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许倬云侧记

由远及近：许倬云印象

朦胧记得初次听到许倬云先生的名字，是在二十年前读硕士研究生的课堂上，郑也夫老师提到许先生和他的《西周史》，留在我印象里的是，遥远的异国有一位史学大家，名叫许倬云。后来读博士，在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遇到了许先生的很多著作，但依然对作者比较模糊，只是觉得许先生是一位高山仰止的学者，无从想象自己会与之有任何个人联系，更不会想到会有朝一日面聆教诲。

2015年6月初，拙著《走出乡土：对话费孝通〈乡土中国〉》杀青，希望找到一位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写序。很奇妙的想法产生了，找许倬云先生。带着非常忐忑的心情试着给许先生发去了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说明意思。那是6月14日。次日就收到许先生回复：“谢谢赐函。我们虽然从未见面，为费先生大作的演绎作序，义不容辞。但须等几日，等我的助手来，帮助笔录口述。”7月4日，即收到许先生3072字的序文，题目为：《走出乡土》跋。开篇第一句“陈心想先生送来大作《走出乡土》，吩咐我撰写一些意见。”里面的“吩咐”一词，表达了先生身上的“礼谦”古风，与我则觉得心有不安。这样的词在当下中文语境中，作为晚辈“吩咐”长者实在不敢承受。这一来一往的交流，我体会到了许先生身上一种不同于其他学者的独特品格。三千多字的序文写得很用心，渗透着先生提携后生之意。在送来序文的邮件里，先生还写道：“你我研究兴趣相近，盼望常常彼此切磋，欢迎保持联系。”有时候想象，如果时光倒流，我大概会选择跟从许先生读博士。自此，时早时晚，我们通过邮件、SKYPE、电话等联系愈多。

记得第一次与许先生SKEPE通话是在2015年秋季，通过视频见到了许先生的“庐山真面目”，当时许先生已经85岁高龄，用鹤发童颜来形容再恰切不过。笑容像纯真的孩童，慈眉善目镶嵌其中，声音依然中气十足，真不敢想象一位85岁的老人还能这样活力充沛。许先生还解释了他身后的一副对联“满眼云山画图，一天星斗文章”的出处来历。第一次通话不知不觉间一个多小时。后来每次通话，我都害怕累着先生，尽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但又怕先生谈兴正浓戛然而止不妥，多次一不小心就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约下次再谈。后来一些杂志编辑知道了此事，觉得这些聊天应该记录下，都是珍贵的资料。征得先生同意，后来录制整理了几篇发在《书屋》《教师月刊》等杂志上。蓦然回首，有关与许先生聊天记录和阅读其大著写的书评前后已发表多篇。

世间的事情有时真是太巧妙了。许先生给拙著写序落款是2015 年7 月4 日，而2016 年7 月4 日下午，我则坐在先生家客厅与先生和师母吃西瓜聊天，赠送我诸多书籍（除了他自己的著作，还包括一些学人赠送先生的书籍），其中《说中国》一书签名落款正是7 月4 日。如此近距离，或者零距离向许先生求教学问，感受学界宿耆的风貌，“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此前不敢想象会有这样的良机。师母说，好像你们这些文科学者家国情怀比较浓厚。许先生虽然因年岁渐长，加上身体不便不能长途旅行再到中国大地上走走，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怀着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和建设，致力于研究探索世界的文化和历史，目的也是为中国借鉴，即要“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2017 年11 月初，我在《新京报》发表了一篇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文章。约半年后（2018 年4 月15 日，我当时在上海大学访学），许先生在给我的一封邮件里写道：“友人送来一批文章。其中有你评论费孝通先生的大作。读后深获启发。如果费先生能专心学问，其贡献可以更大。可惜了。”看了这个邮件，我想到有空能写一篇关于许先生的类似文字。但自觉远远还没有真正理解先生的学问，一直迟迟不敢动笔。再加上工作越来越忙，更是难以静心整理思绪。但为了增加学人对许先生的一些了解，我还是勉为其难地陆续把自己阅读许先生的一点心得感想整理出来，请教于同仁！

