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鲁镇时代活得最清楚的人

关键词：鲁迅《祝福》 祥林嫂 隐性结构 看客 谋杀 命运

《孔乙己》隐性结构——对立的士子

刘勰在谈及“隐”“秀”时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意思是说，文章的精华在有所隐含、有所凸显处。所谓“隐”（隐含）是指言外另含一层意旨，“秀”（凸显）是篇章之中独特秀拔的部分。这就是文章的工精巧妙之处。这就是前人文章所谓美好的绩效，自然是他们才情完美结合的产物。

这种“隐显”关系指出了文章内外的关联性。但读者因为人情所关，常常只在意文章的“秀”处;或者囿于阅读的前见，而只关涉部分的“秀”点。于是一些有所隐伏、似乎更深远之处，或者即使也很显在而常常为人所忽视之处，就很难获得清晰呈现。于是，在理解作者与文本时，常常顾此失彼，甚至丢三落四，从而在文本一完整而丰富的把握上，留下阙失。

在鲁迅的白话小说《孔乙己》（以下称《孔》）里，读者一般看到的是一个四体不勤、迂腐麻木、穷困潦倒，在周围人的戏谑中混度时日，最后被社会无情抛弃而惨死的让人同情的形象。但是这个以鲁镇为背景所显示出来的情节和被众人包围的人物及其表现，充其量只是文本前台的“木偶表演”，而在文本的背后，提线操纵的，是在文本中露出一鳞半爪的那个在封建社会已然得势的丁举人，他才需要引起更多的注意。

丁氏与孔乙己当年同出于读书人，只是他科举得遂走进权势之列，而后者名落孙山，只能仰人鼻息。命运从此分野，渐至于混成一个“多余人”。从孔乙己被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共同弃置，可以看出小说要揭示的，并非泛泛批判所谓“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而是该思想与制度对无数无法通过科考的读书人的摧残和迫害。这些失意人甚至远不及不读书的俗人过得简单快乐。

这个独木桥游戏的制度性设计，“注定会成为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成功的悲壮与耗费之举”。在一场场旷日持久的科考马拉松赛中，年轻人全部的热血、精力和智慧，不断耗费在起点，折废在路上和累倒在应试的终点，他们非疯即废，从而不会在体力和智力上对统治构成威胁。而侥幸成功的士子，则在世故的官场酱缸里差不多蜕变成人性扭曲的老油条。

孔乙己的悲剧正在这里。他存在的价值体系坍塌了，他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即使读书再多，再有学问，也会变得失去方向和意义。由于社会失势，他所有的举止都会遭遇尴尬，受到愚弄和嘲笑，他甚至遭到比他的生存境遇更差的人们的嘲弄和鄙弃。自然，他守酒店赊欠还款的规矩，他主动教小孩识字等，也就显得滑稽可笑了。而在科考生死博弈中连过两关的丁举人，代表了皇权在地方上的存在;但是，似乎只有不断降低孔乙己的身位并不断显示其龌龊、猥琐乃至污点和罪证，权势的影响力才能获得赫然的呈现。于是孔乙己所谓偷何家的书、偷丁举人家东西、连夜被拷打和写服辩等，迅速传播并被底层社会知悉，也就丝毫不显得意外。

本来，孔乙己读了很多书，尽管没有考中秀才（所谓“没有进学”），作为乡村知识分子，在知识匮乏的时代应该有很大用场，但却处处遭人捉弄，落下好吃懒做的骂名，混到无法生存的地步，最后居然被打折了腿，在无声无息中死去。小说所选取的，就是这个科考失意人最后最尴尬、最艰难的“末路时光”，从中折射出残酷的人性和凉薄的世道。

《祝福》隐性结构之一：寡淡的叔侄

发表于1924年3月上海《东方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彷徨》的《祝福》（以下称《祝》），其文本的容量与结构、有关的线索与头绪及其所蕴含的深意，远比《孔》文复杂而繁多。要做更深入的解读，可能将变得特别困难。

