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的身影与气息

去年八九月间，我捧着2020年三、四、五月号的《作家》杂志，捧了八天，才把连载的薛忆沩最新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细读了一遍。接着，我前后用三个星期去撰写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完成了对这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巨著的梳理。如此花大量时间做的功课却还仅仅只是一次粗浅的梳理而已——我说“粗浅”，没有任何谦虚的意思，那是确确实实的粗浅——这部小说太丰富了，简直是一个广袤世界般的存在，而我作为评论者，所能够置喙的地方，其实非常有限。

是的，我愿意用“一个广袤世界般的存在”来形容《“李尔王”与1979》。在我心目中，它的“身影”就是这样庞大和无垠的。

彼时我与这部巨著遭遇，它给我留下的“后遗症”是，即便过去了那么久，我好像依然没有走出它的世界，愿意一再沉溺于对它的反刍，并由此享受感官和心灵上的多重震颤。

此时此刻，我准备从另外的角度再一次对《“李尔王”与1979》进行尝试性的阐述，我觉得本文既可以看作是对我前一次梳理的补充，也不妨看成是与那篇文章无关的一个新的诠释。

巨大的“伪横截面”

薛忆沩大多以横截面的方式结构小说，无论中短篇还是长篇小说。比如他众所周知的成名作《出租车司机》，这个短篇小说讲出租车司机把车开进公司的停车场，然后过两条马路去意大利薄饼店要了可乐和薄饼，吃完薄饼喝完可乐，小说就结束了——它的横截面是某一天里约莫半小时或一小时的一个时间段。比如他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空巢》，它的横截面是某一天，讲的是一位老母亲的整整二十四小时，“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比如他献给这个全球化时代的长篇小说《希拉里、密和、我》，它的横截面是一个季节，讲某一个冬天的“童话”和“神话”。

皇皇巨著《“李尔王”与1979》，照样以横截面的方式结构小说，它的横截面是接近一年的时间，是生活在湖南省宁乡县历经铺人民公社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李尔王”的“不可思议的1979年”。

薛忆沩式的横截面，让我联想到一棵大树的横截面，横截面上的年轮——这个镌刻的密码本，破译开来，就是一个生命体经历过的所有的风霜雨雪。《出租车司机》的半小时或一小时，隐约可见出租车司机的十五年生涯;《希拉里、密和、我》的一个冬天，折射了主人公十五年的移民生活;《空巢》的一天，全方位、开放式地呈现或闪回了主角的一生。当然，不仅如此。《出租车司机》还记录了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希拉里、密和、我》还记录了我们的全球化时代，《空巢》还记录了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家以及我们几代人曾经的荒谬——这些作品里的主人公无疑都有标本意义。而《“李尔王”与1979》同样如此，它详尽、细致地叙写了“李尔王”经历的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借助“李尔王”这个标本式的人物，牵引出各式人等，好似运用一支如椽之笔，给“1979”这个关乎国家命运的转折之年，绘制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当然，北宋画家张择端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为东京当年的繁荣做了最好的见证，而当代小说家薛忆沩也是采用几近于“散点透视”的方式，为1979年这一“不可思议”之年，为其时一穷二白与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为1979年之前数十年做了最好的见证。

命名的焦虑，这可能是每个评论者都有的通病。我很想给薛忆沩式的横截面命名，我想到了自己新造的一个词——“伪横截面”。

用“伪横截面”来给薛忆沩许多小说的结构方式命名，也许是一个小小发明。这里的“伪”，没有任何贬义，只是一种似是而非，一种佯装，一种策略，甚至有可能是一种习惯，或者世界观。

我在那篇梳理文章里，自然也提到了薛忆沩的横截面式，我在那里发明的说法是，《“李尔王”与1979》的“横截面式”其实是“爆炸式”的，是一种“小说的爆炸”。我之所以有那样的发明，是联想到了“大爆炸宇宙论”。宇宙是不是起源于“大爆炸”，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无法证伪，但薛忆沩的小说起源于“大爆炸”，则不容置疑——写作《“李尔王”与1979》这样的巨著，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积累属于物理层面，但也有化学层面的意义，这些积累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堆积，它们更会有发酵等复杂的变化，最终，导火索遇到了要命的火花。而我所谓“大爆炸”还有另一层意思——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家，薛忆沩当然具有引爆自己生活积累的超强能力，与此同时，他还具备绝大部分作家不具备的能力，即借助“大爆炸”之后貌似一切都没有定型，瞬间结构并“定型”自己的小说世界的“超能力”。

