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善你自己好了

黄德海，1977年生，《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驯养生活》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等。

“事来则应，事去便休”

周明全（以下简称周）：年轻一代批评家为人所知，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以及如《南方文坛》等刊物对青年批评家的大力扶持，你2015年入选第四届客座研究员，2015年第1期《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推介了你。入选在客座研员和“今日批评家”，对你的成长有那些帮助？

黄德海（以下简称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培养机制是非常完善的交流和提升平台，在组织活动、发现人才、激发写作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入选客座研究员后，我有了诸多和优秀同行交流的机会，开阔了视野，借此比较不同的评论观点及其思想来源，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和发展的可能。《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栏目已经开设了二十多年，始终肯定和激励青年评论家，有利于提升青年评论家的自信心，也让他们的观念在更大的平台展示。通过这个栏目，我借机回顾了自己算不上成熟的批评观，也从师友的文章中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短板，有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启发。《南方文坛》对青年评论家的鼓励是全方位的，我就有幸获得过“《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和《人民文学》《南方文坛》主办的“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这是我在文学评论领域（也是开始写作以来）获得的头两个奖项，对我的信心是极大的鼓舞。

周：在《上海文化》写“本刊观察”专栏，对你做文学批评有哪些帮助？

黄：在《上海文化》写“本刊观察”专栏，是我文学评论的起步，这起步要归功于吴亮老师的鼓励和鞭策。吴亮老师先是鼓励我多写评论文章，然后是对文章提出自己的建议，我进一步修改。在这个过程中，我摸索对作品的判断方式，逐渐理清自己的思路，学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注意文字的表达方式，慢慢累积出部分写作心得，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学评论面貌。虽然这点心得和面貌放在大的空间里微不足道，但对我自己却是重要的立足点。其实，不止《上海文化》和《南方文坛》，我应该感谢从我写作初期就给予信任的各个报刊，没有这些约稿和刊发的可能，一个人很难产生足够的自信和动力。

周：年轻一代批评家几乎是以集体的方式在2012年后出道，后来有几位年长的批评家批评年轻批评家抱团取暖，替代了讨论文学。后来我看到李劼一篇叫《写在即将分化之前——对“青年批评家队伍”的一种展望》，也对当时的青年批评家队伍进行了批评。李劼说到整个批评队伍面临从年轻化转入名人化的危机，青年批评家的贵族化等问题，我觉得每个代际的批评家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分化。你认为，文学批评家正常的出道方式除了大量学习研读、充足理论和阅读准备外，什么样的方式才是一个批评家最常态的出道方式？抱团取暖真的有问题吗？

黄：写作虽然无法脱离社会大环境，但实质是非常个人的行为，要对社会有所反应也必须经过个人的消化和吸收。或许是因为这个认知，我没有意识到“出道”这个问题，也没有注意到“集体出道”，更没有看到所谓的“报团取暖”。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志向是什么，要对人心和人生贡献怎样的精神能量，其他的问题都没那么重要。或者说，与其关注出道、分化或者其他各种外在的问题，不如把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自我上。不妨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能为改善世界所做的一切。”

周：非常赞同德海兄的观点，提高自己才是第一位的，其他外的东西，只能是辅助性的。这几年，德海兄可能是年轻一代批评家中最为勤奋的人之一了，出版多本影响很大的著作，在《山花》等杂志开设专栏，斩获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评论家奖等各类大奖。你认为，这十年来，在学术上，你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变化？

黄：谢谢明全兄谬赞。我实在称不上勤奋，出的书也没有什么影响。写专栏、出书、获奖，里面都有很多偶然因素，主要是读者和同行们对我的宽容和鼓励。比如像《山花》，不但容忍我这样一个普通写作者开一年的专栏，还给予我散文双年奖这样的鼓励，实在是一种积极的善意。同样的意思，像我这样的普通写作者，虽然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些变化，也尝试着跟过去的自己有所不同，但因为根本没有什么观点和主张在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所以谈不到学术上的突破和变化。或者说，写作十年，我至今还没有（应该是根本就不会有）形成一个值得以后去突破的基准线，能够期待的，就是不要让自己走进某些怠惰的窠臼，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调整和改变。

