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学术年表》补阙

刘增人先生是文献史料大家，敢给他写的学术年表做许多补充，不是我狂妄，实在是因为刘先生年表中许多重要的内容写得过于简单，甚至遗漏了一些在我看来特别珍贵的东西;我能做补充，还因为有些事情我比他本人更清楚。刘增人先生是我的老师，我的现代文学课就是他教的。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叫他“刘老师”。第一次见刘老师，是他为我们泰安师专中文系1977级新生做学术讲座。那是1978年3月，他讲的鲁迅。我对鲁迅的学术认知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后来，他为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毕业前，我教育实习的指导教师也是刘老师。毕业留校后，我与刘老师在一个教研室，在他的指导下读《中国新文学大系》，读民国文学期刊，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学着刘老师的样子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1985年，我到山东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山师工作，但我与刘老师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刘增人老师教过的学生数以万计，接受他教诲时间最长的学生一定是我。再加上我在刘老师的母校学习、工作三十多年，有关刘老师的“史料”我掌握得最多。最近阅读《刘增人学术年表》（以下简称《年表》，《名作欣赏》本期），我涌起了为《年表》补阙的强烈冲动，等冷静下来，越发觉得我的补充有超出《年表》的学术价值，或许还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在补充之前，我先说明两点：第一，刘老师知道我将给他写文章，但并不知道我写什么，更想不到我给他的学术年表找到这么多缺漏;第二，根据我对刘老师的了解，对其学术历程可做如下阶段性划分。

学术积累期（1959年—1978年）

刘老师的学术积累应从考入大学开始。这段历史在《年表》中只有一句话：“1959至1963年，就读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我的补充如下：

补缺1-1：“小才子”的传说。

从我来山师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不断听到有关刘增人老师的一些传说，常听到有人说他是“小才子”。“小才子”之谓，不是说他的才气不够大，而是说他在全班年龄最小，身量瘦小，但学习最好，除一门课外每门课考试都得5分。同学们最佩服的是，作为生活委员能让大家口服心服，并且考试成绩还那么优秀。刘老师在山师学习期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最难当的班干部就是生活委员，饥饿的同学们决不能容忍生活委员有一分一毫的偏差。为此，刘老师每餐分饭前都要监督值日同学公平分配，丝毫不敢懈怠。

授课老师们也都夸他是才子，很有培养前途，要不是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肯定是能留校的。

补缺1-2：启蒙老师薛绥之。

多年来，刘老师经常与我谈起他在山师本科学习的人和事。他提到次数最多的人是他的专业启蒙老师薛绥之先生。他描述薛先生给他讲现代文学课的情形，那才叫文学的历史课，史料特别丰富，让人难以忘怀。在刘老师的讲述中，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第一次到薛绥之先生家看到的那一幕，桌子上、书架上、地板上，到处都有摊开的书本、杂志、报纸，书和杂志里夹着纸条，画着线条。刘老师说，他第一次见到一个人可以拥有那么多书，他说就是从那时起，把牙膏换成了牙粉，省下钱来买书。

补缺1-3：田仲济先生请吃烤鸭。

刘老师还与我谈起过山师教过的多位老师，唯独大名鼎鼎的田仲济先生，他却很少说道。后来才知道，他在山师本科四年根本没见过田先生，更没有听过田先生讲课。不过，有一件事刘老师津津乐道，那就是1964年他与田先生第一次见面，见面后田仲济先生在燕喜堂请他吃烤鸭。我到山师读研究生以后，听到了太多田先生如何“高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听得越多，我越发觉得田先生请刘老师吃饭不可思议。年长刘老师35岁的田老先生，且早已是校级领导，此前又没有交情，竟然在济南最高档的饭店燕喜堂请客，还是吃昂贵的烤鸭。一贯“脱离群众”

