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问学四十年

谢思炜，1954年生，北京人。唐宋文学及文献研究专家。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唐宋诗学论集》《唐诗与唐史论集》等;整理点校出版《杜甫集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等。

杨阿敏：自宋代以来，各种杜诗注本层出不穷，流传至今的就有二百余种。您为何要想到以一己之力重新注杜？

谢思炜：这种工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集体合作，一种是个人来做。个人来做，可能工作量大一点，花的时间多一点;集体做就是合作，可以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相对少一点。但集体项目也不太好做，因为集体项目基本上就是负责人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分包了，分给几个学生去做，有时候质量不容易保证。但是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工作个人是做不了的，必须得集体做。像我们做《续修四库提要》，要一个人做，恐怕现在谁也做不了，你只能是集体组织去做。这个得看工作的性质。一个人做有一个人做的好处，它可以成一家之言。注书也是这样，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你个人的学术把握、对文献的理解程度、学术的目标。

杜诗注本历代有很多，给我们的阅读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另一方面，注本多的话，工作量和阅读量就太大了。应该读哪些，我们现在还会遇到这个问题。我刚才说到我们读书还是从清代注本开始读，像仇注还是很多老师推荐的，现在去看它还是有很多不足的，有各种各样的失误和问题。后来也有人专门给仇注挑毛病，因为它影响大嘛。到现在，我觉得应该有反映当代学术成果的、适合当代阅读需要的新注本，能够代替以前的清代注本。我做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这样，就是能够满足当代读者的阅读需要。

杨阿敏：您的校注以《续古逸丛书》影印《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您认为该本正文中包含的大量小字夹注，除吴若本部分确实增加若干小注之外，二王本原有注文均应视为出自杜甫之手的诗人自注。这一判断对您的校注工作和杜诗研究有何价值？

谢思炜：这也是一个老问题。清代甚至清代以前就有好多注家注意到了，因为清代学者没有见到最早的二王本，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好判断。过去像宋代的注本里会说“原注”，所谓原注就是杜甫本人的注。但是经过辗转介绍、转述，有时候后人就不好判断到底是不是杜甫的自注，会产生一些疑问。我们现在有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基本上可以判断它就是最早的白文本，没有加上其他的注，而且它是最早的杜集祖本。从形式上也能够判断它应该是一个整体性的，原来杜诗的原文里面，就有这些注。

经过调查之后，我的一个总的判断，认为它是整体上出于杜甫之手的自注。因为其中很多的注一看，除了作者本人，其他人是做不出来的，其他人是不了解的。它反映了当时的一些背景材料、一些人物等，还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说明，像这些不可能是后代的注家注的。

但是以前注文的理解上曾经有一些问题，有人提出过怀疑，说这些注不可靠，否定了这些自注。后来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对这些有疑问的注文一一进行分析，说明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怀疑，应该给它怎样的一个合理解释。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可以判断，最早的二王本里面的这些小注应该是出自杜甫本人的自注。

有这样一个判断之后，文本本身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现在能够确认它是杜甫的自注，当然对我们理解文本帮助是很大的。

杨阿敏：之前的研究者是不是不大敢用这个自注？确定之后对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信息呢？

谢思炜：对，有这样的情况。这个我举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一些词语典故。以前就有人怀疑注词语典故未必是杜甫自注，但是我判断杜甫本人在一些地方也注词语典故。注词语典故其实就是说明他的根据，也说明他写作时候的一些考虑，这对于处理一些文献问题还是有帮助的。

比如《兵车行》题下注里面引了《木兰诗》里的一句，说：“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我看后来有一些学者研究《木兰诗》流传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注的重要了。这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有人引用《木兰诗》的最早资料，它就在杜甫的自注里面保存着。我们见到的《木兰诗》实际上出自后来宋代的《乐府诗集》，时间更晚一些。如果我们肯定这个材料确实是杜甫本人引用的，那它对说明《木兰诗》的流传等还是很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些材料，对理解杜甫诗的诗意本身是最权威、最可靠的。比如有一个小注，讲到所用的典故“萧相”。这个萧相到底是谁，过去就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里在用这个“萧相”典故的时候，底下有一个注：“郭令公。”郭令公就是郭子仪，这就给你提供了一个信息，帮你来判断这个萧相到底指的是谁。

杨阿敏：您的注本为什么没有选择流行的编年体方式，而是选择维持原有编次呢？

谢思炜：这个我想是为了保存文献的原貌。其实选择重新编年和保持文献的原貌，都是可以的。比如萧涤非先生的《杜甫全集校注》就选择重新编年，这也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研究方式。我想我没有选择编年首先考虑的是保持杜集的原貌，避免一些版本信息的丢失。这个从文献存真的角度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重新编，其实是一个新的文本，是对原书的一个改编，这跟原书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杜诗的编年，不是杜甫本人自己做的，后来像明清时的一些作者自己编诗集时就是编年的。但是杜甫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很完整详细地做一个编年的惯例。我们现在见到的二王本，是先分体，然后有一个大致的编年。这个大概也是唐代文集编纂的一个比较普遍的体例。

后人所做的编年，难免会加上一些后代注家的判断。杜甫诗与时代的关联确实是非常密切的，但还是有很多作品缺少明确的地点和时间线索，所以它的编年是存在疑问的。有可能是早一年或者晚一年，也可能是差三四年、四五年。所以把所有作品都勉强编年的话，其实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意见，未必完全能够让大家信服。现在见到的各家的编年还是有很多出入的。

