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于苦行，兴于惊

倘以一言表达对孙郁先生文字的至深印象，或只能是“非一个‘苦’字了得”。数年前初读先生的首部鲁迅研究专著《20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或受学识所囿，尚不能深解其精神的真昧，尤记得从这部标志着先生学术起路的小书中咀嚼出殊多“苦味”。在本书的“后记”中，谈及缘何在走出鲁博后苦味相投地走向鲁迅，孙郁先生不无诗意地将其视为“过去的时光留下的足迹”。的确，意欲考辨孙郁先生何以在精神的郁结期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忧患灵魂”相遇，并与其深深地扭结在一起，是不得不将目光回溯至其“前鲁迅研究”时期的精神劳作中的——从少年的苦行到“孙郁”的诞生，深切的时代体验既成为孙郁走进鲁迅世界的情感动因，亦成为其“苦”解鲁迅的天然优势。

如今，廿余年过去，孙郁先生已出版鲁迅研究专著十部，刊发于期刊、报纸上的文学批评，数量则更为大宗。然而重读孙郁先生的鲁迅研究，似曾相识的感觉仍会卷土重来，此间“苦味”，也正如周作人的“涩味儿”、废名的“禅味儿”、汪曾祺的“甜味儿”一样，让人不得不发出“郁味”独具的一声感喟。

一

孙郁，本名孙毅，原名张爱波。这个祖籍原在内蒙古赤峰，1957年10月出生于辽宁大连，1962年前后随父母迁居到辽宁复州的少年，在“异乡人”的身份暗区中一直客居至18岁。这里略对少年孙毅十余年的精神苦行作一小传，作为孙郁先生之鲁迅研究的“精神前史”视之。

无法选择地，孙毅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无所依傍的精神苦旅中，迎面撞上的是20世纪中国继新文化运动后的又一次思想与文化的大变革。按照许纪霖先生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分类，孙毅应该属于“文革”一代人：即他们“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文革”这个历史中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意味着更为复杂的“蝴蝶效应”，哪怕是同代中人，因其感知“文革”的不同阅历和经历，在心态上也会有些许微妙的不同。譬如，孙毅与同为鲁迅研究者的钱理群、王富仁、张梦阳、孙玉石等几位先生之间的区别，就绝非十余年的年龄差，而是个体参与并感受“文革”的具体方式。

“文革”之于每个生命体所生产出的历史记忆之参差难以一言以蔽之。具言之，少年孙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感知，一方面来自父辈，一方面来自自身。对此，他曾在散文中不无感叹地说到，似乎自己的名字本身就有一点“隐喻”，所谓“爱波”不就是“爱情的波折”吗？吊诡的是，孙毅的父母确实饱尝了生命的一波三折。他们都是军人出身，父亲曾是国民党员，后来投诚过来，与身为中共地下党的母亲同由部队考入大学。据孙郁后来回忆，“他们的结合，周折很大，母亲差一点被开除党籍，被严重警告过。那时男女恋爱，政治色彩很强，父亲因历史问题，在大学时代便屡遭歧视，我从他后来写下的小说中、剧本中，隐隐地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20世纪50年代末，大约在孙毅三岁的时候，其父被认定为“反革命分子”并被开除公职，下放到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大河农场。自此，母亲便带着孙毅和尚不满周岁的妹妹，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访。在孙毅的童年记忆中，似乎总关联着三年自然灾害，关联着一封封为父亲申冤的上诉信。所以，当多年后孙郁看到一些作家写“文革”的残酷，他总觉得自己的这段历史记忆要比同代的许多人要更灰暗、悲惨得多。

如果说，“文革”之重最初只是通过父辈的苦痛间接地加之于身，那么“文革”之后的“被落榜”，或为孙毅第一次因为“反革命崽子”的所谓“原罪”尝到苦头。1977年，“文革”结束，全国恢复高考时，曾重燃起他读书的希望。但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被大学拒之门外，得到的是“不宜录取”的最终批复。时隔三十年之后，孙郁在《三十年旧迹》一文中对此“轻描淡写”道：“1978年，参加第一次高考后遇到麻烦，因家庭出身及父亲历史问题被高校拒收，后多次上访，3月被补录到旅大师专中文系。”

查阅相关资料发现，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规定了“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的招生政策。实际上，在关于“文革”后首次高考入学的“政审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也曾直接干预，起草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审核的条件，认为“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如此观之，对于少年孙毅来说，这不是不能不算是一个“好的时代”。同时，在孙郁后来的访谈中不难索隐到，他当时的成绩是全县前几名，就个人的基本条件来说，是具备入校学习的资格的。然而，孙毅的“被落榜”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历史与现实的罅隙当中。可想孙毅彼时的心情，是不无苦闷的。

