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地》《活水》的精神记忆叙事

葛水平，山西作协副主席，山西女作家协会主席，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创作有长篇小说《裸地》《活水》;中短篇小说集《喊山》《地气》《甩鞭》《守望》等;散文集《河水带走两岸》《繁华的街巷》等;报告文学《同心云聚》《泥沙中的石头》。长篇小说《裸地》获首届《中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大奖”“鄂尔多斯文学大奖”;《德吉梅朵》获丁玲文学奖。中篇小说《喊山》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等，有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平凡的世界》。

王红旗：你的长篇小说《裸地》《活水》重构百年乡土记忆，从故乡太行山上的暴店镇到你的出生地山神凹村，延伸至华夏先祖农耕文明的初始历史。作家的你与在小说中时隐时现、不断变换角色的讲述者合灵为叙事者，以“内在时空”与真诚情感凝聚着巨大乡土之爱的能量，引领小说生命流——整个乡村文明历史的流变嬗替。其中蕴含着对各种衰败、破裂、突变、间断的社会震荡与灾难之捡拾剖析，在真实与虚构想象之间，以天地启示信仰之终极性追问与意境显现，在全球化“现代性遗忘症”的致命迷惑下，呼唤人类回归精神源头，探寻古老传统里永恒存在的灵根之光。

请你谈谈这两部小说的命名，以及这些历史“元事件”是如何调查搜集遴选出来的？

葛水平：从2009年在北京见面到现在，我常常会想起你说起的童年事，人这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印象大概只有童年最清晰。

与乡村泥土中耕犁翻开的地气相呼应，我从来不觉得离泥土近的人贫苦，恰恰相反，我认为出生在农村的人有福了。我的小说原故事都来自于我的故乡，故乡青苗接穗的季节，着红装、裹黑巾的稻草人，套白脸面具的小鬼，着宽袍执木剑的武士，春种秋报的社戏，丰富多彩的故乡事绵延着社会民众根深蒂固的泥土情结。这些一直陪伴着我，并深化着我的成长。对于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用汉字，用汉语词语、楹联、匾额书写自己生活的民族来说，来自山川河流大地万物中的象形文字，早已沉淀并锁定为我对于土地的记忆密码。

《活水》是我对地球上小到地图上没有任何记录的山神凹人事的祭祀，他们大都走远了，但他们是我的活水源头。人说：活成个人是来世上扬名声的，但是，他们的生和死都很寂寞。活水不腐，流动让我上溯回故乡的窑洞，煤油灯下，小孩子的我学习写生字，一笔一画，生疏里透着规矩，我最早的生字本上写下的是我亲人的名字，然后是村庄所有人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都躲在方格中央，若干年后我想起童年，想起生字本上那些人的名字，我能够做到的就是把他们的名字拿来放入我的小说。他们和她们，在傍晚麻糊的光线中浮现、重叠。这是一代人在时间中的倒影，斑驳、散淡、布满灰尘。而记忆中的故土正在瓦解，像水中云朵，在某一个瞬间，我突然就想给名不见经传的山神凹立传，假如人的精神也有胞衣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我的活水源头。

《裸地》是缘于2006年在晋东南屯留县挂职，我在那里遇见了我要写的故事。一个农民和我讲：“我爷爷当年为了一口吃食挑担上太行山，走时是大清国，走到邯郸成了民国。”命运对普通人来讲是瓦屋漏雨，门窗破损，命运也是他们的债主，永远无法还债的是他们自己。我写作的方式是感性的，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由着性子来写，也许一句话就可以点燃我想写一部长篇的欲望。就像有人在建庙，在安放神像前，他就想敲钟，但是不能的，他想这声音，肯定和开光点眼后，是不一样的。他不知道佛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我也是写好后想到了这个题目。小说关注苦味、苦难、苦情，这是我面对故乡的一种立场、态度、情怀。那些故事都走远了，土地裸露着，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生之情态？命运感被踩踏和遗忘的同时，人的精神空间被淡缩成薄如纸张的平面，曾经活着的人不再负载追问的能力，如最后结束语：土地裸露着，日子过去了。

