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自随流水去

杨阿敏：1979年您再次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一玄、宁宗一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小说史方向的研究生，您的硕士论文是《唐前志怪小说史》，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请谈谈撰写本书的过程。

李剑国：1979年考上研究生时，我36岁，已老大不小，常在脑子里盘桓的就是屈原 《离骚》中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是 《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是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当时的心态是时不我待，必须“只争朝夕”。早年南开大学校报《人民南开》曾发表过一篇采访我的文章，题目是《除了奋斗，别无选择》，这正是我那时的心态。

1979年南开所招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包含小说史和戏剧史两个方向，朱一玄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宁宗一先生兼跨戏曲、小说，侧重艺术研究。我攻读的是中国小说史。

这里顺便说，2010年9月一玄师虚岁99，南开文学院准备届时举办盛会，庆贺一玄师百龄华诞。此年我在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5月1日子夜作《百年鹤寿感仁肠——纪念一玄师百龄华诞》一文，后发表于南开文学院主办的《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4期，文末系七律二天津 李剑国 北京 杨阿敏落叶自随流水去——李剑国教授访谈录（上）Master大家讲谭首以贺，诗曰：

滋兰树蕙一园芳，何幸久窥夫子墙。

马帐弦歌开耳目，程门霜雪热肝肠。

著书蜗室纸盈案，走笔萤窗字满床。

自是从来仁者寿，松椿长绿白云乡。

荷池柳径尽芬芳，灯照缃缥月照墙。

三载鸡声惊暮发，百年鹤寿感仁肠。

勤批稚作九编稿，促坐清谈一夕床。

今日杏坛重聚首，芝眉会入黑甜乡。

不料2011 年10 月15 日先生病逝，得知噩耗，我正在北京南站候车大厅，即将登车前往石家庄讲学，在列车上拟就一副挽联，短信发给院领导，辞曰：

得寿百岁，垂范千秋，吾师一生无憾;

著书五车，滋兰九畹，弟子三世有怀。

11 月11 日我又作《得寿百岁，垂范千秋——悼念恩师朱一玄先生》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12 月22 日第17 版《学林》。

再回到正题。那时研究生课程没有严格要求，我们的课不多，宁先生放手让我们自由发展，并督促我们尽快进入研究状态，结合研究题目有的放矢地读书，研究生就这么3 年，不长，我不打算弄个小题目写几万字论文就交差，成不了气候，我想能开拓一块较大的地盘，能在长时期内展开系列研究，甚至一直干下去。另一个想法是我不愿意去搞许多人搞过和正在搞的题目，《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几部大书，有那么多学者在研究，不少是大学者，我自觉弄不出太大的名堂，初步打算写本《中国公案小说史》。先一本本读作品吧，到图书馆查找，真泄气，没几本小说，早被人偷光了。

后来借了本《少室山房笔丛》，明人胡应麟的，因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到它，所以找来读，发现书中大量文字谈文言小说。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谈到《汲冢琐语》这部佚书，胡应麟说它是“盖古今纪异之祖”（《九流绪论下》），“盖古今小说之祖”（《二酉缀遗中》），这两个祖宗，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搜集了不少和汲冢书有关的资料，读了一些参考书，找出清人严可均、马国翰、洪颐煊辑录的《汲冢琐语》（《古文琐语》）三种辑本（还有王仁俊辑本未见），经过细心研究写出《战国古小说〈汲冢琐语〉考论》一文，1980 年发表在《南开学报》第2 期（此年3 月出版）。《新华月报》1980 年6 月号还刊发此文的论文摘要。

