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寂寞与悲凉

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

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

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

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

——龚自珍

一

杭州的冬天依然很美，只是湖光山色间多了一点萧索和孤寂——这自然是季节变换和游人减少的缘故。每次从保俶塔下路过，都似乎感到这迟暮的美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于是想春天还是快些来吧。

一个阴沉的下午，我突然想到该去城市另一头的龚自珍故居看看，这位19 世纪伟大的诗人和天才的思想家、预言家，在这样阴冷的冬季是否更加寂寞？

想看看龚自珍故居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一直较为关注的两位大师鲁迅及陈寅恪有关。据说有人翻遍《鲁迅全集》也未能发现鲁迅提及龚自珍的只言片语，由此竟引起不少学者的思考和争论：既然龚自珍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极大且很多思想观点与鲁迅相通或相近，鲁迅应该是注意到龚自珍的，却为何没有提及？甚至王元化先生也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可能是因为章太炎曾经骂过龚自珍，作为章门弟子的鲁迅自然不好再说龚自珍的好话，那就干脆保持沉默。当然这也仅仅是猜测。至于陈寅恪自幼就喜欢龚自珍作品，有“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史青山入梦多”等诗句，毫不掩饰对龚自珍的激赏。其实他们两人在评价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方面更有惊人的相似之语。先看龚自珍所言：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亦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非由他，由于无以作朝廷之气故也。

此与陈寅恪所言几乎一致：

纵览史乘，凡士大无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其故何也？ 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看来作为思想家的他们在各自所在时代可能会遭受误解，但总会在后世得到知音的回应。

且说龚自珍故居也就是其纪念馆，位于杭州城内站前汽车站附近—条名叫马坡巷的小弄堂内。大概是厌烦外面车水马龙的嘈杂之声，它有些羞涩地躲藏在一群居民楼之中，初次去参观者要找到肯定不太容易。我曾经让研究生自行去参观，结果不但出租车司机不知道，甚至连附近的行人也不知道——相比于那些位于西湖沿岸的名人纪念馆，龚自珍故居的被冷落也就可想而知。

果然，这样一个季节和这样一个日子，纪念馆内除一位工作人员外别无他人。她看我不像要询问什么的样子，就还是自顾自地大声读起报纸来——该是过于寂寞了。

故居不大，陈列的展品也少，加之楼上没有开放，我很快就参观完毕。想到既然来此总要带点值得纪念的东西回去，就告诉工作人员买一个纪念封以及一册纪念文集。交谈过程中我得知平时除了有学生集体参观外，基本上很少有游客——也很自然，连西湖沿岸的众多纪念馆游人都很少，更何况这里。

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龚自珍这个名字不该被忘却，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下于鲁迅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我知道就在数十公里外的绍兴，鲁迅故居从来都是游人如织。不过，也是在数十公里外的海宁，另一位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王国维，其故居我去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他和龚自珍一样的寂寞。

看来，名人身后之寂寞与否与本人是否值得后人怀念并不一致，何况即便那些参观过鲁迅故居的游客，对鲁迅有多少了解也是大可怀疑的。

二

说到龚自珍，人们往往会想到他那“狂来说剑，怨去吹箫”的名句以及那首以“九州风气恃风雷”打头的绝句。稍微熟悉一点其生平的，还会想到那所谓的“丁香花”疑案——龚自珍是一个风流才子，人们都这样说也这样认为。对于今天的青少年读者来说，这“丁香花”疑案知道的可能不多，不妨稍微啰唆几句。道光乙亥年（1839），龚自珍留下家属子女，突然独自离开京城，且终其一生未再入京。当时就有传言，龚自珍的出走京城与满族著名女词人顾太清（即西林太清真，贝勒奕绘的侧福晋）有关——两人恐有恋情。再后来，顾太清竟被逐出太平湖府邸，龚自珍更是突然暴病而死，由此更被怀疑两人是遭到奕绘贝勒家人的寻仇报复。后世很多学者经过考证认为此事当属杜撰，但传言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传愈真。时至今日，似乎龚自珍如果没有此类风流韵事倒反而不那么可亲可爱了。至于龚自珍与此有关的最重要的一首诗，已收入《己亥杂诗》：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后有龚氏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按：顾太清的丈夫奕绘贝勒的住宅就是在宣武门内的太平湖。据说顾太清在结识龚自珍后，也写下了些缠绵的诗句：