就直观的阅读体会看，小说首先描写鲁四老爷衰败的书房，似乎喻示破败不堪的程朱理学不能成为在新的时代起指导作用的精神体系。在以往读者的阅读视线里，祥林嫂的生死存亡与鲁镇尤其是与受批评最多也最严厉的鲁四老爷密切相关。于是顺理成章，小说被描述为“通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表现了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然而，这种归于制度性的批判，总觉得有些弃实打虚的空疏瓠落感。这种话语模式与过去相当长时间的道德与社会批评模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为此，必须选用新的批评范式。学者张旭东说得好：“（再一次）打开文本并不是只是一次技术性的形式细读;不是拿着一个工具箱，像拆瑞士钟表一样拿这个文本拆开细察，由此来操演新批评、解构、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批评技巧。打开文本的目的是重建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重建被作品封闭起来的这种关系同我们今天的相关性。”那么，今天怎么阅读这篇小说呢？

还是基于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篇中的“隐”“秀”之道，并运用在《孔》文中所使用的“隐性结构”，来尝试滗析出《祝》文的一些新意。

接前所引《隐秀》篇，刘勰说：“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隐含的规制特色在文外之义，但这个说法还可以商榷。隐含在文内的线索、情节与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之中，不可以吗？彦和接下来至精至妙的描述，正是此意，他说：“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用现代汉语表述，大意为：隐含就像神秘音响旁绕相通，又像昏暗里彩文微微地放光，这既像是卦体上向着互体变化的爻象，又像是沟渠里蕴藏不露的珠玉宝石。故而，在互体里爻象呈现出复杂变化，于是化成卦体四象;而沟渠水底因含着珠宝，遂使得水面的波纹呈现各种或圆或折的变化。这就是丰富而变化的隐伏性结构。

刘氏精彩的描述，给我们认识和理解文本（尤其元素、线索与情节）上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思路。这与从文本解释学角度，从对作品外部背景与思想史的考察，转移到作品内部的诸元素、关系及结构进行研究考察，可谓古今谐振相契。

以结构主义“隐显”关系学来揭示文本，我们确实能够发现为人所忽视的、富含巨大信息量的线索与细节。很多为人们所忽视的地方，其实就是特别需要予以关注的所在。比如“我”与鲁四（即“鲁四老爷”）之间，过去很少研究和触及。又如，祥林嫂在丈夫祥林死后出逃鲁镇帮佣，再被婆婆野蛮抓回，旋即又被贩卖到山里并被强行与贺六（即“贺老六”）成亲，待到丈夫贺六死去孩子被“狼吃”，又遭贺六族兄驱逐，然后再度来到鲁镇做佣，逢人“疯癫”诉说，捐门槛，再到最终被鲁家辞退而流落行乞——这些情节里，究竟哪些对于祥林嫂是至为重要的？如何看待这些情节里出现的人物，如祥林嫂婆婆、贺六族兄、卫婆婆（即“卫老婆子”）、柳妈，以及鲁四、四婶（即“鲁四太太”）等？还有哪些情节可以钩沉？下面试作展开。

在《祝》文，我们先来看看小说中所涉及的两个知识分子：一个是年底回到故乡的“我”，一个是“我”的本家族叔鲁四。

一直以来，读者对鲁四的印象其实并不好，思想迂腐守旧，仇视新事物，忌讳很多，又颇有些道貌岸然，与青年人（即使是面对阔别的侄子“我”）也几乎没有共同话题。但他因为是监生身份，无论是在鲁镇还是在其家，都拥有相当的地位：妻子四太太对他是言听计从，鲁镇民众对他是敬重又害怕。他是鲁镇有地位、有权势和有经济实力的人，是真正有分量的人。

与外表阴沉、缄口慎言比较起来，鲁四的真实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糟糕，甚至要好于《孔》文的丁举人和何家很多。他家雇用佣工，而肯于不计祥林嫂逃出和孀寡的名声，将其收留，吃住免费，每个月还开出稳定的工钱，即使后来嫌弃祥林嫂再蘸“不洁”而仅让生火烧饭，也没有借故克扣工钱，应该是不多见的。对于限用祥林嫂，也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而没有声张。而对于祥林嫂的弃用，大概也是到了实在不能使用之时。可以说，小说里待祥林嫂最好的莫过于这一家了。

对于“我”的政治倾向，鲁四还是顾及时代已然发生的变化以及叔侄的情面，只骂前面的康党而不骂后面的孙党。而到吃饭的时候，他也还是“俨然的陪着”。可见，还是很讲礼数与人情的。但作为行将过去的时代的价值观体现者，鲁四显然不能代表未来。

