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善和我
作者: 张伟参加工作后所交朋友自然不少,但真正能称为神交的可谓寥寥无几,而子善兄则是这少之又少中的难得之一。我是1980年7月进入徐家汇藏书楼工作的。由于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新闻出版的中心,上图在近代文献收藏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各类藏品特别丰富,数量也远远超过北图、南图和辽图等国内一流大馆,故凡是进行近现代史研究的,几乎没有不来藏书楼朝拜这方宝地的。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各项工作蓬勃开展,来藏书楼查阅资料最多的是全国大学的文科老师,而其中来得最频繁的,陈子善一定算是一个。一个图书馆的小青年和一位大学青年教师,就这样在藏书楼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结识了。四十多年来我称呼他子善兄,他回复我张伟兄,彼此称呼传统老套,似乎波澜不惊,但我们知道,这是基于知根知底的了解。
一
20世纪80年代初,子善兄才30岁出头,正是年富力强的好年龄。记忆中,他只要不离沪公干,一周起码要到我这里来报到一次,就是有事无法前来,信函往来也往往络绎不绝。那时尚无手机,就是固定电话也是稀罕物,有事交流,主要靠写信摇笔杆。好在那时邮局靠谱,市内邮件,即使不是朝发夕至,至少第二天是一定能收到的,不会误事。子善兄那些年写给我的信(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世纪后主要就靠电话和微信联系了),如果没有上千,几百封则是一定有的。可惜近些年几次搬家,离市区越来越远,原来藏着的物件也越来越少,有的是真的散失了,有的就像和你捉迷藏,知道还在,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不过,我们来往的信件既不讨论国家大事,连重要的内容也说不上,大致就是交流一些文坛近事,最多的还是我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托我查找一些资料而已,散了也就散了,不致太过惋惜。
有人曾说,陈子善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大家,他谦称说是溢美,但就我们看来,这是一个事实。就近现代文学史来说,从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蔚然成风,阿英、唐弢、王瑶、姜德明、钱谷融、樊骏等,一个个接力而行,从理论思考、学科框架、文学史写作到具体的社团、流派、作家、报刊等,都有丰富的成果。陈子善教授则是这一杰出群体中的继往开来者,而且,由于他四十余年来的坚持不懈,功力深厚,著作等身,以自己的实践做出了新的典范;又由于他在大学任教,而其年龄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间段,培养了无数学生,故成了这一学科的又一标杆性人物。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子善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鲁迅研究起步的,以后逐渐扩展,打捞钩沉,撰文著书,一发不可收。印象中,应该是在郁达夫、周作人、张爱玲三位身上倾注最多,研究成果也最为引人瞩目。其他用力较多的大概还有徐志摩、梁实秋、台静农、叶灵凤、邵洵美、施蛰存、胡适等几位。他曾说:“这些作家在我研究之初,不是被湮没或打入另册,就是被曲解而任意贬损,我努力发掘他们的集外文,考证他们的笔名,编订他们的文集(或全集)、同时代人对他们的回忆录和中外研究资料集,为建立研究这些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而略尽绵力,目的只有一个:还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本来面目。”(陈子善:《学术自述》,原刊《关东学刊》2017年第11期,转引自王贺编:《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自觉——陈子善教授荣休纪念集》,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20年9月版)当然,每一时间段他都有重点,着力不同。手边正好还找得到几封旧札,可以略为引证。
