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吴天明

关键词：路遥 吴天明 张弢 西影

引言

路遥（1949—1992）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精神高标，他从中国西北最贫瘠、最荒凉的大山里走出，登上中国当代文学高峰的传奇人生中，曾经遇到许多热情仗义的朋友，获得多次温暖无私的帮助，从而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一段段感人心魄的友情佳话。时至今日，每当我们回首路遥和他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不仅要通过《路遥全集》继承和弘扬路遥的精神遗产，还应该追踪路遥的人生轨迹，探寻路遥和他同时代的同行者的奋斗历程，从中获得对我们时代至为宝贵的思想启示，进而补充我们的精神动力。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问世，随即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人生热”，路遥一跃成为全国知名作家。1983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与路遥联手合作，将小说《人生》改编搬上银幕。1984年影片《人生》在全国公映后获得巨大成功，路遥与吴天明由此各自攀登上了文学、电影事业的高峰，通过这次合作，二人相互赏识建立友谊，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紧密关系。

1984年9月，《大众电影》杂志第9期刊登了路遥的散文《顽强而执着地追求——记吴天明》，《大众电影》是20世纪80年代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电影艺术刊物，年发行量数百万册。该文堪称20世纪80年代路遥与吴天明之间友谊的见证，遗憾的是，后来的《路遥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路遥全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均未收录。2021年，笔者从《大众电影》1984年第9期杂志获知这篇散文，并进行了初步探讨：该文署名路遥，字数1874字，未标明写作日期，内容主要是介绍吴天明的成长历程、电影之路和他的艺术追求。笔者现将这篇散文公布，并力图发现、整理、记录路遥与吴天明等西安电影制片厂老艺术家的交往，为走进、探寻路遥的精神世界打开一扇别样的风景之门。

顽强而执着地追求

——记吴天明

文/路遥

一九五九年冬天一个严寒的早晨，西安一家电影院正放映杜甫琴柯的《海之歌》，电影看来就要开演了，观众们正鱼贯进入影院的入口处。

这时，有一个赤着脚而把鞋提在自己手里的青年，正在人群中急躁地乱窜着，向周围的人兜售手中那双八成新的布棉鞋。这鞋正是他刚从自己的脚上扒下来的。

这种近似于神经病的行为，当然使得周围的人惊奇和诧异。其实这个人的神经很正常，他只是想看这场电影，但身上的钱不够买一张票，要是回家去拿钱，又会误场，只好付出这样的代价来实现自己如饥似渴的愿望。可惜没有一个人光顾这“货”。谁到电影院来买鞋呢？而且还是临时从脚上脱下来的一双鞋！

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这位极其失望的青年急中生智，跑到附近一个钉鞋匠那儿，好说歹说，赖着向人家廉价出售了这双鞋，然后买了一张票，赤脚片跑进了电影院……

这个青年就是后来的电影导演吴天明。他那时正上高中，已经狂热地迷上了电影。

现在他四十四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电影界令人瞩目。他已经和别人联合导演了《生活的颤音》、《亲缘》;独立导演了《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上下集）等影片，赢得了观众的欢迎。

一个人只有对一种事业执着地热爱，他才会不懈地去追求，也才有可能取得不平常的成就。吴天明正是这样对待电影事业的。

这位决心献身于电影事业的艺术家，小时候生活在战火纷飞的陕甘宁边区。1942年，他刚三岁，就和母亲一起追随着当游击队长的父亲，转辗于大山之中，可以说是在革命的摇篮里长大的。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一直生活在农民中间，吃住都在老乡家里。窑洞、土炕、酸菜缸和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陶冶了他的性格和情操。他现在回忆起这些生活，常常充满了一种无限的深情。正是这些生活，使得他在以后的艺术创作中，天然般地带有一种质朴的素质。这正是一个艺术家极为重要的素质。

由于他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他在表现他们时就能深刻地理解这些普通劳动者。因此，在他的影片中生活和人物达到的真实程度使人感到就是目睹生活本身。我们从《没有航标的河流》和《人生》中，清楚地看到了吴天明的追求。他认为，我们的电影表现中国人的生活，首先要中国人喜闻乐见。而所谓艺术的世界恰恰首先表现为民族特点。只有纯粹的中国生活才能使外国人看到一种“异国情调”。