三著奠基：史学大家的学术主脉

奠定许先生史学家地位的著作，应该说是其三部曲，即三部古史英文专著：按历史时间顺序为《西周史》（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汉代农业》（Han Agriculture ）。但按照出版顺序，却是《西周史》最后。从三本书出版时间上看，分别是在许先生35岁、50岁和58岁时。这三本书应运而生的“运”各有不同，虽然一脉相承，却是多年诸多因缘聚合的产物，堪称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生产的较好案例。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由许先生的博士论文整理出版的，英文版196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为第一部，但其研究的历史阶段则是三部曲的中间，春秋战国时期，在西周之后，汉代之前，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也就是从封建体制向帝国体制转型的时期，英文书名“Ancient China inTransition”，可以直译为《转型中的古代中国》。该书还有个副标题，即“社会流动的分析” （该书全名中文版译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是关于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历史研究，算是比较早期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作为一位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博士生，许先生受到当时芝加哥学术氛围的影响，当时芝大的社会学，同时兼备本土发展起来的社区实证研究（微观社会学）和源自欧洲的社会学理论（宏观社会学），尤其是韦伯的理论影响，通过社会学家彼得·布劳，其文官制研究尤其启发了许先生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在这部作品里，尝试用统计方法，根据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出身家世与社会背景，来测量社会转型变迁的方向和幅度，并以此探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变量如何相互作用发生社会变化的。不仅看到社会成员在地位上的升降，还顾及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

我就此书中的部分内容写过一篇笔记小文，即《〈论语〉里的社会转型——读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官职不再由贵族身份来世袭取得，而是开始要依凭学习得到的知识和技能。

这是由封建制向后来的君主官僚制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先赋身份地位”让位给“自致身份地位”的转变（社会学家拉尔夫·林顿对社会地位的二分法）。今天我们的社会，教育受到极大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是“致仕”的必由之路，延续的还是春秋战国时代开启的通过“学”而“致仕”的传统。仅靠出身来袭得地位在合法性上已经难以立起来了。

第二部是《汉代农业》，在第一部出版15年之后，1980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实这部书的经历颇富传奇。这部书原来是作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的汉代研究系列丛书之一与杨联陞教授签的约，但是退约了，恰好许先生来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被找到接下这个活。许先生回忆说：“这个专题当时请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写， 但杨教授忽然身体违和， 于是华大将这一任务， 转交给我。从春秋战国到汉代， 时代过渡， 顺理成章， 我也就接受了。”接着自修了一些农业经济的理论，当时匹兹堡大学还有一个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学者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许先生参与其中，帮助促成该书成稿。可惜出版社因经费问题，耽搁了近十年才得以出版。这本书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道路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等方面讨论汉代的小农经济特征，以及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其中最后一部分还应用了地理学中的“中地理论”。这一研究影响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问题研究，而且对人才流动以及文化传播研究都很有启发。《汉代农业》从历史时间段上向下延续了许先生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史的研究，作为类似“命题作文”的课题也做出了一流的成果。

