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善和我

参加工作后所交朋友自然不少，但真正能称为神交的可谓寥寥无几，而子善兄则是这少之又少中的难得之一。我是1980年7月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工作的。由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新闻出版的中心，上图在近代文献收藏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类藏品特别丰富，数量也远远超过北图、南图和辽图等国内一流大馆，故凡是进行近现代史研究的，几乎没有不来藏书楼朝拜这方宝地的。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项工作蓬勃开展，来藏书楼查阅资料最多的是全国大学的文科老师，而其中来得最频繁的，陈子善一定算是一个。一个图书馆的小青年和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就这样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结识了。四十多年来我称呼他子善兄，他回复我张伟兄，彼此称呼传统老套，似乎波澜不惊，但我们知道，这是基于知根知底的了解。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子善兄才3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龄。记忆中，他只要不离沪公干，一周起码要到我这里来报到一次，就是有事无法前来，信函往来也往往络绎不绝。那时尚无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是稀罕物，有事交流，主要靠写信摇笔杆。好在那时邮局靠谱，市内邮件，即使不是朝发夕至，至少第二天是一定能收到的，不会误事。子善兄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后主要就靠电话和微信联系了），如果没有上千，几百封则是一定有的。可惜近些年几次搬家，离市区越来越远，原来藏着的物件也越来越少，有的是真的散失了，有的就像和你捉迷藏，知道还在，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不过，我们来往的信件既不讨论国家大事，连重要的内容也说不上，大致就是交流一些文坛近事，最多的还是我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托我查找一些资料而已，散了也就散了，不致太过惋惜。

有人曾说，陈子善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他谦称说是溢美，但就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事实。就近现代文学史来说，从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阿英、唐弢、王瑶、姜德明、钱谷融、樊骏等，一个个接力而行，从理论思考、学科框架、文学史写作到具体的社团、流派、作家、报刊等，都有丰富的成果。陈子善教授则是这一杰出群体中的继往开来者，而且，由于他四十余年来的坚持不懈，功力深厚，著作等身，以自己的实践做出了新的典范;又由于他在大学任教，而其年龄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段，培养了无数学生，故成了这一学科的又一标杆性人物。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子善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鲁迅研究起步的，以后逐渐扩展，打捞钩沉，撰文著书，一发不可收。印象中，应该是在郁达夫、周作人、张爱玲三位身上倾注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为引人瞩目。其他用力较多的大概还有徐志摩、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邵洵美、施蛰存、胡适等几位。他曾说：“这些作家在我研究之初，不是被湮没或打入另册，就是被曲解而任意贬损，我努力发掘他们的集外文，考证他们的笔名，编订他们的文集（或全集）、同时代人对他们的回忆录和中外研究资料集，为建立研究这些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而略尽绵力，目的只有一个：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陈子善：《学术自述》，原刊《关东学刊》2017年第11期，转引自王贺编：《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教授荣休纪念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20年9月版）当然，每一时间段他都有重点，着力不同。手边正好还找得到几封旧札，可以略为引证。

时隔三十余年，今天再翻阅这些纸张已略有泛黄的信札，真的还有些感动。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学术界也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大家都拼命看书，希望弥补以前被耽误的时光。那时条件比较艰苦，记得复印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配备的，早期只能靠抄;而藏书楼的阅览室偏小，只能容纳大约20位读者，后来的就只能在外面等待。外面大走廊放着一只乒乓桌，大家围桌而坐，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就像医院候诊一样。当年经历过此景的读者，可能还有人会记忆犹新。由于粥少僧多，大家就都尽量提早前来，希望能第一批进阅览室看书。子善兄就往往能厕身那些第一批的幸运儿中，由此也可见他的勤奋。他自己对在藏书楼看书之事也记忆尤深，视之为“生命里一段重要而美好的时光”。他在《梅川书舍札记》（岳麓书社2011年11月版）一书中回忆过当年在徐家汇藏书楼埋头苦读的情景，既写实又抒情，十分传神：“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我参加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到藏书楼查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就成了我每周必做的功课。那时进藏书楼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必须要有单位介绍信的。注释《鲁迅全集》虽还不是金字招牌，倒也畅通无阻。底层的阅览室古色古香，长形的深褐色阅览桌别的图书馆很少见到，灯光柔和，气氛安静，往往安静得只能听见读者翻阅旧报纸纸页的窸窸声，旧报刊的纸张发黄发脆，翻阅之后往往留下一小丛纸屑。我每天早上八时半进藏书楼，埋头苦读、摘抄，到下午四时半走出藏书楼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画卷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开、鲜活。”

二

印象中，子善兄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即郁达夫研究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开始着力研究周作人的，由于有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深厚底蕴，再加上不辞辛劳，肯下苦功，且长期坚持不懈，故成果丰硕，尤其是集外文整理，具有较大规模。影响比较大的有《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集外文》（上下，与张铁荣合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公司1995年版）、《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6年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三卷本，与赵国忠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版）等。周作人笔勤，没有收入集子的文章既多又杂，欲编他的集外文集，工作量之大完全可以想象。子善兄心细腿勤，不厌其烦，一有线索，立刻追踪，其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有时身体发着高烧，还在思虑文献搜集与整理之事;有时一封信刚刚发出，又想起尚有他事未及交代，马上又写信叮嘱。下面几封信函，正好能印证他当年的辛劳和勤奋：

