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自随流水去

李剑国，山西灵丘人。1943年1月生。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79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一玄、宁宗一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小说史方向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留校任教。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生”，事迹收入国务院学位办编《华夏沃土育英才》一书（1991）。现为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与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以研究文言小说和古代文化为主。讲授过《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唐代小说研究》《道教与文学》《文献学》《校勘学》等硕士博士生课程，指导和培养国内外硕士生、博士生、高级进修生、访问学者60多人。在国内外出版著作30种，发表论文130余篇，主要论著获国家教委、天津市及南开大学16项奖。治学崇尚谨严，强调学识的扎实性和广博性，提倡务实精神，反对天马行空、主观臆想的空疏之学。奉章学诚“业必贵于专精”（《文史通义·博约》）为座右铭，确立了“打深井”的治学原则。极为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研究的系统性，主张要具备多种文史知识和基本功以及必要的理论方法，要最大限量地占据原始资料，竭泽而渔，务求穷尽;主张从材料中从事实中引出观点，反对本末倒置。同时还主张研究者必须富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开创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本领域取得最大的发言权。

杨阿敏：您曾指出，整理文言小说既要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规律，谙熟校勘、辑佚、辨伪之道，同时还要谙熟文言小说，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便会出问题。您在文言小说的整理上用力颇勤，请谈谈您的整理经验。

李剑国：我很重视文言小说的整理——主要就是校勘、辑佚、辨伪，出版过《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又出修订本）、《唐五代传奇集》（后出增订本）、《宋代传奇集》（后亦出增订本）、《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后又出《搜神记辑校搜神后记辑校》）、《纪闻辑校》、《广古今五行记记》、《纂异记辑证》（以上均为中华书局出版），在韩国出版《新罗殊异传辑校与译注》。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杜光庭小说六种校证》、《王仁裕小说三种辑证》、《绿窗新话校证》（〔南宋〕皇都风月主人撰），还撰有《逸史辑校》（〔唐〕卢肇撰），现正在撰写《独异志校证》（〔唐〕李伉撰）。

前些年我应《文学遗产》竺青先生约稿，连续发表《唐传奇校读札记》四篇。我一直在辑校《唐五代传奇集》，这些札记都是一些校勘成果的整理。校勘学是文献学一个重要分支，清儒和近代学者已经总结出一套相当成熟完整的校勘原则和方法。如何科学地运用和完善校勘学，对于古籍整理来说非常重要。编辑部发表这组札记，就是希望通过对唐传奇的校勘总结出一般意义的校勘经验，把握好校勘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认识到学养对于校勘的重要意义。我经常感到在当前的古籍校勘中问题不少，不谙校勘原则，操作不当，而且学养欠缺，从而造成校勘质量的低下。我不敢说我的校勘多么高明，但我要求自己在唐传奇校勘中掌握最为充分的校勘资料，慎重处理文字的改与不改，牢记颜之推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篇》）遇到疑问和拿不准的问题多查书，避免误判误改。古籍校勘的任务就是正讹补缺，最大限度恢复古书原貌，如果适得其反那就是失败，清人顾广圻说“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思适斋集》卷一五《文苑英华辨证后》），实在是当头棒喝。

古书存世者或残缺者需要校勘补缀，而亡佚者需要辑佚，凡此都需要搜集占有详尽的原始资料，需要考证辨析。古小说佚书的佚文主要存在于类书、旧注等古籍中，但实际上几乎无所不包，经史子集样样都有，搜集起来很辛苦。最大限度复原古籍，辑佚学出焉。在现存的古小说中，有许多实际是前人的辑本，并非原帙。其中如张读《宣室志》、徐铉《稽神录》等大约都是宋人辑本。这些辑本大抵都是依据《太平广记》辑录，虽然也偶有误辑，但基本是可靠的，主要问题是遗漏较多，辑录未备，需要补正。

明人尤喜辑录佚书，但普遍态度粗率，极不慎重。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胡震亨等人编辑刊刻《秘册汇函》，其中《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三部晋宋志怪小说，都是这样的伪滥之作。鲁迅早就指出，通行本《搜神记》二十卷“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实际上《搜神后记》和《异苑》也都是“半真半假”，其中也塞进大量假货。正是有鉴于此，我才下大力气重新辑录《搜神》二记，此书可说是全面展示我的辑佚、校勘、辨伪考证成果。中华书局版本列入《古体小说丛刊》（上下二册），2007年至2017年凡印5次，二印三印有修改。2019年中华书局出新版，改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由“新辑”改名“辑校”，文字校改颇多，编辑体例也有调整。2020年又出简体横排本一册，列入《中华国学文库》，2004年9月24日，我作《题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后》一绝，新版编定后于2018年8月29日又作一绝。现将二绝句抄录如下：

蜗室一间书九橱，春秋六度采骊珠。

短长惟待今人说，无处咨求鬼董狐。

神道宣明本不诬，搜今稽古兔毫枯。

一编写尽荒茫事，千载传名鬼董狐。

校勘、辑佚、辨伪这些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丰富的文史修养，我们常说某某功力深厚指的主要就是这些治学功夫。从读研究生开始我是边干边学的，一点一点积累，日积月累，渐渐明白了此中道理和方法。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祖冲之写过一本志怪小说《述异记》，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著录梁任昉《述异记》时说“《唐志》以为祖同所作”，称为祖同。我读研究生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琢磨了几天突然想到该不会是避家讳吧，查查书果然晁公武父名冲之，才长出一口气。──顺便说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著录赞善大夫潘若冲撰《郡阁雅言》二卷，点校者按云：“晁公武《读书志》称潘若同撰。”未加辨析，显然也是不明白晁公武避父讳改冲为同。自那以后我特地了解了古人的避讳，算是长了番见识，以后的考证常常利用避讳知识解决一些问题。