的田先生为何如此破费？只有一种解释——爱才。粉碎“四人帮”以后，田先生一直盘算着把刘老师调到山师来，最终没有成功，直到他去世前夕还与蒋心焕教授谈起他一生的几个遗憾，其中之一是“看准了的有培养前途的一些人才未能坚持把他们留下或调进来”a，这些人才中就包括刘增人老师。

补缺1-4：为什么到泰安师专？

《年表》中刘老师大学毕业后的内容过于简单：“1963至1987年，任教于泰安师专。”可以补充的是，刘老师为什么到泰安师专工作？这与他的老师书新先生有关。书新先生是老革命，1954年考入山师中文系，1958年留校任教，因又红又专很快被提拔为副系主任。1959年至60年代初，山师中文系编成国内第一套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包括《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小传》和《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夏衍、李季、周立波、杜鹏程等十几位作家每人一本的研究资料汇编），还包括《1937—1949年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刘老师后来说这套资料“完全可以看作新时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的大型史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丙编的雏形”b，这套资料就是在薛绥之和书新二位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薛绥之先生是右派不能挑头，系里委派书新先生领导这套资料的编纂。1963年上级派书新先生到泰安师专任中文科主任，他有条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条件之一是泰安师专要出钱由他采购书刊，建中文科资料室;条件之二是由他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优秀者带到泰安师专，刘增人老师必然被选中了。刘老师在山师读本科期间是公认的好学生，所以才有田仲济先生和书新先生的青睐。

补缺1-5：学术处女作。

《年表》1973年、1976年和1979年三次提到刘老师的学术起步之作《鲁迅生平自述辑要》（署名“舒汉”）。对于此书的价值和影响，《年表》里只字未提。我的补充是2006年刘老师与李浩先生的一次对话。那天刘老师在李浩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指着《鲁迅生平自述辑要》一书对刘老师说：这是新时期出版最早的一部书，其中较少“文革”遗风，可惜不知道作者。刘老师告诉他：作者之一，正是鄙人！

学术耕作期（1978年—1988年）

这十年是刘增人老师在学术上、教学上辛勤劳作的时期，学术上主要是从事鲁迅研究和王统照、臧克家、叶圣陶研究;教学上每学期既要给全日制学生授课，假期还要跑八个县给函授生讲课、辅导。这一段也是我与刘老师接触最多的时期，我所知道关于刘老师的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可惜《年表》里都没有，按照时间线索，我补充如下。

补缺2-1：一个不小的人生遗憾。

1978年，刘老师的人生之路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成为田仲济教授的研究生。田仲济是国内最早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导师之一。1954年国家高等教育部和国家统计局下发文件，批准山东师范学院招收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55年上半年组织考试，田先生择优录取了北京师范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前身）、湖南师范学院的九名应届本科毕业生。1978年，山师恢复研究生招生。刘老师决定报考，田仲济先生也欢迎他参与竞争，但泰安师专领导坚决不同意，等到同意的时候，报名截止时间已过去一周了。那一年中国录取的研究生，大多数都成为载入史册的旗帜人物。其中多数人比刘老师年龄还大，如钱理群和吴福辉比他大三岁，王富仁比他大一岁。假如刘老师1978年考上山师的研究生，对他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不好假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母校决不会再把他放走。

补缺2-2：超前升讲师。

1978年刘老师还有一件让身边人特别眼红的事——升讲师太早了！与他同时晋升者大都年长他十岁左右。当时能评上中级职称，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与高级职称一样，老婆孩子可以“农转非”，每月配给的食用油增加半斤（增长率100%）。后来，刘老师又有多次调走的机会，如查国华先生推荐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但出版社解决不了家属的工作，当时孩子太小，刘老师只好放弃了。