周：张新颖老师在《记黄德海》中，讲到你从复旦毕业后取得的变化，跟你“走进张文江老师的课堂”有关。这么多年，一直在听张文江老师的课吗？张文江老师的课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黄：一个人在没有取得足够的成绩之前，其实不应该多提到老师的，否则老师容易成为我们不够出色的“背锅侠”（一笑）。我去张文江老师的课堂听课，跟张新颖老师给予的宽厚理解和学习自由有关，他由着我照自己的性情去选择要学习的东西，并适时予以鼓励。虽然这么多年，我确实一直在听张文江老师的课，但至今也没什么出色的作品可以作为听课的反馈，所以我也没法说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一点或许可以提到，那就是这么多年听课，是因为课上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能够有效启发对自我的认知。

周：张文江老师书著作我自己也看过一些，非常佩服，能追随他听他讲读点，真是一件幸福的事。你这几年写专栏，编杂志，参加活动，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黄：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对古代文人和现代学术的想象结合，写作的人心中似乎有一种理想状态，就是没有俗务劳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在一个题目上用功，仿佛这才是写作的正途。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就知道，本来就没有脱离世俗的日子，我们是在世俗中成长并思考问题的，写作也不断会被日常生活打断。生活跟写作是一体的，并不是两个。离开生活谈写作，在过去也并不是什么高级的事，多是文人的惺惺作态（或者是因为太有钱而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写专栏、编杂志、参加活动，本来就是一体的事情，这些都跟我的思考有关，说不上单独安排时间的问题。“事来则应，事去便休”，我虽然做不到这么高明，但非常向往这种状态。

古典研究是个人的精神需求

周：从2018年的《诗经消息》开始，你对传统典籍越来越感兴趣。其实，早在上大学时，你就开始了对《诗经》的集中阅读。作为植根于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批评家，是什么机缘促使你从阅读转向了研究？

黄：我的《诗经消息》实在称不上研究，只能说是自己一点阅读《诗经》的心得。我对传统典籍感兴趣，跟自己大学时的阅读有关，更重要的，是跟听张文江老师的课有关。张文江老师一直讲的，就是中国古典作品。大概在现代分工看来，写当代文学批评和写古典相关的随笔，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我看来，这本来就是一件事，都是为了认识人心和人生而进行写作。当代文学批评植根于现场，写关于古典的随笔也是植根于现场，离开活生生的时代，任何经典都只剩下了纸面上的意义，不过是“古人之糟粕”而已。

周：对《诗经》的研读和解读、对古籍的阅读是出于怎样的驱动力？是纯粹知识上的还是有个人精神上的需求？

黄：写《诗经》的第一篇时，根本没有想到会写一本书，当时只是因为一首诗引起了我的关注，觉得古今隔绝式的解读方法，很难展现出这首诗深闳的美，也发掘不出其中活生生的人的生活，所以尝试着用古人的思路来读这首诗，看看能出现什么效果。写完之后，没想到还有几个题目觉得可以写，就这样一篇推着一篇，慢慢就写成了一本书，自己对《诗经》的认识也深入了一层。所以，对古籍阅读的相关写作，不是出于纯粹知识的需求，而是为了试着让古典跟现在发生关系，参与到现在的精神情景中来。当然，也可以说这正是我个人的精神需求。需要说明的是，让古典跟现在发生关系，仍然只是我的理想，离这个理想，我的写作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

周：作为现代人，阅读古籍可以有怎样的“现代性”，与古人相比，我们对经典的理解“新”在何处？

黄：作为现代人，阅读古籍其实天然带有“现代性”，因为我们不是古人，现代的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阅读天然地带有“新”意。与此同时，我们或许也需要记住，这里的“新”只是时间意义上的，并不是我们的思想天然“新”。因此，在阅读古籍的时候，可能要清楚，我们虽然在时间上新，但我们的思想却未必，需要先小心翼翼地摸索古人怎样理解那些经典，而不是孤行己意，否则很可能陷入盲目而不自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撕毁古书。我们对经典理解的“新”，在最粗略的意义上，应该以“五四”断代，以此细致地分辨对典籍在此前后的认知变化。更多的环节，需要深入到每个具体。

