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成果的随笔化写作

关键词：元好问 传论结合 随笔化写作

1949年以来，元好问研究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关于元好问生平中一些关节点问题尚有诸多疑点。也许正因为此，胡传志教授在2018年被推选为中国元好问学会第五任会长后，自认为“有责任为元好问研究贡献绵薄之力”，于是通过在《名作欣赏》开专栏、在其他刊物撰写相关研究文章的方式，为元好问研究提供新的助力，并于2021年结集出版了这部《元好问传论》。具体来看，这部著作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和价值较为明显，试分而述之。

“传”“论”结合：讲述与考论并重

按照作家生平经历，以时间为序架构全篇，是传记文学的常规书写策略;但如此架构的缺憾也较为明显，那就是对于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介绍较多，对于相关的一些专门性“问题”难以展开。这部《元好问传论》采取上“传”下“论”的方式，上篇为“传”，从十八个方面为元好问构筑了一部生平传记;下篇为“论”，以十个专题对元好问诗学、词学、史学、医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加以考论。全书内容丰富，为读者呈现了一位立体饱满的元好问形象。

此前，关于元好问的传记著作，有朱东润完成于1987年的《元好问传》（1987年初版，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明浩《腹心欤/寇仇欤——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专以“论”的形式对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论述的则有降大任《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初版，三晋出版社2018年增订再版，更名为《元遗山论》）。但这些论著大多完成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未能充分吸引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尤其无法利用近年来逐渐普及的电子文献和出土文献。另一方面，这些传论多立足于史学研究，偏重于对元好问在易代之际的个人出处尤其是名节方面的讨论。这些传记也大多篇幅较短，如朱东润《元好问传》仅十万字，对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都未充分考辨。近年来关于元好问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集中于《论诗三十首》、金亡前后的“丧乱诗”、题画诗以及词曲创作，总体上对元好问缺乏通观性的研究。

推陈出新，释疑考难，填补元好问研究中的空白地带，以通观的视野观照元好问的一生行实和文学历程，正是作者的用力之处。《称谓种种》是传记的第一篇，作者从元好问在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写起，相当于是元好问的“身份考辨”，不同称谓背后关联的是元好问的交游、出处、自我定位、历史评价等，是一个通常不会被学界关注的话题。新颖的话题，使这部传记有了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开端。类似的“身份考辨”还有《北魏身世》一篇。关于元好问的鲜卑后裔身份，一直是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以至于有学者总结出诸如元好问“继承鲜卑先贤的思想，颂扬大定明昌盛世;继承元结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人民的悲惨遭遇;继承鲜卑强健豪放的特点”等，作者对此颇不认同。作者通过元好问作品中的“北魏书写”，层层考论，认为元好问的确以自己为“魏帝儿孙”和远祖元结为荣，但这并未对元好问的生平和创作产生多大影响。作者认为，经过了近千年的民族融合，这些非汉族血统与文化都与汉族相融化，民族个性已经泯灭殆尽，“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再亮明鲜卑族的族别。只要看一下他们的诗文集，就会发现，他们不但无意继承和弘扬鲜卑文化，反而表现出去鲜卑化的一致倾向”。作者在文末如此反问：“那些少数民族的后裔早已放弃本民族的姓氏、文化、血统，我们为什么还要恢复他们少数民族身份？元好问等人泉下有知，会接受吗？”可谓振聋发聩，启人深思。

“传”中有“论”固然是上篇的特色之一，但“传”仍然是写作的主线，也即作者非常注意每一个“问题”中的时间性，使篇与篇之间有一种内在的逻辑。除开篇的《称谓种种》类似于序言的全视角写作外，接下来的《北魏身世》《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姻亲贵戚》四篇，每一篇都似乎在探讨一个独立的问题，但每一个问题解决的都是元好问生平中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家族身世到童年的学习经历，再到青年时期的成家立业，他的家世、父兄、师友、姻亲在他成长成名过程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对他文学创作题材和书写方式的影响，都是他生平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一些有着时间逻辑的关联性问题。这四篇之后，《长安之行》《三乡诗思》《科举之路》《史院苦衷》《嵩山岁月》《军旅生活》《三为县令》《至暗时刻》《聊城新变》《冠氏行止》《家山情深》《晚年奔波》十二篇，以空间转换作为元好问生平研究的框架，领起了元好问从青年到晚年起伏奔波的一生行迹。在空间转换之中，“时间”仍是一条暗线，在不同的空间之间连通着元好问游历、隐居、科举、从军、仕履、遭遇国变、由阶下囚到获得自由从而走上“一代宗工”之路的恢宏壮阔的人生历程。最后一篇以《元氏子女》作结，既是对元好问晚年生活与身后事件的总结与回顾，也与前四篇中的家族师友形成主题上的呼应，可谓首尾圆合，完成了“传”的体式架构。