有此初步成绩，促使我很快确定了研究方向，实际也正是论文题目——《唐前志怪小说史》。我确定这个方向有一个大的考虑，就是我感到当时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界的基本状况是两多两少，就是研究白话小说的多研究文言小说的少，研究单部作品的多研究小说史的少。文言小说的历史比白话小说多出1000 多年，作品数量巨大，是中国小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文言小说不仅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小说史，也会影响到对白话小说的深入研究，因为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其实那时我对文言小说也无多少了解，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一直喜欢诗歌，而对于小说最熟悉的还是白话小说，从小学开始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读得很少，也就是《聊斋志异》。但在读了《少室山房笔丛》后，看到书中对历代文言小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皆闻所未闻。结合当时的研究现状，我感到文言小说是一个广阔的充满神秘感和魅力的研究领域，值得我去探索。平时我在和朋友、学生们聊天的时候常谈到我当年的选择，我说我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一个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避开小说研究的热门全力攻文言一路，而且采用打井深挖之法，心中想的就是毛泽东这两句话。其实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自觉不是什么通儒硕才，能在文言小说这一行有所建树即足矣。

研究唐前志怪小说史的首要一步便是搜集小说资料。虽有鲁迅《古小说钩沉》做参考，但我仍努力从大量历史文献（书目、类书、旧注、笔记、方志、总集、别集、佛典道藏等）中发掘散佚的古小说，务求不会有比较重要的遗漏，务求掌握最完备的资料，对每一种作品的多方面问题都尽可能做出翔实的考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每部作品进行历史定位，组成比较清晰确切的链条，然后再面对丰富的材料进行理论探讨，展开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研究，如志怪小说的起源形成、分期分类、艺术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

这中间搜集小说资料是艰苦的，从先秦开始一部部看书。那时每天从图书馆借一抱书回来，第二天即交还，管理人员问这么多书你一天就看完了，我说不是看书是翻书。确实从早到晚一页页翻，翻出有用的资料就抄在卡片上，至今卡片还保存了5 抽屉。

1980 年3 月开始撰写，1981 年3 月完成初稿，嗣后又花半年时间改定。1982 年6 月这部39 万字的硕士论文《唐前志怪小说史》顺利通过答辩，以后又做过多次修改，1984 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天津书讯》1985 年5月15 日发表沈晋人《小说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推荐〈唐前志怪小说史〉》，台湾《中国文学研究》第2 辑发表康韵梅《〈唐前志怪小说史〉述评》，台北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小说戏曲研究》第1 集发表王国良《〈唐前志怪小说史〉评介》。后来此书还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1986 年3 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1992 年10 月）。此书后做大幅度修订，增10 万字，修订本由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 月出版，此前被2004 年12 月22 日的《中华读书报》列为“2004 年度十大社科图书”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和2019 年又先后两次出版，略有修改，此为重修订本。

1991 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生”，事迹收入国务院学位办编《华夏沃土育英才》一书（1991） 。

《唐前志怪小说史》出版后，不久又完成一部50 多万字的副产品《唐前志怪小说辑释》，1986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得力于著名学者何满子先生。我初识何先生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初大连的一次小说研讨会上。这次见面，何先生的书中有过记述。他的口述自传《跋涉者》下编《旧雨新朋·几个忘年交》中有一节写道：“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李剑国教授，我认识他时他还是研究生，80 年代初在大连一次古代小说讨论会上相遇，谈得相当投契。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青年学者，一本《唐前志怪小说史》那时已经付印，撰史时搜集的资料又编撰成副产品《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一种，很有质量。我把它推荐给了我供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并为之作了《小引》出版。”

书稿完成后寄给何先生，先生是这本书的责编，责编还有盖国梁先生，大概是何先生助手。何先生看得很仔细，提出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如今信函原件我一时不好查寻，只凭记忆举两个例子。《搜神记·鹄奔亭》写到女鬼苏娥至何敞“所卧床下跪曰”，原稿无注，何先生提醒当时的床与后世的卧床不同。于是我便查阅一些资料，引述《说文》及段注、《释名》，作了注释。《汉武故事》又题《汉孝武故事》，何先生说西汉皇帝谥号都带“孝”字，《汉孝武故事》应当是原题，对我启发很大。先生还亲手做了些文字修改，比如《例言》第九项有这样几句话：“至其所记，往往齐歌楚唱，传闻异辞……”“齐歌楚唱”四字是何先生加的。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才气。这四字并非古书中的成句，古书中只有 “齐歌”“楚唱”，一经先生妙手搭配，便把古代故事、传说在不同地域的流播和不同人手的记录生动托出。

