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之言　知己之书

一

尽管一向都知道王得后老师与北大现代文学专业的几代学人关系亲密，堪为“至交”，但予生也晚，到了我读书的年纪，其实已经不能常在燕园中看到王老师的身影了。印象中，除去同门师兄师姐的博士论文答辩时，我仅在为纪念王瑶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2014年）上，以及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访问北大（2016年）之际，在学校见到过他。不过，王得后老师的著作我却并不陌生，陈平原老师和王风老师都不止一次在课堂上推荐过他的《〈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高远东老师的“鲁迅研究”课程更是直接以他编的《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作为教材。此外，黄子平老师与夏晓虹老师也介绍过王得后老师的学问。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远东老师的课程。那是我入学以后上的第一门本专业的研究生课，但令人印象深刻主要倒还不是因为其“先入为主”，而是由于那门“鲁迅研究”是我上过的唯二两门指定了唯一教材，并且真正原原本本地遵循教材讲授与讨论的研究生专业课。——另外一门也是高老师开设的课程，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的教材是赵园老师的《论小说十家（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如此好事成双，自然也就成了大家传颂不已的佳话。而我们一班学生对于鲁迅研究以及当代中国的鲁迅研究传统的习得，当然受到了王得后老师的莫大影响。他的名著《〈两地书〉研究》和《鲁迅与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还有文集《鲁迅教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的若干篇章，便都是在那时集中找来阅读的。他的文风是朴素的，一如其人，但发现、提取与概括问题的能力是极强的，不含糊，少文饰，往往一语中的，余音绕梁。而更加震撼我的是，他的著作虽然毫无疑问是学术著作，但却几乎不见学术腔调。他使用质直的现代汉语，耿直地思考与表达着对于鲁迅思想与学说中的核心问题的真实看法，有揭出，有体贴，有更进一步的阐发，也有怀疑，总之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写。除了鲁迅自己的逻辑与现实人生的逻辑，他绝不假借现成的理论框架，也不故作高深，更不追求摇曳。他的表述有时甚至有些拘谨，但坦诚却是底色。这便是我对于王得后老师的最初认识。

在表彰学问以外，师长们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有王得后老师的为人。他那些“世说新语”般的言行，同样是我们在课堂内外的收获。有师长称他是“‘五四’原教旨主义者”。而仅以我的眼见与耳闻，他的确是把独立、平等、严于律己与成人之美四项品德贯彻到了毛细血管中的人。知行合一最是难得，王得后老师不仅做到了，他的“行”通常还比“言”更为彻底，更加决绝。他的纯粹与执拗无比可爱，随之也令人由衷敬畏。我有时会想，他的存在本身对于我们就是一种“教育”。不是说“难见真的人”吗？王得后老师就是“真的人”。

2017年，王得后老师最后一次到北大，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当日我去旁听，不想再次被震撼。我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整个答辩过程中，最为令人感动的是王得后老师。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答辩了，因为他的视力最近急剧下降，几乎看不了任何文字。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认真地准备了发言。他把需要审阅的论文用放大的字号打印在A3大的纸上，有厚厚的一大摞。他对于论文提出的意见，有理有据，十分中肯。这种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他的这一风范，更是让人心生敬重。”那天的答辩人是师姐王芳。她的论文写得扎实，材料丰富，分析也很细密。她日后回忆，自己在现场面对王得后老师“从包里掏出来的却不是印有北大校徽蓝色封面的论文，而是厚厚一沓打印纸，A3那么大，整整齐齐用线装订着”，“推着眼镜皱着眉头”，“几乎将鼻尖凑了上去，又看了好一会儿”时，“大吃了一惊”。（王芳：《从答辩会上的大本子说起——得后先生印象》，《北京青年报》2021年12月31日）我相信在场的大家应该都不会忘记这一幕。

那日午饭过后，因为身体缘故，王得后老师先行离场。当天下午，“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论坛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召开。这是围绕钱理群老师的新著《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举行的研讨活动。钱老师在会上做了题为“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的主题演讲。他说，他是“将鲁迅融入自己生命的坚守者”，而且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选择，其时去世不久的王富仁先生便是如此，王得后老师也是。（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在悼念王富仁先生的文章中，钱老师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知我者”与“生命学派”。前者于私，后者于公。在钱老师看来，所谓“生命学派”，是建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中出现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基础上的一个学术流派。此中学人共同强调“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而他们之间也不仅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学术共同体，更是彼此支援的“生命共同体”。（钱理群：《“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悼念富仁》，《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王得后、钱理群与王富仁三位先生无疑是这一“生命学派”的主要代表。如果具体到鲁迅研究，他们三位恐怕更是最具“生命特质”的学者。也许正是在如此声气相求的意义上，钱老师才会说：“‘知我者’，王得后、王富仁也！”（《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别册）

