篇也以陈、周二人开篇，与《德行》篇前两条形成了一种文本上的“前后呼应”。该条刘注引《汝南先贤传》说：

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仲举尝叹曰：“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也。”为太山太守，甚有惠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