“散点透视”下的人物形象

前文把《“李尔王”与1979》比作《清明上河图》，并不恰当——从观赏者的角度说，这两幅“画卷”，“画风”差别太大。但我既然做了不恰当的类比，这里干脆将就一下，顺势用《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构图法，再来谈谈《“李尔王”与1979》的人物形象。

与“散点透视”相对的是“焦点透视”。简单讲，“焦点透视”的缺点是观察者立足点的固定，观察者的视域是受限的状态，而“散点透视”则仿佛有多个或无数个立足点，观察者可以对物象进行多角度的透视。

《“李尔王”与1979》里人物众多，本文不再论及任何一个具体人物，只着眼于薛忆沩“透视”人物的立足点。我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随便想到哪一个场景就抽取哪一个场景作为佐证，点到为止。

父亲站立起来的速度那样慢，慢得连他身体四周的空气都没有反应，慢得连小烛台上的火焰都没有反应……但是，坐在他对面的母亲有反应：父亲身体的重心刚一开始移动她就有反应。父亲站起来的细节，观察者是母亲;母亲的“有反应”，又是父亲感知到的，父亲与母亲互为观察者。

就在小桃23岁生日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在自己的菜园里专心松土，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年轻人走到他的身边。

这是那个“知识青年”的第一次出场。这样的描述隐藏了一个事实——年轻人在尚未靠近父亲之前，显然父亲早就察觉到了，他是在父亲的注目下走过去的。

从开工的当天开始，他每天都在工地上奔忙，而且每天都是第一个在那里出现又最后一个从那里离开。他起初还只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为大人端茶送水或者将工具归类摆好。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完全加入了“愚公移山”的阵容，并且参与了大人们举行的各种被称为放“卫星”的劳动竞赛。不仅如此，他自己还放了一个没有任何人与他竞赛的别出心裁的“卫星”：每次挖到死人的头骨，除了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队长之外，工地上所有的人都会发出恐惧的尖叫，而那个年仅13岁的“杂种”不仅毫无恐惧，还特别兴奋。他将自己挖到的头骨以及别人挖到却不敢再碰的头骨集中码放在工地边树丛里的一块岩石上，声称那是他的“卫星”发射塔。

这个“杂种”就是五十麻子，五十麻子的这些“表现”，父亲是听说，而说起这事的是队长。但队长说起的未必全都是自己目睹的，也许有一部分他是听别的目睹者转述的。我认为，“听说”也是一个隐性的立足点。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在高喊他的名字。他开始还以为那是自己的幻觉。但是，母亲在他的脚上轻轻地踢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到刚才坐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旁边的五十麻子已经走到了舞台的前面，用手里那顶写着“漏网地主”的高帽指着父亲这边。

还是五十麻子。父亲抬起头来之前，是先闻其声，然后才不由得用自己的目光给五十麻子进行了“特写”。

正在这时候，三声凄厉的尖叫打破了会场上的死寂。紧接着，五十麻子的疯母亲惊恐万状地冲进了会场。她冲到会场前面，站在父亲和母亲的身边，看着惊奇地看着她的男女老少，突然指着他们说：“你们这些鱼！你们这些鱼！”

疯子的进场，更是先声夺人，而且这一次的观察者是无数双“眼睛”，它们从各个角度对疯子进行了“透视”。

陈三刮不敢再编造其他的借口了。他绝望地举起手里的推剪，将它伸近母亲的头发。整个会场上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这意想不到的死寂让陈三刮痛苦的情绪变得更加扭曲：他突然觉得自己手里拿着的不是一把推剪，而是一把匕首，或者说自己不是准备开始剪发，而是准备开始杀人。他的双手都剧烈地抖动起来。

陈三刮被迫给母亲剃“阴阳头”，此时也是众目睽睽之下，但中间插入了陈三刮自己的“突然觉得”——这种“内视”，使得陈三刮也是自己的一个观察者。

但是，那一天，他忍不住向他感叹起了自己女人精神状况的变化，说她最近变得“比更年期的那两年还要奇怪”。丁算盘当然马上就知道父亲这不是想聊天而是想就诊。他煞有介事地说人的精神状况只是身体状况的“征兆”，如果“她老人家”精神上真是出现了这样奇怪的变化，那肯定就是身体上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应该还是不小的问题。“到这个年龄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他最后说。他话音未落，父亲就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向他发出了那样的感叹。