下篇“论”的部分，包括《“学诗自警”发微》《元好问诗中的复句》《元好问与论词绝句》《遗山词的隐性传播》《元好问的序跋文》《治病记佚文考》《元好问与金元医学》《元好问与〈金史〉》《元好问的书法遗迹》《元好问的跨民族交往》十篇论文，大多是作者近年来刊发于《民族文学研究》《晋阳学刊》《上海书评》等期刊的论文，有两篇是《名作欣赏》“元好问研究专栏”中不属于“传”类的内容。这些论文涉及元好问书法、史学、医学等方面的问题，还涉及元好问词的传播问题，可谓门类丰富。当下学术研究大多分疆而治、壁垒森严，这固然有助于集中攻其一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路径容易越走越窄。新时期，新文科、交叉学科等方兴未艾，也从正面说明学术研究需要专门化，但也需要融会贯通。如何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元好问研究向纵深发展？作者对此做了积极尝试。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与元好问相关的出土文献和现存遗迹给予了较多关注。在《遗山词的隐性传播》一文中，作者对2012年11月山西忻州忻府区兰村乡南呼延村发现的元代古墓中元好问《临江仙》（今古北邙山下路）和“声寄元遗山《鹧鸪天》”二词中的相关问题加以考证，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纠正了文物工作者将“己卯”误为“乙卯”的错误，是以文学研究补益文物工作的典型范例。《元好问的书法遗迹》则关注到了元好问的现存十通书迹，其中有的为墨迹，有的为石刻。作者不但考证这些书迹的文物价值，而且以石本与纸本比勘，比对出了《摸鱼儿·楼桑村汉昭烈庙》词石本与通行本的多处不同，对元好问的研究具有文献价值。

总之，全著“传”“论”结合，传中有论，论中有考，各自独立又自成体系。每一篇都角度新颖，读来精彩纷呈，启人心智。

解疑释难：立足文本与文史结合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而问题导向是创新的起点。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往往取决于有没有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前人遗留的问题或者说解决问题的程度。作者在该著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相对单纯，几乎没有什么功利目的，只是为兴趣、为问题而作。”坚持问题导向、志在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该著最鲜明的特征。作者很善于在一般材料中发现有价值的话题，力求对一些看似已成定论的问题予以新的回答或从新视角进行探讨，正如作者所说：“在梳理生平、解读作品的同时，争取对有关问题，提出新的见解。”这就使这部著作产生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以往元好问生平与创作研究中一直存在诸多“疑点”，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元好问诗编年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及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等已做过不少考证，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或考证未当之处。《元好问传论》立足文本，结合元好问及其同时代人的文学作品，对元好问生平中的重要行迹与事件进行考述，清理了以往研究中的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诸多偏失。如《父兄渊源》一文，作者对元好问的两位父亲、两位兄长的身份、经历等进行了重新考证。元好问生父、养父的名字有元德明、元格、元泰等说法，哪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这也是以往研究中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作者通过层层考证，认为元格与元德明为同一人，郭元釪《新编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中的说法较为可取。作者还通过古人“名”与“字”的关联来加以佐证。元格字德明，其名字寓含明德格物之义，出自《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新的佐证。元好问的养父是否就是元泰？作者对此存疑，但立足文本提出了新的思考，即在元好问现存作品中，金章宗年号“泰和”经常与“太和”混用。通过统计《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清刻本《续夷坚志》，发现其中“太和”14例，“泰和”7例;而统计弘治本《遗山先生集》，发现有“太和”4例，“泰和”65例。作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元好问作品的原貌，不足以反映元好问避讳的情况，但同时代的王若虚、刘祁无一例“太和”，赵秉文仅有一例“太和”，“元好问作品中混用泰和、太和的现象，有些反常，是不是他避其叔父元泰名讳的遗留？姑且存疑”。对于元好问的两位兄长，向来也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元好谦为长兄，元好古为次兄，依据是民国二十六年的抄件《元氏家谱》，降大任先生《元遗山新论》、狄宝心先生《元好问年谱新编》等书赞同此说;另一种以元好古为长兄，元好谦为次兄，出自翁方纲《元遗山先生年谱》所引《静乐旧钞遗山诗后世系略》，后来诸家年谱多从此说。作者赞成元好古为长兄之说，并举出了两点理由：一是元好问在《敏之兄墓铭》《敏之兄诗》中说到他们的母亲“望其立门户为甚切”，一般情况下这是对长子的期待，长子也应该有独立门户的责任;二是根据传统士大夫重视子女命名的用意，元好古（字敏之）的名字出自《论语·述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元好谦（字益之）的名字出自《周易》“人道恶盈而好谦”和《尚书》“满招损，谦受益”，元好问（字裕之）的名字出自《尚书·汤诰》“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三兄弟命名方式一致，其中既含有命名者的用心，也含有逻辑关联，因而作者据此推测：“按好古、好谦、好问这样顺序排列，更能体现出渐次推进的逻辑关系，因为好古是方向，好谦是态度，好问是方法。”针对此类难题，作者条分缕析，层层推进，结论谨慎而令人耳目一新。