《西周史》是三部曲里最知名的一部，研究的历史时间段也是比上两部更早，但是在完成以上两项研究之后进行的，如同第二部，也是出版社的约稿（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该书英文直译应该是《西周文明》（Western Chou Civilization ）， 与Katheryn M. Linduff合写（Linduff其实只有“两周艺术”一章）。用许先生的话说：“这本书是友人张光直兄主编中国古代文明系列之一。由于60 年代在台工作时期，李济之先生吩咐我襄助他老人家主编中国古代史，我自己也撰写几篇两周的篇章。” 这是自身条件准备与机缘彼此在一定时空下促使学术知识生产的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西周史》中非常值得指出的是对天命观念的讨论，借用了雅斯贝尔斯的观念，认为是中国文明初次有“超越性突破”。天命观是从道德的超越意义上讲的，在殷周之际，周人替代殷人在观念上不仅提出“周”替代“殷商”为天命所归，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天本身变成一个裁判人间好坏、善恶的裁判者”，掌管天下的需是有“德”之人。当时关于天命观在周公和召工之间还有一场争论，天命所将，是“周王”还是“周人”，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这种天命观念的重大价值许先生总结为“可说是开辟鸿濛，将史前的文化带入文明;自此以后生命才有意义，人生才有善恶好坏的标准，才有超越的道德的判断。人类曾有过不少文化，但只有若干文化提升为伟大的文明传统，而大多数人类缔造的文化成就不过解决了衣食住行，却未再提升境界。人类之有文明也不过是这一念之差别而已！”可见周人提出的“天命观”的价值意义。生命的意义是许先生历史研究一直探寻的主旨之一，在《十三邀对话许倬云》里，先生警醒式地提出：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着目的，找不着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

从周到汉，三史一起奠定了许先生作为史学大家的地位。

治学经验：方法论及其形成

我总把许先生的历史研究的宏观视角看作是大历史观。后来我向许先生请教，他做了一个录音发给我，叙述了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和方法论的形成。结合录音整理，这里与大家做些分享。大历史观不是说研究的宏大历史，而是说史家的大视野和大格局。许先生说他所做的和德国实证学派的历史学不一样，属于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实证学派着重史料的检验，而法国年鉴学派着重史料之间的联系，历史现象各个现象之间的彼此因应的关系，即历史当中有机的结合。寻找并发挥历史学的想象力，找到这些彼此的因应关系，就需要史家治史时具备大视野和大格局，也即大历史的思想观念。

许先生这种治史观念的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一部分来自我们中国的史学传统，源自东林学派。许先生在无锡长大，东林学风对无锡人影响很深，尤其是顾亭林治学的经世之学，非常受注意。他们都检讨到各种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与历史现象的关系。许先生受这方面的启发。先生从其父亲庭训听到这方面的讨论最多。同时中国史学的传统，就二十四史来说，都是若干志书的专门史项目。这种做法不是欧洲的叙述历史路线可以涵盖的。欧洲叙述历史相当于我们的《左传》，正史里面的本纪和中国的志书这方面专门史各有论著，然而志书之间的关系常在根据司马迁说的，找出历史现象和现实世界的一切发展、互相之间的勾连关系，甚至找到个人的性格、个人的特殊遭遇，怎么样影响到历史的全貌，这都是中国历史传统常用之事。这都是重在历史现象之间甚至于微观个体命运与历史全貌之间的关系的探索，而不是重在史料的检验。

第二个来源是考古学训练。许先生在中国台湾史语所跟着李济之先生、董作宾先生等学习。李先生的做法是把考古获取的那些最零碎的残片，从点连成线，一直这样建立关系，寻找渊源以及来去分合的影响。借助于残破的陶片、铜片以及建筑物的痕迹等这类蛛丝马迹的小线索，因小见大，以单独的因素联系多量的因素，建立起每个遗址之间的特色，根据这些特色分成不同区系类型，看各个不同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各地区的现象与器物的形态有关系，这是区系连线，从个别的点拉成线，线与线之间特殊的先秦文化，怎么样互相之间纠缠在一起，即接触学习，这个所用的方法也是使用实证的资料来进行解释。德国的实证学派只求实证，不寻求解释，是不一样的路子。在史语所，傅斯年先生在德国留学，他着重实证的史料，但傅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只是现代史学的一支而不是全部。许先生的另一位老师董彦堂先生则不同，董先生认一个两个甲骨文上面的字，他目的不在认字而已，目的在于文字解读之后，文字中间留下来的一些痕迹串联在一起成为一个可以解释的资料，可以说是线索。都是因微知著，整个过程有相当部分则靠我们自己的经验和训练，弄清在别的历史个例中有没有可以串联的，有没有类似互相影响的地方。这就是考古学方面的训练给许先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