时隔三十余年,今天再翻阅这些纸张已略有泛黄的信札,真的还有些感动。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学术界也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大家都拼命看书,希望弥补以前被耽误的时光。那时条件比较艰苦,记得复印机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配备的,早期只能靠抄;而藏书楼的阅览室偏小,只能容纳大约20位读者,后来的就只能在外面等待。外面大走廊放着一只乒乓桌,大家围桌而坐,出来一个才能进去一个,就像医院候诊一样。当年经历过此景的读者,可能还有人会记忆犹新。由于粥少僧多,大家就都尽量提早前来,希望能第一批进阅览室看书。子善兄就往往能厕身那些第一批的幸运儿中,由此也可见他的勤奋。他自己对在藏书楼看书之事也记忆尤深,视之为“生命里一段重要而美好的时光”。他在《梅川书舍札记》(岳麓书社2011年11月版)一书中回忆过当年在徐家汇藏书楼埋头苦读的情景,既写实又抒情,十分传神:“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我参加了《鲁迅全集》书信部分的注释工作,到藏书楼查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报刊就成了我每周必做的功课。那时进藏书楼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必须要有单位介绍信的。注释《鲁迅全集》虽还不是金字招牌,倒也畅通无阻。底层的阅览室古色古香,长形的深褐色阅览桌别的图书馆很少见到,灯光柔和,气氛安静,往往安静得只能听见读者翻阅旧报纸纸页的窸窸声,旧报刊的纸张发黄发脆,翻阅之后往往留下一小丛纸屑。我每天早上八时半进藏书楼,埋头苦读、摘抄,到下午四时半走出藏书楼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画卷就这样慢慢地在我眼前展开、鲜活。”
二
印象中,子善兄大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即郁达夫研究初步告一段落之后开始着力研究周作人的,由于有鲁迅和郁达夫研究的深厚底蕴,再加上不辞辛劳,肯下苦功,且长期坚持不懈,故成果丰硕,尤其是集外文整理,具有较大规模。影响比较大的有《知堂杂诗抄》(岳麓书社1987年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周作人集外文》(上下,与张铁荣合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公司1995年版)、《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中华书局2016年版)、《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三卷本,与赵国忠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0年版)等。周作人笔勤,没有收入集子的文章既多又杂,欲编他的集外文集,工作量之大完全可以想象。子善兄心细腿勤,不厌其烦,一有线索,立刻追踪,其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令人钦佩:有时身体发着高烧,还在思虑文献搜集与整理之事;有时一封信刚刚发出,又想起尚有他事未及交代,马上又写信叮嘱。下面几封信函,正好能印证他当年的辛劳和勤奋:
张伟兄:
我今天感冒发烧,高达39度,下周恐怕去不了藏书楼。福康兄昨天下午来,我已请他去找您。
寄上介绍信一份,烦代查下列刊物:
《新生活》1920年2月8日第25期;1920年2月15日第26期;1925年3月14日第29期;1921年2月20日第45期
《工学》1920年3月28日1卷5号
《批评》1920年12月26日第5号(新村号)
《燕大周刊》1925年10月5日第85期
贵馆如藏有这些刊物,上面如刊有署名周作人、作人、仲密的诗、文,请全部代为复印。如贵馆没有这些刊物,也烦函示,以便另外设法。
我的《郁达夫研究资料》(花城版)已出,以后当赠兄一套求正。
弟子(善1986年)
7月20日
张伟兄:
这几天较凉快,正要去藏书楼,一为查刊,二为与兄叙叙,并商议辞典合编事。但突接湖南钟叔河信,谓已为我争取到《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前》出版机会,但必须马上交稿(八月底以前一定寄出)。这部书稿因工作量甚大,又因出版单位未最后落实,所以我搞搞停停,尚缺若干文章,现在要突然间交稿,倒有点措手不及。从本周一开始,找了研究生帮忙,2个人日夜苦干,加以系统整理,弄得筋疲力尽。现发现缺的还不少,所以只能再来打扰吾兄,恳请兄拨冗代为在藏书楼查找。……
因我这几天还得抓紧整理,一时抽不出身去藏书楼,只能先写信寄上篇目(具体篇目略——引者注)。拜托了,感激不尽!
又,《京报副刊》上《妇女周刊》《国语周刊》诸篇,也许另有专门的《妇女周刊》《国语周刊》合订本?
此事甚急,兄如能接信后尽快进行,更求之不得。再次深谢!