顺便说，何先生写得一手好古文，给我的信件都是用古文写的。记得一年我将新出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两册寄给先生，先生回赠他的一本书，信中风趣地说是“以羊易牛”，活用《孟子》典故，才思敏捷。先生的白话文更有特色，我发现一些文章尤善用破折号，我曾对先生称作“何满子体”，并着意效法。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于1986 年出版，何先生作《小引》，并题写书名。《小引》用文言文写成，不长，总共两千余字，但高屋建瓴，辞气充畅。《小引》包含着何先生对历史文化和志怪小说的思考和见解，很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写法明显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文质彬彬，精要深透。而我的感觉，何先生的文字更挥洒一些，这和他的性情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洒脱的人。何先生于小说主治白话，但对文言小说亦卓然有识。我们看他的《中国爱情与两性关系》，用很长的篇幅论述唐代爱情小说，他的《十大小说家》，独具慧眼地将《游仙窟》作者张鷟列为第一家，再看他早年对《聊斋志异》故事的编写，就知道他是中国小说史的通家。《小引》最后一节是对《唐前志怪小说辑释》的介绍和评论：“专注志怪，陈其统系。撰者勤求群书，慎事比勘，商略异同，条畅源流;又复诠释名物，印证史志，使脉络分明，义理俱豁。中古以前志怪之作，虽未尽备，然摄其菁英，已堪笼罩全体矣。古书伪托綦多，小说家尤甚，遂激使前修辨伪，疑古过正，此书撰者颇能救其偏失，折衷论断，大抵允当。其于同一故事之流变衍化，与夫孕育后世小说戏曲者，亦疏理其大凡。诚非笃学敏求，寝馈于其间者所不能道。不惟可为赏心娱目之具，其有裨于研究文史者之参稽，岂浅鲜哉！”其中誉扬之词，我看作是先生对我的鼓励，从不敢自得。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出版后盖国梁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书评。有何先生序文的增色，这本书销路很好，5000 册很快售完，以致我在半年后致函上海古籍出版社，想再邮购若干册，出版社告诉我社内已无存书。台湾王国良教授是著名小说研究家，他推荐此书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重印，于次年出版。

这本《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可以说是我和何满子先生初结忘年交的一个收获。我在 《后记》 中写道：“稿成自知粗陋，然区区私愿，竟亦待葑菲之采。蒙何满子先生不弃，躬为指导，其规画区宇，矫正委枉，诚有不可胜言者。嗟夫！吾人恒有 ‘奖掖’之论、‘人梯’之言，余今知矣！余何幸耶！”

二十多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准备出版此书的修订本，已列入此年的出版计划。书稿已经修订完毕，本想出版后呈送何先生案头，不料2009 年5月先生已驾鹤西游。那时《修订后记》已经写好，遂略加增改，结尾这样写道：“此书昔年面世，何满子先生与力甚多，奖掖后进之德，余没齿不忘。于今哲人萎矣，谨以此书祭奠先生在天之灵。”

确实，何满子先生是哲人。哲者，智也。智者乐水，水之为德也大矣，深矣！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是超一流的。论道德，他不阿附，不媚俗，坚持真理，张扬正义，高风亮节，堪称楷模。论文章，他在文学理论、古代小说、历史文化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还是杂文大家和旧体诗人。他的卓识，他的博学，他的才华，他的睿智，他的文采，甚至他的记忆力，我辈均难以望其项背。他敬仰鲁迅，我曾对他说，先生亦有鲁迅之风，博学多才，遗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