至于小说中的“我”，是一个五年前离开鲁镇去外地读书和谋生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学问，有见识，是思想上的新派，与鲁四的程朱理学、封建伦常之间似乎势不两立。但真实的情形可能并非如此。“我”对于鲁四也是格外注意，甚至特别小心，即使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待见脸色不对时，还是咽到了肚子里。

与《孔》文的“我”比较起来，《祝》文的“我”要复杂得多。在《孔》文，“我”仅是咸亨酒店的一个非常边缘化的、生活于最底层的小伙计，处境与孔乙己其实不相上下，完全不知自己的真实情形，麻木愚钝，面对别人（尤其是孔乙己）的痛苦缺乏同情，常常与周围人一道取乐调笑，以满足自我，显示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这个小伙计，无疑是小说作者鲁迅的一次亲见亲闻的“看客”的体验。而《祝》中的“我”，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忧郁王子哈姆雷特，忧郁，多疑，延宕而逃避。

在小说里，“我”始终孤独无依，形影相吊。除了拜访几个朋友，一直蜷缩在书房。对家族、伦理亲情没有多大兴趣。本来是要回来做祝福和过年的，却最终发现与故乡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还有，与族叔四老爷有很大的思想距离;虽然同情祥林嫂的遭遇，却在面对她的思想问题上兜圈子，玩起模棱两可的把戏。

此外，“我”既与鲁镇隔膜，对眼前的世界也充满了怀疑，敏感多虑，甚至忧心忡忡。虽然在思想上倾向于激进的孙党，又担着启蒙与解救民族的重任，但是，“我”的负担却很沉重，甚至过于沉重而感到自己力量的弱小，时时深陷于自责之中。这让“我”在面对具体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时犹豫再三，最终形同袖手旁观、无所事事。

最后，“我”甚至感到无法面对现实和困境，于是选择了逃离。而逃离的一个荒唐的理由竟然是惦记起“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这无疑是一个庸懦的借口。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在小说中为什么要设计“我”这样一个亲历和见证式的次要人物呢？当然总的中心是“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在1933年《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确实带有暴露和呈现的性质。

从“小伙计”到“新党知识分子”的设计，可以见出鲁迅思考社会问题更加深入，更为复杂，也更具心理的真实性。如果说孔乙己的形象还带有扁平人物的特征，那么祥林嫂形象的出现，无疑更为复杂而立体。

而且，正是“我”这个角色的深度带入感，让读者进一步走进了更为深邃而繁复的祥林嫂，也在同时，加强了形象与角色的陪衬与映衬效果。比如，面对祥林嫂的“灵魂之问”（还有“地狱之问”及“小康家庭梦之问”），“我”的回答模棱两可、空洞乏味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而这一反应与做法，也使得“我”莫名其妙地处于一个相反的地位。李欧梵先生说：“他与庸众并无区别，也是一消极的‘看客’。”将自身置于一个看客的地位，无疑是一时之间放弃了自身的责任意识。这是一个典型的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和放弃。“对于魂灵的有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也许，人文主义者或者说启蒙主义者的痛苦正在这里吧。即使真的给指出了一条前路，带一身重袭旧包袱的末路人祥林嫂真能走出旧时代所设的困境吗？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写已行乞五年、艰难万状的祥林嫂见到“我”时，“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显然是抱着强烈的希望。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她的索求，绝非一时的起意。在她的心目中，显然已经怀疑并抛弃了旧有的对于鲁四一家的精神和价值依赖，应该是她也感受到新的时代微光了。这是小说在写作上很微妙的一处。

但“我”还是在支吾和含糊中让祥林嫂感到了绝望。可以说，在她命运的最后关头，“我”在客观上起了最后一击的作用。可以说，“我”仍然没有改变《孔》文中“小伙计”角色所带来的无力感，“我”仍然无法对抗那个传统社会所支撑起来的权力格局和一整套价值体系，尽管它确实已经破烂不堪、暮气沉沉。

《祝福》隐性结构之二：残暴的看客

与《孔》文比较起来，《祝》文不仅在“我”的设计上有较大的差异，即使是刻画所谓的群众等，也与前者迥然有异。

在写作《祝》文之前，鲁迅先生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即“《娜拉走后怎样》”），其中说道：“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对此，李欧梵先生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