二

置身于时代洪流的个体生命是无力撼动历史走向的，这就正如瀚海泛舟的苦行者，无法改变突如其来的暴风。但是好在，孙毅在一座破旧的图书馆里，找到了贫瘠生活中的精神风帆——那是在诗人、思想者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的启灵下慢慢扬起来的。此时的孙毅，已经历过与母亲栖居于破庙的三年，置身于“文革”初期的复州小城，对于得以从中寻求到精神世界的一抹亮色始终深感“幸运”：“我妈妈是学校老师，她们那个图书馆居然没被烧，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真是奇怪。而那些生活在北京的我的同龄人，他们小时候都看不到书，都烧掉了。”

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孙毅最早的文学启蒙，并非来自鲁迅，而是诗人穆旦，确切地说，是诗歌翻译家穆旦。多年后，忆及与穆旦的相遇，孙郁自陈穆旦所译的普希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巴奇萨拉的喷泉》《普希金抒情诗集》等对他极有吸引力。可想而知，在父母遭难的岁月里，这些异域的诗作带给少年孙毅多少煦日般的抚慰与电光般的冲击，于他而言，“诗里的世界完全是陌生而新奇的，仿佛异国里的传奇，弥漫着迷人的气息”。在精神贫瘠的荒蛮之地，正是穆旦这位生于民国、毕业于西南联大，并且有着留美背景的天真又热烈的诗人兼翻译家，“忽地”f点燃了少年孙毅幼小的心灵，用他的话还原当时那种感觉：“诗歌里那种温柔又浪漫的情愫，一下子就将那个平时生活在样板戏与《金光大道》文化背景中的少年击中了，他还记得父亲从农场劳动回来，将家里的门窗紧闭，然后大声朗诵着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不过，不同于孙毅的父母亲试图以一己之力为孙毅构筑精神避难所并呵护他“不合时宜”的热情，孙毅偶然在同学家里发现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然而向其父恳借而不得的经历，则不免致使寂寞的少年生出失落之感。这是小镇少年无书可读的精神挫折的一个缩影，或也早在那时就深埋了孙郁先生近著《鲁迅与俄国》一书的精神线索。

接下来的整整十年，少年孙毅一直沉浸在燃烧的诗情里，不但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等人的诗歌都给了他最初的源于异域的震撼。而在中国的诗人群落中，不止穆旦，艾青、田间等的诗集，也成了他的枕上书。其中，穆旦所译的普希金的风格和艾青的风格对少年孙毅的影响很大，他不仅读，自己也尝试着创作，似乎借此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圣火。只是，不幸的是，诗情的火苗很快便在“内”与“外”的“拧巴”状态中经受了被磨损的苦运：一度时期，口号诗流行，还出现了小靳庄诗歌运动，孙毅所在的学校也跟着搞起了诗歌比赛活动。老师或许是出于“保护”孙毅不致其成为“异端者流”，在否定其翻译体式的诗歌创作的同时，诱发孙毅向周围的语境妥协，在非自然倾诉状态下于《复县文艺》《辽宁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些远离内心的应景的速写诗歌。然而这些与报刊要求贴近的诗歌，却渐渐远离了孙毅内心亲近和熟悉的样态。

“拧巴”的表达困境一定程度上表微出少年孙毅的精神困惑。这种语言表达与情感倾向上的龃龉之状，至迟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稍稍有所纾解。其时，在对穆旦等诗人的再次体认中，藏匿于少年心底的精神火种方才被延续下来。尤其，精神反思的语境中，孙郁发现翻译家穆旦译介域外的诗歌，是有一个梦想的——那就是改造汉语的书写手段，探索精神的可能性。就对单一性话语的抵抗而言，诗人穆旦的诗歌至今仍有不可取代的思想价值。诚如孙郁所言：“他的文字沉浸在自己黑暗的记忆里，却又不顾影自怜，又常常望窗外的风景。但那些风景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充满了旷野里的远路、风中的枯树、异乡客、苍老贫瘠的人们。他以哀叹的眼光搜索晨曦之迹，且留住那一丝微弱的光。”

三

1975年，孙毅下乡成为一名知青，其精神光谱开始在排列组合上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三年的时光，较之一个人的一生实在渺如漫天星宿，但倘要了解孙郁的精神路向，却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拐点。下乡的第一个半年，孙毅的任务是“护青”，亦即在山上搭窝棚。之后，孙毅成为一名理论辅导员，半脱产制，其主要工作内容是给四个小队讲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也经常到县里或公社学习。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孙毅于诗歌之外，另辟了思想的疆土，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到1978年进入旅大师专读书之前，他通读了上述诸人的多种中文书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度嗜读。

