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前世与今生（下）

六

宋代发达的商业文化，促使女性文学繁荣，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两位重要的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她们的诗，无论是思想深度还是艺术高度，都可以与同时代的男性著名诗人比肩，甚至更胜一筹。

社会变迁是直接影响文学兴衰的因素。宋朝因外族入侵而移都江南，政治中心的转移带来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的转移，也直接影响了文学的变迁。宋代——北宋219年，南宋152年，从“北”到“南”，这使江浙一带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又直接影响到人文素质的变化。

首先，就文化而言，自孔子以降，公元前134年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开始变质，到了宋明，社会变迁致使“宋明理学”将儒家思想彻底演化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北宋的程颢、程颐，南宋的朱熹、陆九渊，他们或强调“性即理”“理”或“天理”乃是世界的本源，或强调天地万物在我心中，心为本体，“心即理”，心乃是宇宙的本源。总之，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尽管后世在哲学层面给予许多褒扬，但是，当其偏离原来儒学的真谛，发展为愚民的封建伦理以及与原儒学背道而驰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三纲五常”，就真正把女人打到了十八层地狱。那么，在这种专制文化的压迫下，为何能产生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优秀诗人？我以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灵魂里的“真”“善”“美”“圣”都是生而有之，对于“恶”的反抗也是生而有之。这种天性，尤其对知识者，无论男女，无不如此。另外，金兵攻陷汴梁（开封），入主中原，北宋亡;徽宗九子赵构偏安临安（杭州），称南宋。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经济与文化都是空前繁荣的时代，商业贸易繁荣，教育与科技都有很大发展。陈寅恪甚至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清明上河图》再现的是北宋汴梁“锦绣芙蓉国”的一派繁华景象。可以说，那时的宋朝，很有些欧洲“文艺复兴”之势。

强势的程朱理学没有淹没文学的蓬勃之势，宋王朝南迁的伤痛对当时的文人伤害尤深，这些影响都给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女诗人在创作上增加了思想和感情的新因素，给女性文学的成熟与发展带来了新前景。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山东齐州章丘人。早年生活优裕，诗词风格闲适。金兵入主中原后，流寓江南，丈夫病故，境遇凄惨悲苦，诗词风格由悠闲而沉郁伤感，悲叹身世，怀念中原。她的诗词语言清丽，善用白描，艺术上别是一家，是中国诗词的一座高峰;所著《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皆散佚。后人辑《漱玉词》，今有《李清照集校注》和《金石录》。

她的作品总是自辟蹊径，独出心裁。早期代表作有《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平淡、自然、清丽、和谐，呼之欲出。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心境、意境，两境契合，优美怡人，展示了人间一派和平境界。《点绛唇》：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

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诗人以花自喻，伤春，惜春，慨叹易逝的青春。她写闲愁和闺房里的“寸肠千缕愁”，写闲花、闲草和闲情，绝妙工巧，意味隽永。

当金兵横扫中原，李清照移居江南后，生活大变，心情大变，诗词大变。尤其晚年，虽然她还写花写草，但其闲情逸致则完全变了味道;她写愁，再也不是闺房之愁，愁情变成了国恨家仇。“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写的是乡愁。逃难中写下《添字采桑子》：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1134年，李清照流亡金华，国运维艰，愁压心头，游双溪写下那首著名的《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还有《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浓缩了诗人一生的情愁、国愁、家愁，诗写物便是写人。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无论是身边小事还是家国大事，李清照都能妙笔传神，含蓄隽永，风韵、神韵、情感、思想，浑然一体，写出别人难以企及的作品。李清照的诗词以柔美著称，写尽了孤独、悲凉、凄苦。但她笔下也有豪情万丈的阳刚之气，其家国情怀涤荡着一部中国文学史。

除了写词，李清照也写诗。感时咏史，情辞慷慨，是她诗歌的风格。她的诗有《咏史》《乌江》《晓梦》《春残》《夜发严滩》《题八咏楼》等。1131年即南渡第二年，赵明诚任京城建康知府时，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他用绳子缒城逃走。丈夫的行为使她深感羞愧，为此夫妇失和。在他们沿长江漂流至乌江镇时，李清照留下千古绝唱《乌江》（又题《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她在充满爱国激情的《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二首）序中言其身世，也诉说晚年的苍凉情怀：“……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今家世沦替，子姓寒微，不敢望公之车尘;又贫病，但神明未衰落，见此大号令，不能忘言。”她虽贫病交加，心里想的还是国家，诗中之愁依然是政治之忧和民族之痛。她歌颂韩肖胄的凛然大义：“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她最后的临别赠言是：“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她还写过一篇歌颂木兰横戈挥师疆场的《打马赋》，谴责宋室的无能，抒发暮年之志。

李清照生于乱世，“以心抗世，以笔唤天”，“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行，爱情之尊”。这位被封建社会“役使”的歌者，在秋风苦雨的悲剧中，最后以寂寞、哀愁和坚毅的个性，“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在她的诗词文里得到了展现。

