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记念刘和珍君》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材 “学者文人” 林学衡 杨荫榆 章士钊

教育部统编语文新教材在六省一市试点，今年是第一次参加高考，其他省市依然在使用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或地方自主编写的教材。教育部统编教材编撰在后，其有关注释的更变更加接近当下对历史事件的主流意见。本文通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两个注释的更变情况，分析其中所透露的历史信息，并对注释所包含的信息做一定的文献补充，以求教师在讲课时，掌握更多更复杂的历史背景知识，能够全面地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希望学生通过阅读鲁迅作品来提高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能力。

关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的注释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到“长歌当哭， 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 尤使我觉得悲哀”，这里的“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究竟是指谁？他们的论调又如何“阴险”？ 2005—2021 年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下文简称人教版）对此条的注释是：

陈西滢在1926 年3 月27 日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三一八”惨案的《闲话》，诬蔑遇害的爱国学生“莫名其妙”“没有审判力”，因而盲目地被人引入“死地”，并且把这次惨案的责任推到他所说的“民众领袖”身上，说他们“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鲁迅在《死地》一文中：“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

人教版只注明陈西滢。2021 年部编本语文教材b（下文简称部编本）对同条注释加上了林学衡：

林学衡、陈源等人的言论。林学衡1926年3月20日在《晨报》上发表《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诬称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请愿领导者“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陈源在……

除了将陈西滢写成陈源，部编本关于陈西滢的注释与人教版完全一样，遂不重复引用。陈源，一般指陈西滢，笔者不知为何注释者在名字上做变动，显然陈西滢更通用更为人所知。另外，部编本注释未提及鲁迅《死地》一文。

本文将对部编本关于林学衡等“所谓学者文人”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说明。

（一）“诬称”的所指是什么？

部编本注释中关于林学衡“诬称爱国青年”一句的含义并不确切。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原文（下文简称林文）称“外交请愿，虽属正当”，但“亦何事啸聚男女，挟持枪械，若临大敌者，重以驱逐外交团之宣言，殴击警卫队之行动”d，笔者以为这部分言论才算得上更大的诬称，应当放入教材的注释中。日本制造“大沽口事件”，并集结各国军队准备武力进攻。中国遭受外国的无理欺侮，为争国权的爱国青年是顺应捍卫民族国家主权的需要，而执政府非但不支持反而向民众开枪、屠杀请愿民众，这是当时人们没有意料到的，也是违宪的。但如果按照林学衡的描述，这场自发的请愿活动成了学生“挟持枪械”与“府院”前的卫队殴打攻击，青年学生为大沽口事件游行请愿的正义之举似成了一场“斗殴”事件，这种说法有利于执政府，却遭到当时一般舆论的批判。当时参与者回应：“3月19日《晨报》所谓群众多执木棍，棍端嵌着铁钉，以为武器”e本不属实，林学衡编造事实诬称学生，不免让人义愤填膺。这大概也是鲁迅强调学生是“徒手的请愿”原因之一了。据当时的目击者写文回忆：“群众手执‘反对八国通牒，打倒帝国主义的旗帜’在天安门前集会，之后去政府门前请愿，直至被枪杀亦无任何枪械反抗。

学生在府门前喋血牺牲，惨案当晚开枪的卫队却相互推责以致互相开枪，弄出“验伤”g闹剧，反而污蔑请愿学生是“暴徒”，所以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当时的清华学子龙冠海也参与这次请愿活动，在枪林弹雨中逃生，龙冠海就亲历见闻写成《身入屠场记》，回忆枪声持续约十分钟之久，“而拍拍之声更如猛雨打芭蕉，群众中有悲号者，有叫命者，有痛哭者，有哀求者，然而终为无效，卫兵仍向前追击，或开枪，或施以刀杆”h。龙冠海途中所遇者皆“多系枪伤，多倒于地……吾身则全为别人之血所沾”i。若他们手中有器械，何至于此。这些请愿学生确是鲁迅说的“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北大教授陈翰笙带领学生参加这次游行，事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朱自清发表《执政府大屠杀记》，林语堂发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不平则鸣，那样一批名校教授能够在历史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风骨。