匆请
文安!
弟 子善上
(1992年)8月22日
张伟兄:
前信谅已达览。
还有两件事,我还要看2种报纸,一种《中华日报》,好在已有缩微胶卷;另一种《新中国报》,已有胶卷否?如没有,有没有办法可想?我想看的是1941年1-6月,盼设法争取。我已知这些时间内有周作人下列诸文:
《旧书回想记》1941年2月28日、3月1日、2日、4日、7日、21日、22日(?)
《钱译〈万叶集〉跋》1941年4月3日
《汤岛圣堂参拜志感》1941年5月27日(?)
《昨日》1941年5月31日
《江都二色》1941年6月22日、24日
我大概在8月26、27日到藏书楼去,去前晚上与你通电话。拜托,致谢!祝
研安!
子善(1992年)8月24日
张伟兄:
近好!
有一个资料要麻烦你核实一下:
1945年北京出版了两期《逸文》,烦请查一下,这两期《逸文》中,哪一期的“文史鳞爪”栏中有一条报道“周作人近著散文集《如梦记》在印刷中,不日出版”。两期中有一期“文史鳞爪”栏中有这篇报道,烦请核实一下,到底在哪一期,拜托了!我下周与兄通电话。
藏书楼何时搬迁?听说马上要闭馆了?
给兄的书下次面呈。
匆祝
文安!
子善(1996年)5月26日
三
子善兄四十余年来潜心现代文学教研领域,套用一句时尚话来说,可谓不改初心,其志不悔;但他的研究又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某一流派某一人,而是兴趣广泛,包括发掘、辑佚、校勘、目录、索引、版本、手稿、笔名、日记、书信、毛边本、签名本等众多门类,涉及的作家所在多多,粗粗数来,人头大概可以列成一个排。我非行内人,没有资格评价他的研究成果,只能翻出几封信来略作解读。下面这封信是子善兄从北京寄出的,当时他正在北图查资料,信中内容涉及叶灵凤和他的藏书票。叶灵凤是子善兄素感兴趣的作家,他为叶氏编过不少书,有小说也有散文,如《叶灵凤小说全编》(上下,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叶灵凤随笔合集》(三卷本,文汇出版社1998年版)等;而藏书票更是子善兄的大爱,其藏书票收藏和研究在海内外都是颇有名气的。叶灵凤是现代中国研究藏书票的第一人,他的那篇发表在《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上的《藏书票之话》,被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作,圈内人几乎无人不晓,而他次年5月在《万象》画报上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一文,当时知道的人则并不多。子善兄在北京获得此文信息,急于查验,便写信向我求救。《万象》创刊于1934年5月,大16开本,是当时印制最豪华的画报型杂志,由张光宇、叶灵凤等人编辑,老板是邵洵美。此刊由于追求完美,导致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只出了3期即宣告结束,并承认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欣赏兴趣”和“购买力”。叶灵凤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即发表在《万象》画报第1期,文内附藏书票6枚,另有整页双面藏书票图,计彩色藏书票7枚、黑白藏书票8枚,在当时非常难得,可谓令人耳目一新。
张伟兄:
你好!我在北京给你写信。
我在北图查资料,有一种上海出的《万象》画报(上海时代图书公司版,1934年5月创刊,仅出二期或三期),北图所藏系孤本,送去拍照了,无法可想。我急于要看其中叶灵凤写的一篇谈藏书票也谈藏书印的文章(具体刊哪一期不清楚,但一共只出了二三期,一查便知),因此只能写信麻烦吾兄,烦请尽快抽空查找复印一份(包括叶灵凤此文的插图,好几枚日本藏书票图),寄到我家中,以便我一周后回家即可见到。复印费用(包括邮费)待我回沪后与上次所欠一并奉还(发票户名仍可开华师大)。拜托了,致谢!
……
又,请在复印件上注明此文刊于1934年?月万象画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