杨阿敏：历代杜诗注释浩如烟海，您在注释工作中是如何取舍的？您如何看待旧注的作用？

谢思炜：这个肯定是要充分吸收旧注的成就，吸取它的观点。旧注本身的很多看法我们今天是可以接受的。有一些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有一些说法可能是不太妥当的，或者不太准确的，但是它先提供了一种看法，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修正它或者提出新的解释。

杜诗中某一首作品甚至某一句诗，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旧注中这种不一样的解释是比较多的。有时一句简单的诗也会有三四种不同的解释，各家的说法不一样。像这种情况有时候是能够判断的，我们现在经过分析对比更多的材料，能够判断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但还是有一些不太好判断，几种说法可能各有各的道理。

我们现在要总结前人的工作，总结前人的注释成就，那么这些不同的意见也要尽量反映出来。以前旧注分析得很清晰的我们当然要把它吸取进来，以前还存在各种不同解释的我们也要把它反映出来，这是做注释工作的一般要求，必须得做到。当然，还存在旧注大量重复的，这个就没有必要都包括进来，只能选择最有代表性的。

杨阿敏：除了利用旧注，您的注释工作在吸取现代学术发展成果方面，有什么新的收获？

谢思炜：20世纪以来，杜甫研究还是有很大的推进，有很多学者做过有关的工作，包括做具体的解释等。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唐史的研究，比起前人的研究可以说深入很多，比如杜甫经历安史之乱，有关安史之乱历史的当代研究就深入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唐代具体的制度层面，比如说官制、科举制度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杜诗的理解。

过去的旧注家因为受当时研究水平的限制，对一些问题是不清楚的。现在我们参考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当然就要比过去清楚。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关唐代语言的研究，主要是唐代的一些口语、俗语，当时流行的词汇。这个历代都有很多研究，但是20世纪以来可以说这方面推进是很大的，成果非常多，利用了敦煌文献等。也有很多材料涉及杜诗里面一些语言的运用，当然可以利用当代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来做出新的解释。

杨阿敏：通过全面细致的校注工作，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遗憾？

谢思炜：比较大的收获，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做这个工作本身需要对杜诗各个细部、各种问题整个地梳理一遍。尽管我以前读过杜诗，甚至还写过一些论文，但是把它整个地读下来，包括它的每句话、涉及的每个问题，你都要把它梳理清楚。里面涉及的有些问题过去忽略了，就需要重新学习。还有一些过去大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说理解错的一些东西，现在还需要把它重新提出来讨论。这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这一部书注下来之后，我对唐代历史的了解、对唐代制度的把握，等等，就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个对于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另外对杜诗的理解，我尽量汲取当代学者、当代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想对整个杜诗的理解也是有所推进、有所帮助的。

你要说有没有什么遗憾，这个遗憾还是有的，吸取当代学术界研究成果还是有遗漏，尽管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到2000年以后学者研究的成果，但是后来还是发现有一些遗漏。另外现在我看这个书，里面个别的地方还是有错误，有一些是我注释本身不准确，包括引用材料等;当然也包括后期制作中排版印刷等也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杨阿敏：您的《杜甫集校注》与萧涤非教授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有何区别？

谢思炜：萧先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我们很早就听说了，我们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一直在等着这个书的出版。我想，如果当时没有这个计划的话，好多学者可能就自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但是那时候大家都在等着萧先生的这个工作。中间停了20年，他们也是2009年以后又重新启动的，到2014年最后完成了。萧先生这个工作就是那时有一个国家专项计划，选择中国古代的大作家，当时好像是10个吧，要做全集的整理，萧先生这个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这个工作就是对于这个作家研究一个总体性的成果。所以他们采用的都是集注汇评的方式，除了注释也包括历代的评论，这是一种集成性的工作。所以从注释规模上来讲，他的资料的搜集完备程度、注释的详细程度，都是有代表性的，成绩非常显著。

如果说我做的这个工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我的工作目标一开始设定的就不是想做总结性的、集成性的，不是那种性质，所以我也没有采用集注汇评的形式。在总结、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上，给自己提的要求就是要适合当代的阅读需要，反映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如果说有哪些有可取的地方，那就是我做《杜甫集校注》更多的是从读者的阅读需要考虑。我设定的阅读对象是大学文科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文学爱好者。像萧先生他们那样集成性的书，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要满足学者研究工作的需要，所以他设定的阅读、使用的对象可能更多地考虑学者的需要，就是要为学者提供足够多的资料，帮助学者比较方便地查找一些资料。

既然把一般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设定为阅读对象，就得考虑他们阅读的需要。我想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次完整地读一个作家，读这样大量的作品，那么就要给他们提供比较准确、可靠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包括词语典故这些知识性的内容。另外要帮助他们比较容易地进入阅读，不能让他们望而生畏，一看你的书篇幅非常大，读起来有很多阅读上的困难需要克服。

当然，现在做完了以后发现——这个我也跟出版社的编辑讨论过——还是有一个遗憾的地方，就是篇幅还是有点大，读起来可能要花费的时间还是有点多，我在书的“前言”里面也提了建议，就是说读者阅读的时候如果诗意理解了，其实有些注释你可以跳过去，因为有些注释它提供资料，注的时候不得不注，但是你不是特别要研究某些问题的话，有些内容是可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