1997年7月我在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题为《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的论文（《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发表），谈到文言小说研究的特殊性问题（与白话小说研究比较而言），谈了七点，其中第七点说：“文言小说大批散佚，现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文言小说的考证和辑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文史素养和基本功。”这是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实实在在去做。有鉴于此，我特别强调基础研究，所谓基础研究，我在那篇论文中有这样的具体说明：

历代文言小说数量极大，但由于大部分散佚，因此问题极多。问题主要是：

1.作者问题。情况有五：一是作者不明;二是作者身世不明;三是作者有歧;四是作者有误;五是作者系伪托。

2.创作时代及年代问题。这一问题和作者问题密切相关。

3.作品书（篇）名问题。文言小说作品题目常有异称，除古书无定名的情况外，主要是后人改题和传录的讹误所造成。

4.作品存佚问题及版本问题。情况复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全存，原书或原篇俱在，但又常常形成不同版本;二是原书经后人增益，加入后出的内容或他书的内容;三是残存，卷帙有所阙佚;四是经后人重编，卷帙篇目与原书有所不同;五是节存，现存者是摘录本，不是全帙;六是辑存，现存者是后人的辑佚本;七是原书原篇散佚，只存佚文;八是全佚，一字不存。

5.原书卷帙篇目问题及佚文问题。

6.伪书伪作问题。自宋以降，伪小说层出不穷，明清尤剧，诸如《五朝小说》《重编说郛》《剪灯丛话》《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唐人说荟》《旧小说》等小说笔记丛书中有大量伪唐人宋人小说。

所谓基础研究指的正是对文言小说的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确凿的考证辨析，目的是搞清基本情况基本事实──每一部作品的基本情况和每一代作品的基本底数。

杨阿敏：您认为研治文史不懂考证不行，考证是门综合了许多学科知识的大学问。考证工作也确实在您治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这方面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请谈谈考证工作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李剑国：考据学的建立和完善清儒功不可没，梁启超论清代考据说：“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清代学术概论》）他说的全盛期考证学就是所谓乾嘉学派。他举出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尤其推崇戴学之精深，认为戴震的考证具有“科学精神”。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戴东原图书馆缘起》）。

桐城派姚鼐曾说学问之事有三端，即义理、考证、文章，后人习惯称作义理、考据、辞章。清学重考据，不同于宋学（理学）重义理。义理即著述的思想内容，重义理自然不错，但义理也应当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本，所谓“义理之学”也必须以文献学、考据学及文章学为根基。而宋学大抵空谈义理，恰如顾炎武批评的“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无本无根，实不可取。

考证涉及广泛，天上地下包罗万象，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但并不要求你必须是样样精通，像陶弘景那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而是要求你懂得考证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涉及不明白的具体知识，懂得如何去查找如何去运用就是了。

考据学讲究实证，以事实为依据，实打实，绝对排斥臆想和空谈。考据的科学性就在于此。梁启超论“朴学”，提出正统派学风十条，第一条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撰著立义（观点）是这样，作考据也是这样。清儒论考据，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一个事件，都要引用可靠可信而充分明确的资料来证明，没有这样的资料证明而讲空话便不足为信。自然不是任何事都是可证的，但可做某种判断，而推测性的判断也还是需要资料的支持。考据之法，或广征博引，或要言不烦，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过既要避免烦琐，也要避免简陋。

对于考证我本是门外汉，但我感到治学不懂考证不行，考证是弄清事实，不弄清事实怎么做出评骘论证？有些人认为考证是技术性工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客气地说，这是无知和浅薄。

我研治小说的考证工作，涉及作者、版本、流传、内容等，这里不妨举几件具体事例，以见考证之法。

先说作者。作者问题始终是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方面的疑难问题很多。《龙城录》题为柳宗元撰，但前人多认为系宋人伪托，几乎成了定论。我从唐宋作家引证诗文用典入手，指出北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乃至唐代韩愈、殷尧藩都曾用《龙城录》中的典故。又从《龙城录》与柳文的比较中寻找内证，以证明其出自柳宗元之手，作于柳州（唐代柳州又称龙城）。

唐传奇《古镜记》见于《太平广记》，中称王度，故学者或认为作者非王度，但《太平御览》卷九一二引隋王度《古镜记》程雄婢鹦鹉一节，作者自称皆作“余”，知原文为第一人称，而《太平广记》改作“王度”“度”者，正是因为《太平广记》编纂者所见此传撰人署为王度。《太平广记》之例，凡遇第一人称“余”“予”“吾”者皆改作作者姓名，此等例证极多。一些人不明白这一点，常常为此所困扰，甚至产生错误判断。如《太平广记》引用王仁裕《玉堂闲话》，引文中多处称“王仁裕”，有的学者遂认为《玉堂闲话》不是王仁裕所作，而是后人编纂。其实《玉堂闲话》原文作者称“余”，有《竹庄诗话》为证。

《独异志》作者，明钞本题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冗纂，《新唐书·艺文志》作李亢，《崇文总目》等作李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李冘，名字不同。我从《宝刻丛编》《宝庆四明志》查寻到作者资料，考知他开成中曾为夏州节度掌书记，咸通六年官明州刺史，且知其名应作伉。由于对作者身世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再结合内证就可以考知书约作于咸通六年后的咸通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