地母精神：乡土文明重生的神奇力量

王红旗：《裸地》开篇标示“1918年起，北方大旱”，实际上，此时正值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年代。八国联军打开中国封建“天朝”大门后，清政府在列强胁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战争、饥荒与瘟疫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深渊，西方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布“福音”，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传教工场，更有传教士在中国城乡广置田产，其中吃教者、仗教者与传教士败类依仗其霸权强势，在各地屡滋事端而民愤四起。“女女”就是被西人传教神甫强奸，被经商父亲抛于破庙，遇见逃荒的山东人聂广庆做了他的妻子，用独轮车把她推到暴店镇的“河娃谷”，在“地窝子”里栖身，男人开荒种地，女人制染料、做绣鞋，生养两个儿子。仿佛一种开天辟地、男耕女织之意象在场。尤其因“女女”的到来把“河娃谷”改名为“女女谷”，“河娃”“女女”均为创世女神“原型母亲”女娲的别称，可能其中深藏你对“原型智慧”的文化认知。

请谈谈你这样安排“女女”出场的背景、场景的深意，对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作用。

葛水平：我是在阅读一本史料性质的图书时发现，某国的博物馆收藏着一双被砍下来的三寸金莲。阅读让我停滞，瞬间感觉到了阴冷无边。一双断足，足以代表一切。可能阅读让我触到了疼，我想探寻这个女人的生。都知道，缠足是中国古时的一种陋习。畸形变小的开始一定是在发育年龄，一般女性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方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者。学者高洪兴的专业著作《缠足史》考证，缠足开始于北宋后期，兴起于南宋。元代的缠足继续向纤小的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缠足进入鼎盛期。漫长的历史，简直可怕，可怕得无法理喻。缠足之风蔓延是为了讨好男人的审美趣味，被蹂躏的命运，让一个后来者不安。她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女人，我甚至找不到一点多余的关于她的文字记录，她在绝望中是走到了人生尽头，还是当下死亡？我在文字中给了她未来，没有力量，所以我不想给她一个好名字，再好的名字也不能代替作为女性的悲伤。

王红旗：原来“女女”这个最朴素的名字，连接着“一双断足”的历史之痛。这是我意料之外的。在你赋予“女女”生命的未来里，我悟出了一种内在精神力量。

虽然“地窝子”里的生活简陋贫穷，但是人与土地相融，如同回归母亲怀抱就有了精气神，充满实实在在的快乐。如“女女”所想：“开出来一大片荒地对于一个经历了什么叫活命的人，该知道最重要的是土地，是年成。卖染料，做绣鞋，一切都是为了活，人是土性的，只有土里刨食的人，活着才结实。”这是她最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感悟，更是你深爱土地的内在理念。因为人类文明进入了现代性的欲望膨胀与“物质至上”，女性的身体与大地就不断地遭到破坏。有诸多男性通过身体（物质）来确定亲密关系，也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他们与大地的关系。如果这样理解，“裸地”即隐喻“女女”与“大地”遭遇了破坏的身体。从现实层面讲，如你在中篇《黑脉》写到的，人心黑得和炭一样，地下采矿采空了，村里的地裂缝了，人住的房子裂缝了，院里的果树不长果子了，煤矿也崩塌了。那孕育万物生命的盈盈“地气”“瘪了”，大地裸露着。从文化层面讲，如前面所说“裸地”可以象征宇宙自然包纳万物之原初。其实，“女女”这个乡村女性形象，不仅寄托着你梦绕魂牵的乡土挚爱，而且由历史反思指向现实批判与未来昭示。

“女女”是一个身份卑微的被侮辱者、被伤害者，她的命运真如大地的命运。在男性眼里她是一个“物”，来自现代文明沃土传布福音的西人传教士，把她作为殖民地上发泄性欲的工具，强奸了她;经商的父亲无视血缘亲情，把她看成丢脸面的东西，抛弃在破庙里;“地窝子”里共患难的逃荒人丈夫聂广庆，把她以“典妻”交易予乡绅盖运昌，私下换来盖家付给他一生的“大烟土”享受;见多识广的开明乡绅盖运昌，既要霸占他们开垦的土地，又要把她的身体当作“代孕”工具为自己生子。“女女”在“四权”之下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认命运驱使，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外我”形象。