在“鲁迅与当代中国”论坛的对话环节中，多位老师都提到钱老师的鲁迅研究已然自成一家，“钱理群鲁迅”作为一种鲁迅研究的“当代经验”，值得认真总结。钱老师就此发挥道：“坦白地说，这确实是我的自觉追求：我第一次在北大开鲁迅研究课，题目就是‘我之鲁迅观’。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独立、创造的学者应有的学术抱负：要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打上个人的印记。事实上，这也是鲁迅研究的传统：不仅日本鲁迅研究界有‘竹内（好）鲁迅’‘丸山（昇）鲁迅’等等，中国当代鲁迅研究界也有‘王富仁鲁迅’、‘王得后鲁迅’等等。”他进而说到与王得后老师一起出席的博士论文答辩：“我今天上午在陈平原学生论文答辩会上，就提出这样的期待：不仅要坚守周氏兄弟的研究，而且要走出不同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路子，最终开辟出有鲜明个性与独创性的‘XXX研究’的研究体系和结构。有出息的青年人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志气，要为自己立下这样的奋斗目标，至于达不达得到，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那是另一个问题。”（钱理群：《我为何、如何研究鲁迅》，《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这是钱老师在回首自己与王得后、王富仁二位先生的学术道路与人生道路时道出的肺腑之言。而“生命学派”的概念，则不啻为对于王得后老师的著作何以充满“真的人”的气息的最佳阐释。

二

从上午答辩时王得后老师的躬亲垂范，到下午论坛上钱老师的黄钟大吕，那是我在读期间备受教育，也深为感动的一天。那日的记忆到如今依旧鲜活，只是在毕业以前不复有再见王得后老师的机会。此后听说目力不济的他，精力也不如从前了，甚至还一度住进医院。我注意到，王老师从2017年开始基本不再发表文章，也极少公开露面。作为他的读者与听众之一的我，不免多有惦念。

直到入职的2019年9月，黄子平老师因事来京，约我和妻子一起去看望王得后老师和赵园老师，我才再度见到了王老师。彼时他刚出院，正在家中休养。也是在那次拜访时，我们得知他们已经决定卖掉房子，搬入养老院。他们和钱老师做了同样的决定，选择的也是同一家养老院。意志力与执行力极强的他们，11月便住了进去。拖泥带水从来不是他们的风格。而以今日的“后见之明”，他们在新冠疫情到来前夕果断迁居，是多么明智！

老友重逢，乃至随时得见，让钱老师十分快慰，也为他带来了新的学术灵感。查阅日记，就在王、赵老师搬入养老院的次月，我去钱老师那里时，他便认真和我探讨过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钱老师说他后来阐释的不少命题都来自王得后老师的启发，比如鲁迅思想的本质是‘改造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核心是‘立人’，以及‘鲁迅左翼’的概念，等等。他希望和王得后老师进行一系列对话，请王老师把因为目力没有来得及写成文章的想法都表达出来。此外，钱老师还说到王得后老师当年对于一些学者不遗余力的帮助，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和王富仁、汪晖。”

此后再去养老院，我有时也会去探望王得后老师。不过他素来不愿意多谈自己，当我们说起他的著作时，他通常只是静静地听着。只有一回例外。他听我讲到阅读《鲁迅与孔子》的感受，拉住我说：“‘鲁迅与孔子’算是个重要的题目吧？但好像真正关心的人不多。”

相反，钱老师谈到王得后老师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对话”一直都没有做，但钱老师对于王老师的讨论却一次比一次深入。在我2020年的日记中，留下了多处钱老师评述王老师的记录。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形成了对于王老师鲁迅研究的“四大贡献”的概括，即“‘立人’思想研究”“《两地书》研究”“‘鲁迅与孔子’研究”以及“‘鲁迅左翼’研究”。钱老师几次表示希望为王老师做一点什么。