“在这方面，中国的前辈导演你最钦佩谁？”有一次我问他。

“崔巍。”他脱口而出。

“你和他有过接触？”

“是的，”他说，“我在大学进修导演专业时，在北影跟崔巍学习了一年，跟他拍《红雨》。这位导演艺术家为人刚直不阿。他在艺术中追求生活的真实，追求民族风格以及所展示的大气派都使我受益匪浅。他的艺术是一个榜样，他本人也是一个榜样。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个小故事。他说他访问苏联时，邦达尔丘克对他说：‘听说你是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他立即回答说：‘听说你是苏联的崔巍！’”这席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一切方面来说，吴天明在艺术追求上决不保守，他一向赞成电影语言的创新，这从他的影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但他追求一种有深刻内涵的创新，而不赞成“只在形式上玩玩花招”。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导演要用内功，而不能用外功”。他认为，“形式即内容”这种被有些人奉为经典的说法是不妥当的。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的精力应主要放在对作品主题的开掘，对生活和人物的把握等方面。应该从内容、人物出发来选择用什么形式表现，而不是从形式出发，使内容陪衬形式，让形式大于内容。实际上，任何花哨的形式也是决然掩盖不了内容的贫乏的。

在一次艺术讨论会上，他说：“影片的素养超不过导演的素养，或者说只能低于导演的素养。对于主题的开掘，能不能挖得深，主要取决于导演的思想认识水平和对生活理解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如果导演对所表现的生活理解是错误的，是主观臆断的，就必然会扭曲生活。”

和他在电影艺术中的追求一样，吴天明本人就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人。有些艺术家用“派头”和矫揉造作吸引人，天明却用质朴和坦率使人和他亲近。不认识他的人，很难看出他是个电影导演。他那结实得像水泥电杆一样的身躯，黝黑的皮肤和一头乱蓬的天然卷曲的头发，一身随随便便的衣服，简直像一名炼钢工人。他的性格也像炉火一样炽烈，专爱把一些死气沉沉的生活角落鼓弄得沸沸扬扬。现在，他已经担任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职务，像一团火似的在西影厂掀起了改革的热浪。

前不久，他对我说：“我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团结全厂职工，搞好改革，尽快改变西影厂的落后面貌。等这些工作稍微顺手了，我还要去拍电影。归根结底，我是个电影导演，我要不懈地追求，力争拿出比以往更好的作品来。”

我相信他追求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人生》结缘 硬汉相惜路遥一生喜爱艺术，尤其爱好陕北民间艺术和现代电影，因而他与陕北、西安的众多艺术家有过友好交往，例如陕北说书大师韩起祥、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叶锦玉、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弢、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张子良、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王宝成、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何志铭、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赵季平、延安市歌舞剧团编剧张文庭、甘泉县说书大家张俊功、米脂籍书法家马治权等。其中，路遥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吴天明的交谊，尤为后人津津乐道。

吴天明（1939—2014），国家一级导演。1939年10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西阳镇，祖籍山东莱芜。1949年前他同母亲、弟妹追随父亲革命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数年过着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1949年后全家移居西安。1951年他在陕西省保育小学就读，1960年他在西安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1974年吴天明考入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进修导演专业，毕业后吴天明重回西影。

1979年吴天明与北京导演滕文骥联合执导故事片《生活的颤音》，该片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青年优秀创作奖。1983年，吴天明独立执导故事片《没有航标的河流》，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并获得第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的东西方中心电影奖和依斯曼柯达摄影奖，自此一举成名，吴天明成为中国大陆1980年代崛起于中国西北的新浪潮电影的领军人物。1983年10月，44岁的吴天明被任命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成为中国电影界最年轻的厂长和锐意改革的时代先锋。就在吴天明意气风发之时，机缘的巧合和上天的眷顾使他邂逅了中国文学界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作家路遥。

