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结晶

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是一部深切关注历史、时代和人性的作品，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杂志连载完毕还不到四个月，它就获得了在海外华文文学界备受关注的“中山文学奖”;而美国《红杉林》杂志在获奖的消息刚一公布就在2020年冬季号上转发了关于作品的评论，接着又在随后的一期（2021年春季号）上用长达20个版面的专栏对作品进行了深入介绍。作为长期关注薛忆沩写作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我认为这部作品获得专业领域里的最高奖项完全是名至实归。毫无疑问，《“李尔王”与1979》不仅是薛忆沩个人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将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清晰的印迹。在理想主义精神日薄西山的时代，这部作品引起的兴趣和反响是一种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本文试图通过对作品的美学特征以及作者的精神气质等问题的梳理，与大家就这一文学现象的实质和意义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作品的美学特征

作为一部结合了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李尔王”与1979》的美学特征相当丰富也十分复杂。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姑且做简化的处理，将它的美学特征归结为三“大”和三“小”的六个特点。

首先来看作品的三个“大”特点：

（一）大背景

薛忆沩的作品特别注重时间与年代。以他的中篇小说集《十二月三十一日》为例，它包括三个中篇，分别以1989年、1999年、2000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为题。这样的篇名凸显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李尔王”与1979》这部长篇的命名也同样直指一个具体的年份。对20世纪的中国来说，1979这个年份极不寻常。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转折之年和变革之年：这一年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这一年中美建交，这一年邓小平访美，这一年高考已经成为影响无数中国家庭的大事，这一年开始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年小说主人公的家里挂上了美国地图，这一年听美国之音不再是收听敌台……小说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父亲”（小说主人公）元旦那天从收音机中听到《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就马上预言“1979将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份”。而在小说的结尾处，他对自己的小外孙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不可思议的1979年，我的生活不会变成故事，也不值得变成故事。”这对时间的首尾呼应不仅暗示出小说创作的缘起，也凸显出这个年份的神奇。可以说，小说名中强调“大背景”的“1979”是这部大作品的命门。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a作家之创作与其时代背景的关系极为密切。《“李尔王”与1979》以1979为“节点”，上溯自北伐以来的历史和生活，下引出关于“遥远的”21世纪的想象和期待，这样一个恢弘的大背景，给人物提供了展现人生命运的大时空与大舞台。1979年的种种不可思议都预示着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二）大视野

薛忆沩移居海外二十年，双重的生活经验、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能力给他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形成了他的“国际视野”。这好像正好应验了他在一次访谈里说出的“我们从小就已经具备了‘国际视野’”的豪言。海外的生活经验和跨文化视角必然使一个作家的创作观念发生变化，甚至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些基本的问题也会出现新的答案。薛忆沩是很好的一个例证。当他回过身来，再写自己的同胞与故土，视野的确又有新的拓展，作品也因此更增添了深度与广度。《“李尔王”与1979》就是这种大视野的产物。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一，历史的跨度。作者把“父亲”一家三代人放在中国历史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中进行审视，书写这一家人的命运沉浮，展示对未来生活的预测与希望，把“过去”与“未来”贯通起来，绘制出了一幅大时代的画卷。其二，哲学的眼光。谢林认为艺术与哲学不可分开，提出艺术哲学的概念。薛忆沩从小就对形而上的问题充满了兴趣，而“背井离乡”的经历更让他的哲学思辨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我的全部作品都带有哲学的气质，都关心事物背后的原因。”b在这部作品里，主人公“父亲”一直在与莎剧中的李尔王进行对话，而对话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与死的哲学问题。还有，他与小外孙的“精神的交流”里也包含着关于《汉姆莱特》生死观的讨论。而第31章里写到小外孙迷上了爱因斯坦，开始对时间发生兴趣，觉得时间之谜比语言之谜更为神奇，这当然也充满了哲学的意味。其三，美学的观照。对“真善美”的弘扬和对“假恶丑”的鞭挞是理想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贯穿于《“李尔王”与1979》的始终。在历次时代动荡之中，“父亲”一家的三次逃离事实上都是在“真”与“假”的冲突中穿行。而“文革”之中五十麻子的丑陋表演与队长对主人公一家真诚的关怀也形成鲜明的善与恶的对比。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那时隐时现的疯女人。她是五十麻子的母亲。她表面上失去了理智，灵魂深处却透出人性的清醒和美丽。薛忆沩让这母子二人在针对主人公家庭的批斗会那场大戏里“斗智斗勇”，美与丑的冲突如此强烈直接导致了伦理关系的崩溃。