张伟兄：

我今天感冒发烧，高达39度，下周恐怕去不了藏书楼。福康兄昨天下午来，我已请他去找您。

寄上介绍信一份，烦代查下列刊物：

《新生活》1920年2月8日第25期;1920年2月15日第26期;1925年3月14日第29期;1921年2月20日第45期

《工学》1920年3月28日1卷5号

《批评》1920年12月26日第5号（新村号）

《燕大周刊》1925年10月5日第85期

贵馆如藏有这些刊物，上面如刊有署名周作人、作人、仲密的诗、文，请全部代为复印。如贵馆没有这些刊物，也烦函示，以便另外设法。

我的《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版）已出，以后当赠兄一套求正。

弟子（善1986年）

7月20日

张伟兄：

这几天较凉快，正要去藏书楼，一为查刊，二为与兄叙叙，并商议辞典合编事。但突接湖南钟叔河信，谓已为我争取到《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前》出版机会，但必须马上交稿（八月底以前一定寄出）。这部书稿因工作量甚大，又因出版单位未最后落实，所以我搞搞停停，尚缺若干文章，现在要突然间交稿，倒有点措手不及。从本周一开始，找了研究生帮忙，2个人日夜苦干，加以系统整理，弄得筋疲力尽。现发现缺的还不少，所以只能再来打扰吾兄，恳请兄拨冗代为在藏书楼查找。……

因我这几天还得抓紧整理，一时抽不出身去藏书楼，只能先写信寄上篇目（具体篇目略——引者注）。拜托了，感激不尽！

又，《京报副刊》上《妇女周刊》《国语周刊》诸篇，也许另有专门的《妇女周刊》《国语周刊》合订本？

此事甚急，兄如能接信后尽快进行，更求之不得。再次深谢！

匆请

文安！

弟 子善上

（1992年）8月22日

张伟兄：

前信谅已达览。

还有两件事，我还要看2种报纸，一种《中华日报》，好在已有缩微胶卷;另一种《新中国报》，已有胶卷否？如没有，有没有办法可想？我想看的是1941年1-6月，盼设法争取。我已知这些时间内有周作人下列诸文：

《旧书回想记》1941年2月28日、3月1日、2日、4日、7日、21日、22日（？）

《钱译〈万叶集〉跋》1941年4月3日

《汤岛圣堂参拜志感》1941年5月27日（？）

《昨日》1941年5月31日

《江都二色》1941年6月22日、24日

我大概在8月26、27日到藏书楼去，去前晚上与你通电话。拜托，致谢！祝

研安！

子善（1992年）8月24日

张伟兄：

近好！

有一个资料要麻烦你核实一下：

1945年北京出版了两期《逸文》，烦请查一下，这两期《逸文》中，哪一期的“文史鳞爪”栏中有一条报道“周作人近著散文集《如梦记》在印刷中，不日出版”。两期中有一期“文史鳞爪”栏中有这篇报道，烦请核实一下，到底在哪一期，拜托了！我下周与兄通电话。

藏书楼何时搬迁？听说马上要闭馆了？

给兄的书下次面呈。

匆祝

文安！

子善（1996年）5月26日

三

子善兄四十余年来潜心现代文学教研领域，套用一句时尚话来说，可谓不改初心，其志不悔;但他的研究又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流派某一人，而是兴趣广泛，包括发掘、辑佚、校勘、目录、索引、版本、手稿、笔名、日记、书信、毛边本、签名本等众多门类，涉及的作家所在多多，粗粗数来，人头大概可以列成一个排。我非行内人，没有资格评价他的研究成果，只能翻出几封信来略作解读。下面这封信是子善兄从北京寄出的，当时他正在北图查资料，信中内容涉及叶灵凤和他的藏书票。叶灵凤是子善兄素感兴趣的作家，他为叶氏编过不少书，有小说也有散文，如《叶灵凤小说全编》（上下，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叶灵凤随笔合集》（三卷本，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等;而藏书票更是子善兄的大爱，其藏书票收藏和研究在海内外都是颇有名气的。叶灵凤是现代中国研究藏书票的第一人，他的那篇发表在《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上的《藏书票之话》，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作，圈内人几乎无人不晓，而他次年5月在《万象》画报上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一文，当时知道的人则并不多。子善兄在北京获得此文信息，急于查验，便写信向我求救。《万象》创刊于1934年5月，大16开本，是当时印制最豪华的画报型杂志，由张光宇、叶灵凤等人编辑，老板是邵洵美。此刊由于追求完美，导致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只出了3期即宣告结束，并承认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欣赏兴趣”和“购买力”。叶灵凤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即发表在《万象》画报第1期，文内附藏书票6枚，另有整页双面藏书票图，计彩色藏书票7枚、黑白藏书票8枚，在当时非常难得，可谓令人耳目一新。

张伟兄：

你好！我在北京给你写信。

我在北图查资料，有一种上海出的《万象》画报（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版，1934年5月创刊，仅出二期或三期），北图所藏系孤本，送去拍照了，无法可想。我急于要看其中叶灵凤写的一篇谈藏书票也谈藏书印的文章（具体刊哪一期不清楚，但一共只出了二三期，一查便知），因此只能写信麻烦吾兄，烦请尽快抽空查找复印一份（包括叶灵凤此文的插图，好几枚日本藏书票图），寄到我家中，以便我一周后回家即可见到。复印费用（包括邮费）待我回沪后与上次所欠一并奉还（发票户名仍可开华师大）。拜托了，致谢！

……

又，请在复印件上注明此文刊于1934年？月万象画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