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

1922年的鲁迅与胡适

整整一百年前的1922年，鲁迅与胡适都在北京。由于鲁迅1922年的日记在抗战中失落，这一年两人交往的记载，在鲁迅这方面阙如。幸好胡适和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尚在，可以从中钩沉该年鲁迅（豫才）与胡适交往的许多有趣细节。

胡适日记1922年2月27日记云：“到周启明家看盲诗人爱罗先诃。蔡先生请他星期演讲，要我翻译，故我去看他谈谈。……与豫才，启明谈。”胡适上午有课，还去探望病人，到周家已是下午，这天周作人日记云：“下午……适之来。”而在教育部上班的鲁迅下班回家才见到胡适，他们一定谈得投机，胡适晚八时才赶到外国友人家吃晚饭。

同年3月5日下午三时，胡适又至周家访爱罗先珂，“请他把明天的演讲先说一遍”。周作人日记云：“下午适之来。”这天周六，鲁迅应早归，胡适又与周氏兄弟畅谈，日记甚详：

与启明，豫才谈翻译问题。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劝我多作文学。我没有文学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我这几年太忙了，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很是可惜。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

次日爱罗先珂至北大演讲《世界语是什么和有什么》，胡适翻译。周作人日记云：“上午同爱君至北大三院讲演。”胡适日记则写明他并不赞成世界语，这场翻译只是奉蔡元培之命的“唱戏”。当天中午宴聚，但胡适和周作人日记均失记。幸好也参加了演讲会的钱玄同的日记明确记云：“午前听爱罗先珂讲演《世界语及其文学》，适之翻译。午蔡先生宴爱氏，同座者为胡适、孙国璋、周豫才、幼渔、士远、我、启明诸人。”这天鲁迅与胡适又同席。

到了1922年8月11日上午，胡适演讲《国语教学的兴趣》毕，又去访周氏兄弟。这是胡适日记中关于周氏兄弟的记载最详细最有意思的一次：

讲演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

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

该日周作人日记很简单：“适之来，下午三时去。”实际上这天下午鲁迅与胡适还谈到《西游记》及其作者，因为8月14日鲁迅就致信胡适，“录奉”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五纸”，这在胡适该日日记中记得一清二楚。8月21日，鲁迅又致胡适一函，一方面归还向胡适借阅的“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另一方面赞扬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这两封鲁迅的信，胡适都粘贴在日记中。

此外，在许寿裳抄录的鲁迅《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中还有2月1日“上午得胡适之信”和次日“午后寄胡适之信，并《小说史》稿一束”的记载。因此，1922年是目前已知鲁迅与胡适交流频繁、见面次数最多的一年。

从胡适与郁达夫的合影说起

日前见到一张合影，已泛黄，有相当年份了。照上有席地坐、椅坐和站立三排人，椅坐者正中，胡适（右三）和郁达夫（右二）两位赫然在矣。这是一张摄于武汉的极为难得的合影。

胡适和郁达夫原先并不认识，而且还打过笔仗。1923年5月25日，胡适与郁达夫、郭沫若等在上海首次见面，“结束了一场小小的笔墨官司”（引自当日胡适日记）。同年10月，郁达夫到北京大学讲授统计学课程。1924年1月5日胡适日记云：“到聚餐会，是日到会的只有陈通伯、张仲述、陈博生、郁达夫、丁巽甫、林玉堂。但我们谈的很愉快。”这或是胡、郁在北京交往之始。而从周作人日记和钱玄同日记又可知，此后胡、郁又数次共同参加在京新文学同人的宴聚。

1925年2月初，郁达夫应国立武昌大学校长石瑛之请出任该校文科教授。4月30日，郁达夫与同在武大执教的杨振声（金甫）、江绍原联名致函胡适，代表石瑛诚邀胡适到武大演讲，此信至今犹存（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黄山书社1994年初版）。半年之后，即9月27日至10月5日，胡适终于有武汉之行，同行还有周鲠生、王世杰、马寅初等。据1925年9月胡适日记《南行杂记》，胡适先后在武昌大学做了《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谈谈〈诗经〉》《读书》《中国哲学的鸟瞰》（一、二）五场演讲，还在国立商科大学、省立文科大学、华中大学、武大附中等校演讲。已知郁达夫出席了胡适9月29日在武大的首场演讲《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据蒋鉴章：《武昌师大国文系的真相》，1925年12月《现代评论》第3卷第53期）。