（三）大手笔

不少的评论家将《“李尔王”与1979》单纯地归为现代主义，我对此并不认同。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不仅承继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也融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二者在作品里浑然一体，相映生辉。在我看来，正是这中西艺术的巧妙结合让这部作品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葩。这巧妙的结合是作者的大手笔，令我不得不惊叹。

对西方文学经典之精髓的吸收当然一目了然，因为莎翁的剧名（也是剧中主要人物名）就出现在小说的书名里。而小说中“父亲”的命运同莎剧中的“李尔王”如影相随，在合适的情节语境中，《李尔王》剧本中人物的台词就跳了出来，“干预”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这已经超出一般小说中的所谓“互涉”概念，而是一种小说的修辞艺术（或者说叙述的技巧与策略）。它既显示作家的意图，又与读者交流，以便读者接受。用布斯的话说，就是“整部作品的修辞被视作完整的交流活动”。一些学者认为这是“镶嵌修辞”，而我认为它更应该被视为是“转品修辞”（参阅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七篇定义），也就是作家在叙述中有自己的主观意图，随即转到《李尔王》剧中，引导读者品赏相似的情节关系或相近的人物台词，以便与读者交流并让读者接纳。这种以“转品修辞”贯穿小说全篇的写法在当代华文文学长篇创作里还没有先例。在这个意义上，《“李尔王”与1979》可以是说开先河之作。不过，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李尔王”这个人名在这部作品中的功能是双重的：它不仅是叙述的技巧和策略，也是一种象征：“父亲”这个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信念、执着追求，或者说他的理想主义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李尔王”与1979》其实反过来又丰富了莎翁“李尔王”的形象。我想，将来西方读者如果能够透过中国“李尔王”的遭遇来认识《李尔王》，或许会对莎翁人物的悲剧性有更深的理解。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穿插和贯穿是这部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密切关系的明证。在这里用“转品修辞”尤为贴切，因为通过“父亲”和“母亲”吟诵的《桃花源记》中的优美语句，作家用“转品”引导读者进入世外桃源的境界，体验那种精神的和谐与心灵的默契。而第20章，获得平反之后的第二天，“父亲”就是在“母亲”《桃花源记》的吟唱声中，一边插秧，一边享受自己十年来的第一个自由的清晨。这催人泪下的场面将叙事推向了高潮。更应该强调的是，对桃花源的向往也是作品理想主义精神的重要标志。

下面，让我们来看作品的三个“小”特点：

（一）小家庭

《“李尔王”与1979》是一部聚焦小家庭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以主人公“父亲”为家长的小家庭。在小说开始的1979年，这个家庭的规模已经缩小到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物。在小说的第一自然段，薛忆沩的叙述从这个家庭在1979年春节的场面大跳到了“父亲”和“母亲”大婚的那一天，也就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这个家庭形成的时刻（那当然也是只有两个家庭成员的时刻）。这神奇的跳跃预示着主人公的婚姻生活是故事的核心和叙述的主轴。

小说里包括“父亲”与三个女儿的关系在内的所有人物关系完全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和主轴展开。小家庭里的语言交流和行为碰撞最能折射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心理活动。相信读过《“李尔王”与1979》的读者都会对“父亲”和“母亲”这两个人物在小家庭里的交流和碰撞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有时甚至会忍不住要“设身处地”甚至“对号入座”。而小家庭又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动荡往往在小家庭的嬗变中得到最真实和最敏感的反映。所谓时代的尘埃落到家庭里就是一座山，是也。三女儿小桃的婚事是这方面非常生动的一个例证。小桃初恋的对象是一个热爱文学的知青。后来，他因为写了当时流传很广的“手抄本”而被警车从知青点带走。幻灭的小桃一心要逃离痛苦的记忆，迅速同意嫁给矿区中学那位出身不好又其貌不扬的“老单身”数学老师。“父亲”和“母亲”对这婚姻的不同心态折射出许多时代和社会的印迹：父亲满意其貌不扬的小女婿是北师大的高材生，比前两个女婿学历高，而母亲则高兴这小女婿“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因为这与自己的女儿正好般配（请注意这里的“黑色幽默”。这也是小说的一大美学特征）。而伴随着1979年的神奇，小女婿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考上了研究生。同时，他又与自己在海外的亲友取得了联系，准备去美国深造，这从某种意义上是圆了“父亲”自己早已破灭的美国梦。小桃的一桩婚姻将小家庭的命运与时代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