中国文学史历来视李清照为婉约派，但她的诗词从一开始就有大气如虹，不让李白、辛弃疾之豪放。早年尚未出闺阁之时，因闻“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文潜的诗而和之：“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五坊供俸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则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记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此诗传出，即令文场骚动，她的诗词富有情思，倾诉了对生命的感悟，饱含着温暖撼人的力量。

李清照后半生颠沛流离，孤身江南。1129年赵明诚病故后，不久她嫁给了只有贪欲之心的张汝舟。他们同床异梦，此公对她时有拳脚相加。心存高洁的李清照，宁可下狱，也要告倒张汝舟，与之分手。在程朱理学的笼罩下，宋朝是中国专制社会男尊女卑最为残酷的一个时代，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人却不可再嫁，再嫁就是“不终晚节”。依照法律，妻告夫，不管输赢，都要坐牢两年。李清照以其“欺君之罪”告倒了张汝舟，在她大名的护佑下，只坐了九天牢狱;面对专制礼教，她却成为最早冲破黑暗闸门获得婚姻自由的胜利者。

李清照改嫁又离婚一事，这在专制社会是件大事;如果从“女性意识”来评论那更是了不得的大事，尤其在程朱理学极盛的时代。但是，不可思议或不可能的事实发生了，她坚毅地追求自由，这是专制制度下少有的胜利者。

李清照漂泊的晚年，直至客死江南，再也没有“少年的欢乐，中年的幽怨”，情愁家愁早已化入云烟，唯国破家亡之愁苦附身，她含蓄蕴藉、悲切哀婉的诗词虽为说愁，实为写志，执着的阳刚之气，成为她的心态、心志和心声。李清照的诗词倾吐、抒发的情怀，早已远超古代一般知识女性的“女性意识”。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独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

七

在中国文学史上，另一位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诗人是南宋多情才女朱淑真，其凄怨哀美的诗词艺术高度，常被史家与李清照相提并论。

朱淑真（约1135—约1180），号幽栖居士，生于仕宦家庭，祖籍安徽歙州。《四库全书》说她是“浙中海宁人”，另一说她是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唐宋时期留下作品最丰盛的女诗人之一。

朱淑真天生灵秀，博通经史，琴棋书画皆精，尤工诗词，风流蕴藉。十九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志趣相异的市井俗吏为妻。婚后，“巧妻常伴拙夫眠”是她爱情生活的写照。她曾随丈夫宦游吴越，但是这个俗夫不仅爱寻花问柳，还纳小妾，迫使朱淑真离他而去，甚至她还尝试皈依佛门。不幸的婚嫁，无聊的生活，令她红颜薄命，抑郁而终。

朱淑真曾自编诗词集，死后被父母付之一炬。但她的诗词流播甚广，宋代魏仲恭（即魏端礼）因常听街谈巷议，惋惜这位含恨离世的才女，1182年便将其流布于文朋诗友间的作品缉为《断肠集》（共十卷370首诗，现存310多首）、《断肠词》（原八卷约200多首词，现存一卷32首）和《璇玑图记》传世。

魏仲恭在序中说：“比在武陵，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传颂朱淑真词，每窃听之，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岂泛泛所能及？未尝不一唱而三叹也！”说到她的死，则说：“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魏仲恭与朱淑真为同代人，此序所云，应是真实记录。其后，明代田汝成说：“淑真抑郁不得志，抱恚而死。父母复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荼毗之。”（《西湖游览志》）

尽管女诗人的作品受到文人和百姓的激赏，但因有悖于传统伦理，便受到卫道士的挞伐，指责她的诗词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但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文人都是“卫道士”，明代大画家杜琼为朱淑真的《梅竹图》题词曰：“观其笔意词语皆清婉……诚闺中之秀，女流之杰者也。”

虽然，临安唐佐为之立传，但关于她的婚姻、爱情、创作，甚至死亡，人们所知甚少，认为朱淑真是一位谜一样的女子。时空茫茫，她留给人们的凄婉诗词，远比其模糊的背影要清晰真实得多。我们可以从其清丽的诗词中，真实地听到一位女性的心声。

因朱淑真抒写不幸的婚姻和爱情的痛苦，后世称她“红艳诗人”。她的诗词“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婚后诗词颇多幽怨之音，且表现大胆。

南宋诗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评论朱淑真与李清照诗词之差异时说：“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其实，作家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之差异，不仅与作者所处时代和地域不同有关，更与作者自身的不同处境相关。

朱淑真的诗词总是独出心裁，《生查子·元夕》就是她的杰作之一：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尽管这首断肠名作与其许多诗词风格一致，但卫道者却说此词为朱熹所改，又说朱熹所作，后来干脆将其编入苏轼的集子中，连《四库提要》都说此作“非”朱淑真之作，理由是：女人怎么可以“人约黄昏后”？怎么可以“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如此“出格”的词，不该是女人所为。

朱淑真关于元宵的诗词不止一首，《元夜诗》就是她关于“元夕”的一首绝妙之作：“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吹鼓斗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那待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人称此诗与《生查子·元夕》有着同工异曲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