胡适在《南行杂记》中又记曰：“此次在武汉见着许多新知旧友，十分高兴。旧友中如郁达夫、杨金甫，兴致都不下于我，都是最可爱的。”但合影中杨振声并不在场。当时也在武大教书的张资平却对胡适此行评价不高，他1944年7月16日至9月1日在上海《中华日报》连载《中期创造社》，其中写到胡适等名流“翩然的到武昌来了”，“胡适之的讲题是《读书》……都是平平无奇的通俗讲演”。对胡适的其他几次讲演都未提及，也许他根本没去听。

除了留下这张在武汉的珍贵合影，胡适此行还有一事不能不提。他的《南行杂记》中明确记载曾与郁达夫、杨振声等一起去汉口的妓院考察，以前从未引起胡适研究者和郁达夫研究者关注：

有一天夜里，小朋、达夫、金甫和我把周老先生（鲠生）拉去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笤帚，房中间添了一张小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有一天，孤帆得了夫人的同意，邀我们去逛窑子，到了两家，较上次去的清洁多了。在一家的席上，有一个妓女是席上的人荐给金甫的;席散后，金甫去她房里一坐，她便哭了，诉说此间生活不是人过的，要他救她出去。此中大有悲剧，因是意中的事。此女能于顷刻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那晚回寓，与达夫、金甫谈，我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more capable of realromance（擅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这段记载太有意思了。至于这张武汉合影具体摄于何处，除了胡适和郁达夫两位，另外那些合影者到底是哪方豪杰，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胡适、郁达夫又一合影及其他

日前又得见一幅早已泛黄的九人合影，经与友人反复辨认，认出八位，即左起：胡适、林语堂、陶孟和、凌叔华、陈西滢、丁西林（中坐者）、郁达夫、周作人和×××。右第一人一时难以认定，只能以×××代之。照片粘贴于白纸上，右侧空白处还有一行毛笔小楷：“聚餐会（在中央公园）”。此照原由照中人陈西滢保存，毛笔字应出自陈西滢之手。也就是说这是在北京中央公园的一次文人聚会合影，胡适与郁达夫第二次同框，已认出的其他六位也都大名鼎鼎，这就又引起了我的考证兴趣。

首先，照片中的八位都穿着厚厚的冬装，只有丁西林穿西服，这幅照片摄于冬日的北京应无疑。郁达夫1923年10月9日自沪至京，执教北京大学统计学课程。1925年2月4日离京赴武昌，就任武昌大学文科教授。那么，郁达夫在北京度过的冬天只有1923年末至1924年初和1924年末至1925年初，这幅照片的拍摄时段也只能是这两个之一。其次，经与而今的北京中山公园（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实地核对，这幅照片的拍摄地点，就在园内有名的来今雨轩附近。第三，从照片中又可知，胡适、陶孟和、凌叔华、陈西滢、丁西林以及郁达夫，至少有六位都是北京现代评论社成员，周作人和林语堂虽未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但他俩与现代评论社诸公大多是朋友。因此，这幅照片与现代评论社活动相关的可能性极大。

《现代评论》是郁达夫到北大执教后与原太平洋社同人合作创办的一份综合性刊物。郁达夫在1924年5月19日上海《创造周报》第52号（终刊号）上发表《〈现代评论〉启事》，明言该刊为成就“强大的变革”而产生，“分政治文学两部”，执笔者为“太平洋杂志社及创造社同人”。此前和此后，现代评论社曾多次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聚会商讨或宴请邀稿，周作人、钱玄同等都参加过。1924年12月13日，《现代评论》周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适的《翻译之难》、郁达夫的《十一月初三日》、西林的《叫化子》和西滢的《“非利第思”》等文，照片九人中有四人在创刊号上亮相。

由于1923年末至1925年初的胡适日记不全，所以这幅照片具体摄于何时，只能到周作人日记中去寻找线索。大致符合人数九位、时间冬天、地点来今雨轩附近和现代评论社同人这些要素的，有下述两条：