（二）小场面

因为上面总结过的三“大”特点，小说本来应该会出现许多宏大的场面。但是薛忆沩没有顺其自然，而是反行其道，着力于用特写的手法去呈现生活里的小场面。这是这部作品的又一大美学特征。小说的每一章都由若干小场面鱼贯而成。尽管这些小场面的时空背景随着叙述的逻辑在历史的宏大格局中不断转换，其核心却一直是两个人之间的应对和角斗，如戏剧舞台上的对手戏。薛忆沩非常善于把握两个人物之间互动的张力，小说中的小场面不断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和阅读快感。薛忆沩强调自己善于“用小场面写大社会”，也就是善于“以小见大”。“父亲”与剃头匠陈三刮重逢的那个小场面就值得引以为证。“父亲”与自己这位“东北老乡”已经失联十一年了，而外界传闻他已经畏罪自杀。这如同“二人转”的重逢不仅自然又巧妙地引出了十一年前那场批斗会的过程以及陈三刮后来因莫须有的罪名身陷囹圄的经历，还充分地呈现出了陈三刮仗义、豪爽和善良的人物性格，并且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荒唐，取得了以小见大，用小场面写大社会的奇效。又如刚才提到过的第20章里“父亲”收到大桃关于自己获得彻底平反的电报之后，喜极而泣、喜极而疯的这场戏。这无疑是《“李尔王”与1979》中最关键的一场戏。薛忆沩将“父亲”接到电报后的反应描述得惟肖惟妙，同时又将在后面追赶他的“母亲”的心理表现得栩栩如生。而第二天的清晨，在前面那个小场面里处于两个极端的夫妻一起走出了家门。他们想去“看看天空，看看大地，看看自己”，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惬意与自由。来到水田边，“父亲”情不自禁地踏进泥土，得意地插起秧来，而“母亲”看着如此的美景，情不自禁地吟唱起了《桃花源记》“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哪一位读者不会从这生活里的小场面顿悟出生命里的大道理呢？！

（三）小细节

细节是构成小说的细胞，最能体现作家现实主义笔法的功力。薛忆沩曾经说过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不仅不敢在任何一个细节和转折上有任何的松弛，甚至不敢怠慢任何一个标点”。《“李尔王”与1979》的确是他这种写作态度的充分证明。在这部作品里，他可以说是抓住了“一切”的细节，不遗余力地将外在的行为和内心的骚动置于文学的显微镜之下，用精细、精准和精微的语言揭示人性的奥秘，挖掘人物的性格，推动情节的发展，呈现主题的演进。

小说中与主人公隐藏那本原版《李尔王》相关的三个细节就非常精彩。第一个细节发生在五十麻子带人来抄家的时候。碰巧正在茅厕的“父亲”急中生智，没有把书丢进茅坑，而是将它藏到了一块松动的土砖后面，让书躲过了第一劫，躲过了人祸。第二个细节发生在随后那个下暴雨的夜晚。听到小桃关于漏雨的抱怨，“父亲”慌慌张张地冲进茅厕，将手再次伸到了那块土砖的背后。他以为那只有他一个知道的秘密已经被雨水侵蚀，没有想到，他视为生命的《李尔王》居然已经被包上了一层塑料包装，完好无损。“父亲”当然知道这是妻子的“杰作”。这杰作让书躲过了第二劫，躲过了天灾。要知道，“母亲”始终对这本全是洋文的书充满了反感，称它是一本“鬼话连篇”的书。“父亲”对这本书的全神贯注和形影不离是他们将近半个世纪共同生活里的两大“阴影”之一（另一个阴影是那双浅灰色手套后面的幻影）。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母亲”却完全抛开了自己。薛忆沩并没有在小说里给出她如何发现丈夫秘密的过程，这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完成的部分。“父亲”的手指尖触到了一层塑料包装这一细节已经足够。它足以表现出一个女性对丈夫的真爱，也足以折射出这位妻子和母亲身上人性的光辉;而在小说结尾的一章里，“父亲”将“母亲”的骨灰抛洒进水库之后就准备离开自己的故乡了。他最后一次上茅厕的时候，最后一次抚摸了一下那块松动的土砖，那块保护过他的《李尔王》和他这个“李尔王”的土砖。这一细节与上述的两个细节相呼应，蕴含深意，令人余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