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部分知青文学中的血泪控诉，在孙郁先生后来的回忆散文中，对知青经历的描述更多着上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谈及这段生活，在《我写我自己》一文中，孙郁先生就用近乎诗味十足的语言描述了记忆中最美的一幅画面：“我躺在山上，看白云从自己的身边擦过。那一刻我想到了死，人是什么？在广袤的苍穹里，有人类的隐秘么？”时移世易，孙毅的“天问”是否已经得到解答，不得而知。但目及于此，从非理性的燃烧着的诗情到理性的沉潜的哲思，少年孙毅已经开始体会到与思想者交锋的快意，并在阅读对象的选择上有了较为自主和理性的选择。

谈及与自己息息相通的精神族人，孙郁喜用的是“亲切”二字。在对早期阅读经验的反顾中，孙郁先生常用“亲切”形容两个阅读对象带给他的精神慰藉，一个是甫才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另一个则是与先生有着长久生命联系的鲁迅。谈到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与《没有地址的通讯》时，孙郁先生曾用“亲切”来形容这位思想家带给他的心灵震颤，认为“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都没有普氏那么亲切。他谈艺术问题很讲条理，关于诗与音乐的起源解释得很清，于是知道了在事物表象的背后，还有深层的道理”。受此启发，孙郁开始了对于一个时代的反思，并试图从人间的行为里，寻找背后的动因。

而少年孙毅因“亲切”渐生的“鲁迅情结”，与此亦有神通之处。孙郁先生在多次采访中提到自己要写一本关于1966—1976年的书，大抵也是起于这种郁结吧。

时间退回到1968年，还是那个破旧的图书馆，孙毅还看到过一本旧版的《呐喊》和一本薄薄的《鲁迅传略》。孙毅那时读鲁迅，其实并非内心的兴趣使然，主要原因多借外力：一是书的来源渠道很窄，在当时的复州小镇，是看不到什么书籍的。二是曾听父母介绍过先生，说能从这些文字里找到人生的答案。

在经历生活苦楚的时刻，与穆旦所译教给孙毅毫不设防地扑进新生活不同，鲁迅直面惨淡人生的经验带给孙毅的是“惊恐”。或还未到能够读懂鲁迅的年龄，在少年孙毅的阅读体验中，“鲁迅的作品充塞着黑暗感。每一篇小说都像地狱里的喷火，自己立刻就被烤炙到了”。于是他常常对此生出丝丝惊恐之感，担心一旦染上那情绪，摆脱起来就很困难。不难发现，少年孙毅的精神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他在《呐喊》的吸力中预感到一种“被反噬”的危险，这就正如学力尚浅的初学者唯恐元气不足而难以了悟功夫真谛一样，这样看来，鲁迅先生一再担心将自己的“毒气”和“鬼气”传递给青年人的忧虑或许不是空穴来风。

尽管如此，孙毅还是在“惊恐”背后，透视到一种异样的“亲切”，尤其弥漫于鲁迅小说与散文中的“死亡气息”，蛊惑着他越害怕还越想去读。于是，身处时代急流中的小孙毅，几乎是命中注定地从中发现了一个神似于复州小城的鲁镇：辛亥革命前后，在那个草木凋零的江南小镇上，草灰的天空、破碎的屋檐、零落的旧物一一布景，一个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们便悉数登场，低嚎哀哭。而彼时孙毅的家乡，满目疮痍的复州小城，也在革命的大时代中被裹挟着前行。这一切郁结在少年孙毅的内心深处，让人无法不惊骇作疑，何以逝去的时代与自己的时代有着天衣无缝的勾连？

固然，关于自身经历的记忆有难以言说的“丰富的痛苦”，但正因为自身经历的丰富，或许更能从“内觉”的基础上形成心灵的“共感”，这不能不算是一种“痛苦的丰富”。而少年孙毅的“鲁迅情结”，或许正源于，鲁迅的精神引力之于“文革”苦境中的少年，是足以触到一个人的生命痛区的。这就正如孙郁的自白：“没有经历过苦涩的早期记忆的人，没有在厄运中承受沉重的人，不会有这类的感觉。‘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从炼狱中走过的人都会萌动的念头。”这里，“没有经历过……的人，不会感受到……”已然成为藏匿于孙郁先生之鲁迅研究中的精神表达式，特殊的句式首先道出的是他与鲁迅之间秘密的精神联系——苦行少年没有经历过时代性的苦痛，便少了与鲁迅感同身受的前提，很难体会到鲁迅苦涩的早期记忆;其次，小小的句式表微的，也是鲁迅之作品所以意蕴丰富、鲁迅之精神所以幽愤深广之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