一、1924年2月2日记云：“午至来今雨轩聚餐，共九人。”

二、1925 年1月30日记云：“午至忠信堂赴现代评论社约餐。”

1924年2月2日这一条，时间、地点和人数均符合，尤其人数正好“九人”，颇具说服力。但1924年2月2日这个具体日期却似乎早了一点，其时现代评论社似尚在酝酿中，所以不敢确定。1925年1月30日这一条，时间和现代评论社已无疑问，但人数不明，更重要的是，忠信堂是否在中央公园里，也不明。因此，同样难以确定。总之，这幅照片中九人的这次聚会，可能是1924年2月2日，也可能是1925年1月30日，甚至还可能是这两年里的其他时间，有待继续查考。

世事真奇妙。胡适与郁达夫有合影存世，以前毫无所知。而今竟接连出现两幅，由此又牵出两段有意思的新文坛交游故实，不能不令人高兴。

新文学蓝印本

蓝印本，本是古籍中的称谓。明清雕版印书，一书雕版初成，先以蓝色或红色试印若干部，待校订无误，再墨色印行。久而久之，也有专印蓝印本或红印本行世的，尤以词集为多。无论红印本还是蓝印本，均因印书稀少，历来为藏书家所珍视。

民国以后，铅印书也时有蓝印本。手头就有一本天津民俗学家姚灵犀编校的《未刻珍品丛传》蓝印本（1936年1月姚灵犀自印本）。那么，新文学勃兴以后，有没有印过蓝印本呢？

答案是肯定的。1926年6月北京朴社初版潘家洵译英国王尔德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就是蓝印本。此书从封面所印书名、作者名起，一直到书末的版权页，乃至“朴社新出版书籍”广告页，全部蓝印，是一本彻头彻尾的蓝印本。

潘家洵（1896—1989）是新文学初期有影响的翻译家，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会员，以翻译丹麦戏剧大师易卜生的作品而著名。但他的成名作是这部王尔德的名著。此剧最早的中译出现在1918年底。1918年12月、1919年1月、3月《新青年》第5卷第6号、第6卷第1号和第3号连载了沈性仁翻译的Oscar Wilde的《遗扇记》，剧名译得像明清戏曲名。紧接着就是潘家洵的译本了。他翻译的“王尔德著”《扇误》比沈性仁译本晚三个月，于1919年3月刊于《新潮》第1卷第3 号。剧名“扇误”当然是意译了，拙见比“遗扇记”要好。而七年后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是王尔德这部剧本的重译本，潘家洵在《译者小序》中交代得很清楚：

说到这个剧本，七年前沈性仁女士在《新青年》上头登过它的译文。同时我亦曾把它译登《新潮》。两年前《东方杂志》又登载过洪深先生的改译本，各处剧团同学校用了洪先生的本子排演过多次，并且上海还演过原剧的电影片子。这个剧本在国内既有这样丰富的历史，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没有详细介绍之必要。我想说的只有底下这一点意思，就是，有许多人以为Wilde 的长处只是会说漂亮俏皮话，读他的剧本只是学说漂亮俏皮话，这个观念我以为是了解Wilde 的一个大障碍。

至于我重译这个剧本的用意是因为我前次的译文疏忽草率得很，现在重新译过一遍，似乎觉得比从前的好些。这里头含著一点补过的意思。还有一层，我对于译书，不但一向没有那种“海内同志幸勿重译”的主张，并且以为只要自己感觉著有需要或者兴趣，就是一个人把同样的一本书重译一次，或者甚至于几次，亦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潘家洵这个重译本直译剧名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了。他序中提到的洪深的改译本名《少奶奶的扇子》，比他的重译本提早两年，于1924 年1 月起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1 卷第2 至第5 号。洪深的剧名译得更为通俗易懂，《少奶奶的扇子》曾多次搬上舞台。潘家洵主张译书可重译，不仅一部书可多人重译，一个译者也可多次重译。至于沈性仁、潘家洵、洪深三位译者的四个王尔德译本，孰优孰劣，则要待专家仔细比较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