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守“中国的”“理论的”“有用的” 三大关键

恩师黄霖先生，学识渊博，近六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中均多有创获。关于其学术之路，先生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从‘两金’开始，我选择了行人稀少的那条路。”“就是常常走在陌生的、崎岖的，甚至是有点风险的行人稀少的道路上。”（《中华读书报》2021年05月26日）所谓“两金”指的是搞小说批评不可绕过的金圣叹和《金瓶梅》。一开始，先生致力于当时还一片模糊的小说批评史研究，并着手小说序跋等论著资料整理，后来拓展到评点、话体等多种批评形式，并将思想史、学术史、批评史融合起来，从而创构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在这条行人稀少的康庄大道上，先生坚持以文献研究支撑文学文本研究，以文学文本研究支撑文学批评研究，以文学批评研究支撑文论体系建构，一以贯之信守“中国的”“理论的”“有用的”三个关键。

立足本土，坚守“中国的”学术立场

在一段较长历史时期备受欧风美雨侵袭的学术氛围中，黄霖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承传复旦大学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赵景深等诸位先生奠定的“始终能坚持以中为本，洋为中用，做新学问，创新局面”等学术传统，既不忽视外来理论方法，又坚守“中国的”这一学术正道。

先生早就重视西方文论的借鉴，却不像有些人为求一时之新而生搬硬套，而是注意以西方文论为镜，旨在借以镜照中华民族文学批评理论的优势和特点。在被称为“方法论年”的1985年，先生于《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发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一文，通过与西方相较，指出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家在探索、总结创造人物典型的经验和规律时的优越性，突出这套“中国的”小说批评“坚持形神兼备、绘形传神”“强调性格对比、相得益彰”之特质，并发掘了其从“实”到“虚”、从“真”到“假”的理论的独特和优胜之处，指出叶昼所论述的“同而不同处有辨”，赞赏写人的个性“一毫不差，半些不混”，比起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涉及“这一个”时将要早两百年，金圣叹所阐发的“性格”理论也要比黑格尔的性格说早一个半世纪，他所说的“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也比别林斯基的那句名言“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早整整两个世纪……从而由衷地表达了对老祖宗留下的文论思想的“自豪”。该文除了强调资料整理和文献考证之外，还提出“注重民族传统”“注意比较研究”“努力前后贯通”三条建议，这三条建议均隐含着一腔关于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中国的”情怀。其中，那段关于小说写人问题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将这些材料整理出来，加以总结，就可以立即改变人们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全局的看法，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古代关于人物形象的理论不是贫乏，而是绚丽多彩，独具特色，不至于一谈到人物形象的理论时，开口黑格尔，闭口别车杜，而不知有祖宗了。”此论“中国的”写人问题时，先生正值壮年，真可谓气盛言宜，立论剀切，至今读来仍觉掷地有声、理直气壮。这是我多年坚持至今仍在从事的中国文学写人研究及中国写人学理论建构的出发点。

20世纪90年代，当许多人感到中国文论“失语”，并流露出惊慌失措甚至迷茫情绪时，先生却通过扎实的个案分析，得出结论说：即使在波澜壮阔的近代文学批评中，照样是“传统改造了西学”，而并非相反。1994年，发表于《文学评论》第3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中国近代文学批评中固有的“中国的”底蕴和力量进行过这样一番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们在引进西方文学观念时，尽管从这里反对中国传统出发，但最后又从那里与中国传统结下不解之缘。而且，这个缘结得越和谐，其成绩就越突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所以高出包括他自己以往的文化著作在内的一般译介，就因为他将西方的观点与中国的传统融为一体，用传统的‘意境说’消化了叔本华的艺术论。”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近代文学思想变革的潮流中，再西化的文论家也很难摆脱传统，这正像人站在地球上很难被人推出地球一样。”即使“那些接受西方观念的热情较高、否定传统的态度较为坚决、影响大而又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家”，如王国维、梁启超以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无论怎么鼓吹如何学习西方，到头来骨子里还是“中国的”。由此可见，在众人慨叹传统文论“失语”的前前后后，先生却能镇静而清醒地看到，前辈先行者们流淌的依然是中国“传统”血液，一路贯穿的依然是难以撼动的“中国的”力量。这份文论自觉、文化自信是先知先觉性的。