也是在2020年，我协助钱老师开始编选《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该书收录了钱老师数十年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二、三代的代表性学者的学术思想的文章。第一代中，他写了王瑶、李何林、田仲济、任访秋、贾植芳与钱谷融等，第二代则写了樊骏、乐黛云、严家炎、王信、刘增杰、支克坚、孙玉石与洪子诚等，第三代便是钱老师自己这一代，他写了王富仁、赵园与吴福辉等。书中写到的这些学者，都与钱老师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但他的笔触却很少涉及个人层面，而是旨在进行学理性的“学人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偏重于历史的梳理与理论的概括提升，注重论述学人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钱理群：《“文学研究是一种接力的事业”——读宫立〈风骨：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素描〉》，《现代中文学刊》2020年第3期）。在钱老师看来，对于师友的贡献、影响、经验与缺憾做出严肃的学术讨论，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对于学术发展也最有益处。

2021年伊始，吴福辉与王信两位先生不幸去世，乐黛云老师迎来90华诞。在这些机缘的促成下，钱老师先为吴老师写了长文，后又为乐老师、王信先生分别作了文章。2月，钱老师嘱我将这三篇新作补入《有承担的学术：中国现代文学学人论集》，但也在来信中不无遗憾地中写道：“写了王信和乐老师，他们第二代学人就基本上都写了——还有一位王得后，只有以后写了。”可见，认认真真地写作一篇“王得后论”，一直为钱老师念念不忘。这是他们友情的见证，更基于钱老师对于王得后老师学术贡献的认识。3月，和钱老师见面时，他再次与我谈起王老师的鲁迅研究，并且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钱老师认为研究者的意义在于创造性地发挥前人学说，‘儒学’两千年来生生不息，原因就在这里。而‘鲁学’应当像‘儒学’一样，对于鲁迅的研究是一个方面，但研究者还需要‘接着往下说’甚至‘接着往下做’。”王老师的鲁迅研究便兼及两者，他的杂文写作正是一种“接着鲁迅往下做”的具体实践。

钱老师为老友做一点事情的契机，很快就到来了。1934年出生的王得后老师将在2022年元月迎来米寿，钱老师与赵园老师约定各为王老师编选一书，以志庆贺。赵老师负责随笔集《年轮》的编选，对于王老师的鲁迅研究精选集《鲁迅研究笔记》，钱老师自是当仁不让。由于系统研究王得后老师的学术思想的念头由来已久，对于老友的著作也相对熟悉，钱老师马上便投入了编选工作。2021年6月，我就收到了钱老师的来信：“我最近又完成一件大事：为王得后编选了他的《鲁迅研究笔记》，写了2万多字的‘点评’。”在《鲁迅研究笔记》之前，王得后老师并未出版过任何自选集性质的著作，以他一贯的低调，甚至没有现成的学术年表与著作目录可供参考，所以钱老师的编选工作也就需要“从头做起”，在通读王老师所有著作的基础上完成。当然，因为早有对于王得后老师的“四大贡献”的判断，《鲁迅研究笔记》的结构不难清晰浮现。但钱老师并不满足于仅是编选王老师的文章，他还要“研究”，而且这还是其致力良久的“学人研究”的最后一章。所以，钱老师在来信中提到自己两万余言的长文时，特别说道：“这样，我的‘学人研究’就写完了，文章定稿后会发给你。”我屈指算来，所有这些至多不过两个月的时光。

收到钱老师发来的编选目录与评点文章时，我首先感到的是别致。钱老师写书撰文，常有“创体”的冲动，即希望像鲁迅一样，“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他研究老友的这篇文章就迥异寻常。以学术精选集的体例，写作一篇导论置于卷首当属“规定动作”。以钱老师的学养与资历，他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他却选择先不予“总括”，而是在每辑选文之后以评点的形式陈述己见，既以高度凝练的笔墨勾勒王得后老师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也交代背景与反响，同时更以充裕的篇幅展开对于王老师观点的延伸与辩证，“接着往下讲”，而在最后还每每以提问的方式作结——“不知道得后……还有什么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深入的思考？”“不知得后对这些有什么新的思考？”“或许得后还有话要说？”“得后，能把你的相关思考略说一二吗？”……读到此处，我不禁莞尔，这难道不正是钱老师期待的与“知我者”的对话吗？而钱老师的提问对象除去王得后老师，不也包括读到这些文字的你我吗？因了这份对话精神的毫无保留的灌注，使得无论王老师的选文，还是穿梭其中的钱老师的评点，都让这部精选集性质的《鲁迅研究笔记》成了一个召唤读者参与的开放文本。其间固然有对于王老师毕生学思的“论定”，却更充满了邀请有心人与后来者平等交流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