周：在《诗经消息》的“附录”部分，收录了你和张定浩的一个对话，你讲道：“现在要谈论古典诗，我们必须得面对一个问题，即那些在尘埃中甚至是加了封印的古典诗，是如何和我们当下的生活建立联系的，应该以何种方式去开启？”在做完《诗经》的研究后，你找到开启的方式了吗？

黄：对我个人来说，写完《诗经消息》之后，似乎摸索出了一点开启古典诗的可能，对《诗经》和古典诗歌的理解有了一点深入，但对更广大的范围来说，这点开启只能算是杯水车薪，还不足以打开古典诗歌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开启封印，让古典诗与我们当下的生活建立联系，恐怕非一时一地一人可以完成，需要各种方向的共同努力。或许，这也标明了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我不太确定。

周：你受金克木《“古文新选”随想》的影响，解读了自古至今的若干篇重要文章，结集《世间文章》出版，从中看出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为什么想起来做这个工作？

黄：写《诗经消息》的时候，我自以为看到了古人在言辞中建立的精美教化系统，并且有维护这系统运转的严密方式，为此振奋不已。书出来之后，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传递来一些想法，其中最经常的一个是，古代真有你说得那么好？你是否有意无意间有所美化？这让我自己也不禁生起了怀疑的念头，这一言辞中如此精美的系统，在古代曾经起过作用吗？它在崎岖起伏的现实中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就想找到一个方法来探测这样子到底如何。过程中，忽然记起金克木有篇《“古文新选”随想》，谈到的七篇文章“包含着有中国特色的逻辑思想和文体”。于是就想，是不是可以从古代挑选几篇与当时现实密切相关的文章，探测那完美的教化系统如何在其中起作用的呢？金克木选了秦、汉、六朝、唐、宋、清六代的文章，我也可以尝试从先秦到晚清挑选出几篇文章来，看看它们在具体现实中是怎样的形状，岂不就是那精美系统落地之后的样子？这就是写这批文章的起因。当然，最终没有写到清，甚至没有到唐，刚刚进入汉代，十二篇文章已经写完了，我也就顺势停了下来。以后是不是继续写，根据变化的实际再来看吧。

周：在接受澎湃采访时你说：“所知和所见有限，我不敢说我是在研究历史，只是尝试着看到那条更广阔的河流，如果有可能小小疏通一下那些淤塞的部分，就更是意外之喜。”那经过这次疏通，你觉得你疏通了哪些淤塞的部分？意外之喜又是什么？

黄：在写这批文章的时候，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看到了古人写某些文章时广大而深微的用心，便试着用我的文字把这份用心表达出来。同时，我也意识到，那些广大而深微的用心，往往难免在当时的现实和未来的解读中不断变形，这或许是任何经典作品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少数智者的体力太弱，无法强制多数不智者，而且他们也无法彻底说服多数不智者。智慧必须经过同意（consent）的限制，必须被同意稀释，即被不智者的同意稀释。这就是政治的悖论：不智的这样一种权利要得到承认。”我不敢说自己疏通了哪些淤塞的部分，但有些自己的淤塞算是疏通开了一点。至于意外之喜，因为少见多怪，几乎写着写着就有些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跳出来，那是写作时最开心的事之一。

周：通过对《诗经》的研究，对传统经典的研究和写作《诗经消息》《世间文章》，你自己有哪些变化？下一步，对古典的研究和写作，有哪些规划？

黄：写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体会到了古人的部分用心，也发现了古典某些现代人不可及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体会，就想着老老实实去读古人的书，深入细致地理解，把古人的用心传达出来，期望能对我们的现实有所启发。至于下一步的计划，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或许，我会试试沿着《诗经》写写《楚辞》和汉魏的诗，也或者会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力气碰碰《尚书》。这些都还不确定，写作有时候要看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