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时，特别重视中国特有的文论形式，尤其对长期被人忽视，甚至否定的“评点”批评方式与“话体”文学批评，率先展开研究。众所周知，《文心雕龙》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研究它的论著也汗牛充栋。但有关它的评点，却一时间很少有人予以全面的关注。先生导夫先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意收罗《文心雕龙》的评点，经常趁开会出差之际，去国内外图书馆抄录，日积月累，终于做成了《文心雕龙汇评》一书。同时，他下功夫着手搜罗与整理历来未受人注意的小说话，积数十年之力，完成了一部洋洋十五卷的《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先生一边身体力行，一边还组织学生在评点与话体批评两条战线上展开全面的工作。在评点方面，对从《诗经》《楚辞》《文选》《世说新语》到杜诗韩文等重要诗文别集与小说戏曲名著，一部一部地做汇评的整理和专门的研究;在话体之作方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组织学生关注近现代报刊上各种文体的话体批评，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著作与《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在这两大工程一并推进的过程中，先生组织了多次国内外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多辑《文学评点论稿》《民国旧体文论与文学研究》论文集，探讨评点与话体这类“即目散评”式的文学批评的特点与价值。这正如先生所总结的，中国的评点、话体这类传统批评方式，特别适合于文学批评，因为文学的基本属性是以感性具体的艺术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情思的。批评者从即目的、具体的感性形象入手，经过切身体悟，从而使评者与作品乃至作者的心灵相沟通与融合，这就为评者领悟作品的整体风貌与内在精神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这比之评者与作品站在“主客两分”相对的位置上，脱离具体的形象去解剖，更为符合文学批评的规律，而且对读者来说，读来当更有一种亲切感，更容易接受。这类批评，即目所悟，直抒己见，随手作评，点到为止，尽管会给人以一种零散而杂乱的错觉，但实际上，多数文学评点是形散而神完，外杂而内整，总是会有一个核心的见解或理论包容在里面，它们不但具有文献价值，而且也具有理论价值。即使到了现代，看来似乎是一种被“新文学”所淘汰的“陈旧”的批评方式，实际上固有的传统并未被割断，人们在沿着中西融合、新旧共济、古今通变的道路向前走的过程中，传统的力量依然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回过头看，先生所坚守的“中国的”立场，其实是传承复旦批评史学派的必然。通常而言，出身通常会影响甚至决定研究立场和路数，从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到王运熙、顾易生，一路走来，复旦大学搞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都是古代文学出身，而且也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其特点或长处就是都比较重视基础文献工作。每谈到这一点，先生又仿佛是一个“出身”决定论者和身体力行者。总之，作为一个搞古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先生深深地体验到，以“中国的”为研究立场，是他自然也是自觉的选择。

依史立说，注重“理论的”创新建构

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支撑，否则便容易流于信口雌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黄霖先生一直重视“理论的”建设与建构。他既从事偏于纵向的“史”之研究，参与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的撰写，然后又编写了《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中的“近代卷”，并负责编选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国近代文论选》;又能依托于雄厚的“史述”积累，致力于偏重横向的体系建构，与王运熙先生一起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三卷本，有力地推动了复旦文学批评史研究向“史论结合”转变。先生凭着富有启发性、应用性的“理论的”创新，开辟出批评史、思想史、学术史等多元结合的广阔园地，令人刮目相看。