对元好问生平经历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作者也做了切实有据的考证。如《长安之行》考证元好问青年时期为时八九个月的长安之行中，不但有“沉涵酒间”的“纨绮气”，而且或有与秦楼楚馆相关的放荡情怀，甚至有牵肠挂肚的佳人。作者的考证全部依据元好问的词作，并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与友人类似事件加以佐证，可谓言出有据。《至暗时刻》是考证元好问在遭遇国变时期，人生状态与文学创作发生改变与升华的重要篇章。国变时期的两大事件历来众说纷纭，一是元好问参与的为崔立撰功德碑文事件，二是围城中写信给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两件事都牵涉到元好问的名节问题。作者力求拨开重重迷雾，通过文本还原历史现场，对元好问在生命至暗时刻的言行进行合理推断。尤其是对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中的“天兴初，入翰林，知制诰”和《寿元内翰》诗中元好问是否入翰林一事，以及《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的寄出时间、写作动机、无私性质等加以考辨，都有发人所未发之处。

从研究方法来看，在坚守文学本位的基础上，作者把文本细读与文史互证、文献考据、归纳统计等方法融会贯通，把感性认识与理性分析相结合，常常能给人出奇制胜的感觉。例如元好问诗的复句，清人赵翼早已提出，但重复的程度、重复的后果及原因等却不甚明晰。作者在全面检索元好问诗词的基础上，共辑得元好问诗复句56例，对复句类型及题材倾向做出分析，回答了元好问诗多复句的原因，并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又如元好问《感事》（舐痔归来位望尊）一诗，当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人施国祁的看法，认为该诗是针对师安石诽谤赵秉文、杨云翼、雷源、李献能等人为“元氏党人”而发。作者先是结合《金史》《归潜志》《中州集》等有关师安石的记载，层层推导，认为该诗并非批评师安石之作。进而在作品细读中，通过文史互证，指出该诗应是针对李汾史院被逐之事，抽丝剥茧，令人印象深刻。又元好问《赠冯内翰二首》中有“扶路不妨驴失脚，守关犹觉虎憎人”两句，较为难懂。作者考证第一句“扶路不妨驴失脚”，钱锺书在《谈艺录》已指出源自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但第二句“守关犹觉虎憎人”更为晦涩，前人未曾注解。作者敏锐指出该句应是使用医学掌故，并引用《黄帝内经》“粗守关”与《普济方》“白虎风”的相关记载，结合诗序中“时公方为髀股所苦”，指出冯璧应该患有类风湿关节炎，进而判断“守关”应指守住关节，“虎憎人”应指类风湿关节炎带来的关节疼痛。作者探赜索隐，使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使人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