鲁迅未到现场，却用整整两段篇幅来描写他从别处“听说”的刘和珍等人被枪杀的场面：死者的凄惨与可怖，屠夫的残忍与嗜血。鲁迅写下这篇纪念文章之前，《京报副刊》刊登了董秋芳的文章，行文描述青年被枪击和棍棒虐打至死的情形，比《记念刘和珍君》所描绘的更为惨烈，可以旁证、补充学生的善良与政府的凶残，“庸人”的论调与“生命”的遗忘，可以旁证、补充说明鲁迅发出的“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的感叹的真实背景。《京报副刊》刊登的一系列文章还反馈：除了屠杀，还有不少学生“失踪”，而“失踪”的真相无外乎“监禁与匿死”，当局派走狗“搜查电稿”，封锁消息，避免成为舆情，偏僻之地并不知惨案的发生。

借此，我们也能理解，关于请愿学生是徒手的和平请愿遭到屠杀，还是“啸聚男女，挟持枪械……殴击警卫队”的“斗殴”事件，是当时关于“三一八”惨案舆论的争论关键。鲁迅愤怒批判林学衡、陈西滢等“所谓几个学者文人”为官方辩护而不惜污蔑请愿学生的言论“竟至如此之下劣”，言语带着凌厉与锋芒，辛辣近乎刻薄，这不是个人意气用事，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所以，如果要注释林学衡等人如何诬称爱国学生，加深理解鲁迅批判“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愤怒，那就必须正视执政府屠杀和平请愿学生的关键问题。

（二）“民众领袖”是指哪些人？

在以上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来解读部编本教材注释中所谓的林学衡“诬称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 铤） 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指责请愿领导者‘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的问题。林学衡所谓的“奸人居间利用”又是指哪些人？政局动荡，内忧外患，革命风起云涌，各种势力在背后交锋，不排除有些势力借学生运动之力，占据舆论高点，从中获利;一些政治势力也想借此作为解决内部问题的手段。学生运动是否在不自觉中有助于某些势力争权夺利，另当别论，但学生们的主观动机是捍卫国家主权，反对执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屈服投降，出卖国家利益，他们的动机是爱国的，请愿之举亦是自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学生运动背后的政治势力。

指责请愿领导者那句注释，按照林学衡原文当是指责“徐谦、顾兆熊、李煜瀛、易培基”等人。这几个人当时都是北京政坛上的活跃分子，均有国民党左派的背景，或追随孙中山参与各项社会革命活动，或参与过民国政府早期的政务活动，也有人与反段祺瑞执政府的军阀冯玉祥势力有联系。以徐谦为例，为响应上海五卅爱国运动，在北京领导国民会议运动。林学衡认为徐谦等人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不知所以启迪之”，作为“智识阶层”的领导者没有对青年加以启迪引导，“惟务放言高论”，从而“驱千百珍贵之青年为孤注一掷”，而成败与否对于领导者而言，“成则诸君尸其名，败则群众被其害”，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领导者的“阴谋论”。林学衡接着说“谁无儿女，谁不爱国”，这等行为是“诸君必欲置千百珍贵之青年于死地”，非“志士仁人之用心”。“诸君”指谁？当是指徐、顾、李、易等民众领袖，可能还包括了李大钊。由此可以看出，鲁迅《死地》一文是在回应林学衡，不是回应陈西滢的《闲话》，《鲁迅全集》关于“死地”的注释讲得很清楚。

近年来很多研究文章就“三一八”惨案事件为陈西滢澄清，本文对陈西滢的注释和解读不再赘述，学界对陈西滢的评价也在悄然改观。如吴福辉教授在《“闲话”和“后话”》中曾对陈西滢作如是评价：“一般说，我们很容易因他在女师大事件中维护教育当局，而错认他有官方立场。实际上他指斥政府的腐败很是尖刻。”！1 陈西滢晚年从政，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1970 年去世于伦敦，盖棺定论已见分晓。

林学衡还强调如果诸君“果为有志救国者”，领导学生运动应“则当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时，宜亟奋身而出”，敢“为青年牺牲之先驱”。这话似有理，实则是应和当时《晨报》刊文攻击徐谦、李大钊、顾孟余（兆熊）“他们利用群众去请愿而自己却跑了”。林学衡用词颇为直接，强调民众领袖当“一面自杀，以谢此二十余众青年”！2，“自杀谢罪”的字眼后文两次出现。当时无党无派的宫天悯看不过，立即发表《林学衡先生可以自杀矣》，就林学衡文章的用词予以回击。作者当时身在现场，强调因为敬佩徐谦等人的学识与参加请愿的勇气，所以请他们讲话，作为青年的参考，但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我们这次请愿活动，完全是受我们青年自己的良心与责任的驱使”！3。孙一中发表《大屠杀之后的种种呼声》，描绘更加具体，就自己在现场所见写下“当场看到李大钊被人挤倒地下，幸得有人将之扶起逃走，不然也可能饮弹身亡了”！4，民众领袖何曾“藏匿不出”？事实是，当日徐谦主持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驳斥八国通牒;惨案发生后，徐谦、李大钊等人遭到段祺瑞通缉，群众领袖的风险与责任更重。那时的青年学子是先进思想的代表，青年学子有自己的判断力，民国以来，国事蜩螗，外祸内乱，即使有几个领袖来参与引领，学生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行为选择。不能把学生运动的正当性和背后是否有其他势力插手的“阴谋论”混为一谈。