但是，你对“女女”强大的精神生命塑造，超越了传统女性无奈的匍匐与隐忍，站在人类境界的某个“高处”，在自我与政治、宗教、战争的场景之上，和不同身份地位的男性展开对话性言说。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每场对话的次第展开，“女女”的生命智慧绽放成了一个无限延伸的“大圆”。一位具有独立尊严的携带着“原型母亲”神性的觉醒者，以洞察结构与本质的游刃屈伸、从容不迫的无惧淡定、理直气壮的哲学思辨、义正辞严的痛斥责问，抗争的呐喊直击男性霸权对女性、土地与世界的征服，而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爱的亲密情感，找不到回家的路。此时一个有强大“内我”的女性形象诞生了。在“外我”与“内我”的对比之下，不仅全方位诠释“裸地”“女女”就是“地母精神”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你以“女女”这个乡村女性形象，跨越性别对立的包容，正式开启了当代女性书写“女性与大地、男性与文化的精神结盟”，而呈现出这部新历史小说独创性的现实意义，以及对耕耘人类未来荒野的灵根价值。

请问，当初你是如何来构思女女这个形象的？谈谈小说里女女回忆母亲的细节，对其性格形成的意义。

葛水平：前面说过了，我由看到的一段资料而决定写一个断足女人，想给她一个生。在这之前我问过许多男人，问他们会喜欢一个断足女人吗？所有人的回答让我失望。残缺的美只能是一种艺术。任何一个催人落泪的故事，都要在时间的消逝中消失，我坚持要写这样一个人，我是她命运的主宰者，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她复活，是为了让她呈现。土地的意义是被伤害多少次后，所呈现的价值都是土地。她活过一世，她是什么模样，我只能用我的理解描摹。现代文学片面化了太多无限痛苦、无限仇恨的一面，却忘掉了生活虔诚的一面。她的虔诚是因为活着对生命的真诚，而引申出人间良善和方正。理解与虚幻的知觉拯救不了历史，一个人不懂得小心翼翼地活着，会被生活撕裂得疯掉。有些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很有可能就是作者自己的另外的一种生存，我想女女的任何回忆是作者即我的疼爱。

王红旗：女女在“地窝子”生下混血儿子后，母爱仿佛融化了她对强奸者的仇恨，在她的意识里，我生下来的就是我的儿子。尽管山里人说他是“猴怪”，也更升起了她生活的希望。然而好景并不长，暴店镇的当家大户乡绅盖运昌，先是以选坟地为由想霸占其开垦的土地，“女女”望着裸地上满眼铺展的大片绿苗，喊着你要杀我的狗我只要狗皮，还一边喊着儿子不要管大人的事，一边吟着唐诗宋词教儿子数数：“加两个黄鹂，一行白鹭，如不够，再加七八个星，两三点雨。”也许是从“地窝子”露出来的“女女”吟诵的田园诗词，更有“那粉面红腮笑着缩了下去。一个滋润和软的女人，像地表突然长出的一朵黄花一样，纯洁了这山这水。那美有一种如仙而至的飘然……”令盖运昌动了恻隐之心，狗杀了却留下了土地。接着他倚仗权势巧立名目，扼住外地逃荒人聂广庆的软肋与之密谋，使其俯首“典妻”，女女以“女红”针娘身份进入盖府。

女女进入盖府后，听到盖运昌要撺掇乞丐化妆和尚去原家“开灶施食”救灾的现场起哄，对其晓之以理真诚劝阻：“老爷，灾荒之年，灾民人心惶惶，常思外逃，一时未有生计，前途潦倒，老爷广散私谷赈一方百姓已落好口碑，因何要与一个行善之人争抢？黎民之性，骨肉相符，难中生事是要遭人笑话，老也不该。”“老爷可知身后有苍天。”当盖运昌喊道：“苍天可看到我的冷？”女女说：“老爷，古今一理，事无双全。”盖运昌跪地抱着女女的腿说：“趁我还有力气，给我怀个娃，我替你报仇。”女女直直站着说：“起了老爷，一心想报仇的人，心里能有多大个天！”当二喊了一声盖运昌爹，盖运昌竟然以给二下跪再次给女女下跪，女女看着二喊：“你再叫爹，娘就去死！”宁死不做“代孕”工具与丧失自我尊严的母亲。

对话揭开了两个人物正在滴血的锥心之痛。一个位高权重的开明乡绅盖运昌，为争权夺利不分青红皂白，不为黎百姓疾苦，不顾两世姻亲，竟然想挑其“窝里斗”扰事。为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富贵体面私欲，竟然肆意强迫有夫之妇的针娘为其“代孕”生子。一个身份卑微的针娘女女，不仅以天地包容之心、朴实仁德之理，明察古今之道予以劝导，而且以死抗争保卫女性的生命自由与尊严。两个人物的鲜明个性在对比中得以完成，达到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具有撼人魂魄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