黄土高原出硬汉，一百年间出英雄。路遥与吴天明的友谊，堪称是陕西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而这两位硬汉的相识、相交、相互友爱可以说谱写了一部充满魅力的“始于文学——合于电影——终于灵魂”的精神传奇。1983年，当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引发的文学热潮席卷中国大地时，与路遥同是陕北老乡的西影厂著名编剧张子良，向吴天明推荐了路遥，吴天明读过路遥的《人生》后激动不已，于是张子良带着吴天明去会路遥，就这样，三位文化巨子开始了他们人生旅程中的第一次合作。初期的策划工作展开了，路遥担任编剧，吴天明担任导演，而张子良作为当时西影厂第一编剧，担负起帮助路遥修改剧本的责任。关于这段难忘记忆，晚年的吴天明在接受采访时谈道：

我是踩着路遥的肩膀走到这个高度的，不是谦虚，这是真的，没有路遥的作品我哪能拍出《人生》来。我就是再多的生活，也写不出来。别人给我介绍了《人生》，一看我就跑到了路遥家里去了，这作品非给我不行。一见路遥面，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那个作品我拍了啊。”路遥说：“你是谁啊？”我说：“我就是吴天明嘛。”说着说着我就激动了，路遥说：“就给你吧。”这个作品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当年跟《高山下的花环》同时上映，这是当年上座率最高的两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是官方推出，官方宣传力度很大。

于是，1983年夏天，路遥与吴天明等西影剧组人员一起到陕北采风、选景。后来，吴天明在回忆文章《听路遥唱歌》中写到了这段往事：

路遥带领我们几个主创在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的沟沟峁峁转了十几天，为电影《人生》采外景，住在甘泉县政府招待所修改剧本。

我和路遥住在一面三孔套窑的两侧，中间是会客室，也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一天晚上剧本讨论到十二点多，路遥说你们去睡觉吧，我再弄一会。我们各自散去以后，不知道路遥鏖战到几点钟。

在陕北采景的日子里，路遥一直兴致勃勃地领着我们看这看那，如数家珍般介绍那些农家用具和窑里的摆设，有一次他竟然脱下一位老农又破又脏的牛鼻梁布鞋，给我们讲解它的做法和特点。我是关中农村长大的，自认为比较熟悉农村，而路遥一直向我强调“陕北特色”。他说，我不懂电影，但我认为文学和电影在描写人物生存环境、营造艺术氛围方面应该是相通的。我不是要求你们在电影里搞陕北民俗展览，但一定要把主人公放在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中。路遥针对当时虚假成风的电影创作状态提出的这种艺术追求，对后来我们把握影片的真实性方面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路遥带着我们参观了他生父母和养父母的家。生活在黄土深沟里的路遥的亲人们那种贫穷的生存状态，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路遥和他的作品。路遥心灵上深深的苦难烙印和他自残般的写作与人生状态，不但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阐释他的作品，而且成为激励我们拍好影片的精神食粮。

影片《人生》就这样进入了拍摄阶段，全体剧组人员来到陕北之后，每天的工作任务是紧张而又烦琐的，白天演职人员外出拍摄外景，晚上主创人员还要开会讨论剧本。就在工作期间，路遥和吴天明这两位性格强悍、行事专断的硬汉之间，由于创作理念不尽相同，既切磋出了艺术的火花，又碰撞出了不和谐的纠纷。对于这段往事，笔者在2021年采访了路遥与吴天明共同的朋友、西影厂知名导演何志铭，他回顾并讲述了《人生》拍摄期间发生的事情：

1983年我不在《人生》剧组，我是后来到米脂县见到张弢（路遥的好友）的弟弟，听他讲的，《人生》拍摄期间，路遥和吴天明是有矛盾的，起因就是编剧干涉导演的创作。路遥对影片的要求比较严格，而吴天明又做不到路遥的要求。照理说编剧有资格向导演提出批评，但是这样一来，导演的权威就要下降了，尤其是在现场拍摄当中，路遥和吴天明一发生争执，那全体演职人员就看出来了，编剧和导演意见不统一，这让他们听谁的是？他们难免就会各站一边。演员们都是尊重导演的，但是编剧批评导演，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容易损伤导演的颜面，吴天明就不好调动演员了，搞得双方都不愉快。后来张弢知道这事，就来到《人生》剧组，他是调解矛盾的高手，每天都来做路遥和吴天明的工作，办法就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再加上和稀泥，结果路遥和吴天明都被张弢给逗乐了，就这样减少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影片就拍下去了，到最后吴天明离不开张弢，路遥也离不开张弢了，第二年，张弢就调进西影厂当了副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