补缺2-3：结识好多“大咖”。

1978年刘老师在山师查国华先生带领下到北京查阅资料。这期间他们先是列席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撰稿会。会上刘老师见到了夏衍、王瑶、任访秋、樊骏、林非、徐廼翔、严家炎等先生，其中后四位先生对他的帮助很大。会后，查国华先生带他拜访了曹禺、田间、冰心、臧克家等老作家。当时他印象深刻的是到曹禺家：临时住在招待所里，“会客室”里的方桌和四五个圆凳都是塑料的。曹禺脸上有许多老年斑，回答问题很谨慎，不时掏出手绢，擦拭厚厚的眼镜片。此后，刘老师成了臧克家家里的常客。

补缺2-4：承担国家项目的苦与乐。

《年表》1979年只有一件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三种。冯光廉先生领到编写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研究资料专辑的任务，带领我参与学习、编纂。”首先，我要补充的是，这套书是国家“六五”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其次，冯光廉先生也是刘老师在山师读书的老师，早就看好他，所以邀请他合作承担这三部研究资料的编写工作。因为这三部书，刘老师与母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立了长时间的学术联系。再次，也是我最想补充的，为了编这三部书，刘老师付出了难以计算的时间和难以想象的辛苦。这期间，我经常帮他抄写书稿，也经常听他“诉苦”。记得他说过，去重庆北碚图书馆查阅《建国日报》，据说当时全国只有一份，并且是用抗战时期的“土纸”印制，历经多年岁月，极易破损，所以馆方不允查阅。为了能看到历史文献的原貌，刘老师每天清晨上班前去图书馆义务打扫卫生，从大门到每一寸楼梯，一尘不染，连续打扫了三天，“感动”了馆方，这才看到报纸的原件。那些年，刘老师跑过国内许多城市的图书馆，他经常依据那些管理人员的脸色，思忖能看什么报刊和怎么才能看到。当然，编写这三本书，刘老师所收获的远远大于他所付出的，所以他特别感谢冯光廉先生给他提供的机会，对他的学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补缺2-5：自办学术报告会。

1979年还有一件事，很能体现刘老师的热血情怀。这年6月初的一天，刘老师得到中共中央为冯雪峰平反昭雪的消息。当天中午下课前，他决定自己举办一场关于冯雪峰的学术报告会。他先是在学校大门最显眼处的一块黑板上，自己书写海报，晚上自己主持自己的讲座。那天我在现场，听他充满激情地向众多学生讲冯雪峰其人其文，还有他那盖世才华和弥天冤情。那天，我们这些听众恰恰是被报告的非学术因素打动了。“这是一次不被史书记载但可以记入心灵史册的学术报告会。”

补缺2-6：学术会议获好评。

《年表》提到“1981年8月到青岛参加山东省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题目是《略论〈野草〉的艺术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省内的鲁迅研究专家应该全到了，省外的鲁迅专家也有十几位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旁听了所有大会发言。刘老师的发言特别好，我担心自己偏爱，便悄悄观察听众的反应，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听到袁良骏先生当着一桌人做过“点评”：今天的发言刘增人讲得最好。

补缺2-7：出席学术会议之难。

《年表》中提到，1982年5月，刘老师应邀赴海南出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我要补充刘老师出席这次会议的周折。他回忆说：“我提交的论文受到好评，邀请函顺利地收到。但学校领导拒绝签字，路费成了问题。我写信请田老帮忙，他一面给泰安地区教育局副局长、他的学生刘朝宾先生写信，请他斡旋;一面请学会的秘书长马良春先生也致函泰安师专。但学校领导对刘局长说我们学校业务上是省教育厅管辖的单位，地区教育局最好不要插手;对马良春先生则拒绝回复。朝宾局长把事情经过汇报给泰安地委文教党委。文教党委书记刘铁、翟惠民两位书记约我到他们办公室面谈。我带去论文、邀请函，并陈诉了高校当然要注重教学，但没有科研提升的教学，也不可能有较高水平的观点，深得他们赞同，并当即给师专党委打电话……”d刘老师才被学校放行。此事反映出刘老师当时艰难的学术生存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