在研究路数上，先生向来主张学术研究应该纵横结合，具体到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更应该“史”“论”兼顾。根据先生的回忆，其理论意识的养成主要还是得力于章培恒老师的教导。先生读大学二年级时，章先生给他的一篇关于《离骚》的发言提纲写过一段批语，在高度肯定他“写得很好”的同时，热切地希望他“在古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两方面都做更深入的学习，进一步充实自己”。这一劝勉烙印在他的内心深处。在先生看来，重视“理论的”，道理很简单：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怎么能不关注理论呢？言行一致，早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所撰写的《古小说论概观》即分出纵观篇和横观篇，既对小说理论批评做了纵向的史的描述，又对小说理论批评做了横向概论，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在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小说批评”部分及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过程中，先生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时间梳理和材料的堆积罗列，而选取在中国文学批评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金圣叹及其《水浒传》评批作为突破口，在搞清金圣叹生活的经历、矛盾的思想、文学的创作与文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史论坐标。然后，前列罗烨、吴承恩、谢肇淛、李贽、叶昼、冯梦龙等人的小说理论，后续毛宗岗、张道深、曹雪芹、脂砚斋、闲斋老人、梁启超、吴沃尧、徐念慈、王国维、王钟麒、黄人、林纾、管达如、吕思勉等人的小说理论，在较为完整、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小说理论批评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中国小说理论的特点和脉络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包含着“史”与“论”两个方面，除了历时的史的梳理，也包括对于文学批评的种种理论问题的研究，小至某一观点、某一范畴，大至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体系等研究，并不是因中有个“史”字，就将其误解为只是编写有关文学批评历程的史著。甚至可以说，史中有论，论中有史，更应该是常态。从学术史上看，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著论文占了很大分量，既有综论中国文学批评的，如傅庚生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通论》、赖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董乃斌编著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等;也有像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之类论范畴的，陈衍的《钟嵘〈诗品〉平议》之类论一本书的，朱东润的《司空图诗论综述》之类论批评家个人的。

在“论”这一方面，先生也孜孜矻矻、扎扎实实地做了不少工作。1995年，先生推出《意象系统论》（《学术月刊》第7期）一文，指出：“艺术创作是一个心物交互作用的过程，其最后的表现形态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往往被称为‘意象’‘意境’‘兴象’‘境外之象’以及‘兴趣’‘神韵’‘境界’等等。这些概念名目各异，内涵混沌，但精神相通，且贯穿中国文论的始终，形成了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理论系统，且名之曰‘意象系统’。”同年，《赋比兴论》（《复旦学报》第6期）一文通过对传统赋、比、兴三者新的阐发，认为它们不仅是三种最基本的文学思维，而且是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心物交互”作用的三种不同方式;不仅是诗法，而且也是小说戏曲作法;不仅应用于“抒情”“叙事”“写景”以及“状物”，而且也应用于“写人”（“描人”），打开了人们的视野。笔者的《“赋比兴”写人功能之抉发及其理论价值》（《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颇得益于该文的滋养和启发。

先生关于传统文学理论著作的理论研究，自然是“理论的”。2009年，《〈文心雕龙〉：中国第一部写作心理学论著》（《河北学刊》第1期）一文指出：“《文心雕龙》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了全书的性质与主旨。‘文心’，即‘为文之用心’，就是写作时的整个心理活动。‘文心雕龙’的本意是将写作的心理活动用精美的文辞予以细密地论述。”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文心雕龙》是一部以写作心理学为核心的文章学。另外，他还进行了如下具体的分析：“《原道》等五篇论‘文之枢纽’，揭示了指导写作心理活动的总的原则。以下二十篇，通过对不同文体写作特点与历史的考察，进一步具体论证了以上原则的正确性。下篇从《风骨》至《总术》篇，是在上篇确立的原则下，将各种文体打通后，正面论述了一系列临文写作时心理活动的特点、规则、方法与问题。后面《时序》至《知音》五篇，补充论述了一些与临文写作心理活动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使得全书的结构更加完整、系统。”显然，先生对《文心雕龙》的性质、特点和体系性所进行的新的阐释与综括，是富有理论高度的。

除了传统诗文评以及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先生还热衷于戏曲批评研究，尤其是关于《西厢记》的评点，同样也是既重视文献考辑，也重视理论阐发的示范与样板。2002年，《复旦学报》第2期发表的《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一文指出，叶昼的可贵之处就是与批《水浒传》一样，非常重视引入画论中的传神论，强调作品能够写出“画亦不到此”（第十出眉批）的人物的神与态、性与情。因此，他常常使用“入神”“穷神”“传神至此”等批语。在他看来，就写人文学而言，用“态”来评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还是一个比较恰当的范畴。叶昼在借鉴前人的《西厢记》人物论的基础上，又喜欢用“有态”“有态致”来品评人物，特别是对于莺莺，一再用“娇态”“娇甚”“娇态如画，妙妙”来揭示这个千金小姐的娇美与矜持。这种独到的发现，启发我们进一步研究介于“形神”之间的“态”这一范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