丁算盘是“由县供销社扶持的当地唯一一家小卖店的店主”，他的小卖店“也兼任当地的邮政代办点”，他另有一个身份——出身于中医世家，“号称研读过《黄帝内经》，也号称私藏有祖传秘方，当地人有什么疑难杂症，总愿意向他求助”，但父亲“是一个例外”，对丁算盘的医术“却从来就不以为然”，还“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都笑他是‘庸医’，自己更是从来没有求过他‘望闻问切’”。但是那一天，父亲“忍不住”了，而丁算盘马上就“知道”了。这一个场景，丁算盘与父亲两个人仿佛是并置在一个无形的跷跷板上，面对面盯着，各自用尽了心思。

——行文至此，突然想到或许有人会疑问：所谓“焦点透视”或“散点透视”之说，只是适用于绘画、摄影、摄像吧？小说家用文字符号描摹、叙事，难不成只是“焦点透视”，谁又没有“散点透视”？我的回答是，我也很想赞同您的质疑，但事实是，许多小说家惯于“焦点透视”，而像薛忆沩在《“李尔王”与1979》里这样自觉地运用“散点透视”并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恐怕还是着实稀罕。

谈论薛忆沩的语言时，应该谈些什么

2006年，薛忆沩“用十八年时间完成”的中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后，他接受责任编辑申霞艳的采访时声称：“我有太多其他的‘焦虑’，比如对语言的焦虑。有时候一个副词的选择会让我彻夜难眠。”当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薛忆沩对话薛忆沩》这部访谈录里读到这一句时，不由得莞尔。我想到的一点是，如果推己及人，也许有人会觉得他说得夸张，但推己及人是危险的——薛忆沩是薛忆沩，而我们是我们。七八年前，我与薛忆沩在江西宜春的一次笔会上结识，期间有过几次交谈，并且我对他做过“散点透视”，我认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他说可以为一个副词的选择而彻夜难眠，我觉得这是很真诚的陈述。

同样是上述那部访谈录，另一篇《在语言中寻找天堂》里，薛忆沩说：“对缓慢的迷恋和对语言的苛求是长期困扰我的心理障碍。”而还有一篇《“朗读是我验收自己写作的方式”》，里面更是有颇为详细的经验之谈：

除非是在读诗歌或者读乔伊斯的作品，我平常读书的时候并不读出声来。但是，朗读是我自己写作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更明确地说，朗读是我验收自己写作的方式。验收不合格，我不会将自己的作品传出去。有不少的读者注意到了我的随笔和小说有诗意，读起来就像是韵文。在我看来，声音是语言的第一特性，是文学美感的根基。在这方面，我的写作的确深受乔伊斯的影响。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读”出来的，而且也只有通过“读”，读者才能够充分感受那些作品的魅力。甚至我写作的逻辑性和数学性都与我对声音的苛求有密切的联系。语音的和谐往往直接导致了语义的精准。这种奇妙的“因果”关系令写作充满了惊喜。

“对语言极其痴迷”的薛忆沩，总是在“力图将数学的精密与浓密的诗意融为一体”，他确实是“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当代汉语作家中，对语言如此具有工匠精神的作家，实属罕见。

父亲上完茅厕回到里屋的时候，两个女儿已经和她们的母亲一起在大床上躺下。父亲本能地瞥了一眼五屉柜后面的单人床。那是小桃出嫁前睡的床。每次只要二桃在家里过夜，按照二桃自己的说法，那就成了他“下放”的地方。现在，他的棉被和枕头果然又都已经移到了那里，而枕头边还摆放着已经消失将近三天的收音机。二桃稍稍坐起来了一点，调侃说尽管父亲今天的政治地位提高了，“下放”的待遇却还是得不到改善。父亲笑了笑，说他今天睡在哪里都一样，因为他睡在哪里都睡不着。说着，他将蜡烛吹灭，将煤油灯调到最小光亮的位置，然后和衣在床上躺下，并且意味深长地长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