涉及“三一八”惨案的群众领袖的情况：易培基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家、文物收藏大家，与国民党保持密切联系。易培基一度任过女师大校长，接替杨荫榆。1926 年3 月他参与北京大中学校学生和市民举行的反帝示威游行，遭段祺瑞政府通缉。后任北京故宫博物馆馆长，因国民党内部倾轧，1937年含冤而死。徐谦也是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家、著名法学家，著述颇多。1925 年任国民党北京分部主任，参与领导北京国民会议运动及响应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三一八”惨案后，继续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曾反对蒋介石政权，1940 年在香港病逝。顾孟余（兆熊）原是北大教授，《新青年》推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后参加南方革命政府发起的“大革命”，北伐后在国民政府当职，晚年初移居中国香港，后定居美国，1969 年回到中国台湾，1972年病逝。李石曾（煜瀛）是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以他为代表的“留法留日派”与胡适、陈西滢等为代表的“留英留美派”在20 世纪20 年代北京教育界发生了激烈的争夺领导权之争，当时很多学潮都与此有关。李石曾担任过北京故宫博物馆的理事长，后来长期从事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1973 年在中国台湾去世。总而观之，这些当年的民众领袖参与学运，可能出发点各自不同，政治背景也不相同，但大致都与在南方国民党的革命势力有些联系。这也包括李大钊在国共两党背景下的积极参与。所以，从整体上说，学生爱国运动的背后可能是有政治势力的渗透参与，对学运也不无发生影响，但是这并不影响学生运动自身的纯粹反帝爱国的政治诉求和正当权利。段祺瑞执政府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造成流血事件，无论用什么理由来辩护，都是无效的。

（三）“所谓学者文人”有哪几个？

除了“学者”陈西滢因为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发生激烈论争而臭名昭著以外，其他在“三一八”惨案以后，站在学生请愿运动对立面加以指责的文人，最著名的是林学衡。

林学衡乃福建林氏家族名门之后，南社诗人，曾参加过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也是民国政坛的活跃人物。知人论世，有如此经历，便能理解林文开头一段话的意思：林学衡指出知识阶层以救国为手段，实则为猎官，身在草莽之时，心怀寰宇，一旦成为政客官僚，便开展阴谋暴行……熟谙近代历史者便知这些情况当时确实有之，林学衡有如此感叹也是情有可原，只是以此来抹杀这次请愿运动的民众领袖并不合适。林学衡为人狂涓，性格张扬，自视甚高，如此为文和行事易招致许多骂声，引起公愤。据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林学衡不在现场，他在文章里对民众领袖的指责，多半也是以《晨报》等主流媒体的歪曲性报道做材料。但从政治立场与思想倾向来看，他与那些民众领袖也不属于截然对立的派系。林学衡与鲁迅也无私仇，1929 年在上海，还曾经贸然上门景云里寓所造访鲁迅，结果吃了闭门羹，心中不满，写了两首七律讥讽鲁迅，被人认为与鲁迅“交恶”，因此又背负骂名。但若因此上纲上线，认为其阴险，倒未必见得。“九一八”后林学衡坚决主张抵抗，多次作文鼓吹抗日必胜的信念。在民族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大节不亏。1941 年底香港沦陷，日军在九龙街头蓄意乱枪扫射，杀害了林学衡。一个月后，《时事月报》刊登了《一月来国内时事：文化：林庚白蒋学楷等在港殉国》！5。1943 年，国共两党三百多位各界名流在桂林为其举行追悼会，笔者无意为林庚白辩护，这次追悼活动印发的纪念册确有查阅。如果仅以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和教材的注释来定义林学衡一生功过，有失偏颇;一些文章甚至称林庚白为反动文人、清朝余孽，更似过分，也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