歌尽阳关不忍分，更无留影霎时云。

青笺后约无凭据，日日思君不见君。

当然是否真与龚自珍有关，也是人言人殊，似不可信更不可全信的。且不论这丁香花案之真真假假，不妨先看那“狂来说剑，怨去吹箫”之来历（又称剑气箫心。“剑气”指狂侠之气;“箫心”指怨抑之心）。“箫心”出自弄玉之典，较为常见，故只对“剑气”啰唆几句。所谓“剑气”，一般认为出自《庄子·说剑》。说来奇怪，历代文人大凡喜欢庄子者似乎都对《说剑》篇格外喜爱，李白《侠客行》中就有“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之句直接引自《说剑》，钱谦益则有“埋殁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检庄周说剑篇”的名句。而到20世纪，陈寅恪先生又在《柳如是别传》中对钱氏此篇大加激赏，难道历代文人都有一种“说剑情结”？为此还是要看《说剑》原文：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赐之千金。”左右曰：“庄子当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弗受，与使者俱往见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赐周千金？”太子曰：“闻夫子圣明，谨奉千金以币从者。夫子不受，悝尚何敢言！”庄子曰：“闻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绝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说大王而逆王意，下不当太子，则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说大王，下当太子，赵国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唯剑士也。”

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 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治剑服。”治剑服三日，乃见太子。太子乃与见王。王脱白刃待之。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之，曰：“天下无敌矣。”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设戏请夫子。”无乃校剑士七日，死伤者六十余人，得五六人，使奉剑于殿下，乃召庄子。王曰：“今日试使士敦剑。”庄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剑，唯王所用。请先言而后试。”王曰：“愿闻三剑。”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王曰：“天子之剑何如？”曰：“天子之剑，以燕谿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绪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诸侯之剑何如？”曰：“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王曰：“庶人之剑何如？”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此庶人之剑，上斩颈领，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于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大王安坐定气，剑事已毕奏矣！”于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服毙其处也。

面对嗜杀成性、以观剑士互相残杀为乐的暴君，庄子凭借自己的大智大勇，以精彩绝伦的演说和巧妙得当的比喻，成功地让赵文王放弃此嗜好，虽然没有促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对赵国和赵国民众的功德已经不可谓不大——这也许就是“说剑”故事让历代文人包括龚自珍都印象深刻并作为毕生最高理想的原因吧。相对于优美浪漫的“吹箫”故事，真正有抱负的文人大都会选择“说剑”为毕生的最高追求——也就是所谓的建功立业，应当是不错的。而等到携弄玉这样的女子隐居山林，其实往往已经是无奈的选择。何况如不能以“说剑”成就个人一世英名，又如何换得美人一笑？这样两种极为复杂且似乎对立的思想选择和情感纠结，如果过于长久地潜藏于文人心中，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就可想而知。对于龚自珍，这样的一“狂”一“怨”情感之无数次反复乃至同时泛滥，终于造就了其伟大和悲凉之心灵，使其触摸到那个时代和社会之最深处的脉搏跳动，感受到黄昏降临之前的微弱征兆。这既是龚自珍的幸运，更是他的不幸——他不但无法实现自己的“说剑”抱负，即便是“吹箫”有时也不能够！

龚自珍如是，历代中国文人中那些良知未泯者，其命运也大都如是。

三

1819年，时在京城的龚自珍，某日站在北海南望紫禁城，一时思绪万千，写下这样的诗句：

荷叶粘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

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

诗中明显流露出渴望建功立业，借此获得帝王赏赐的心情，立功胜于立言，“说剑”重于“吹箫”，龚自珍就是这样来理解二者之关系的。可惜他生不逢时，他生活的时代已经不是庄子的时代。从表面看，社会还是一派歌舞升平之象，但敏感如他已经感受到那日益临近的衰世脚步声。龚自珍徒有庄子之才，却无法像庄子那样凭一己之力为民众谋福祉的同时也为自己青史留名创造契机，这恐怕才是他最大的遗憾与怅惘所在吧。也是在1819年，时年28岁的龚自珍在游览陶然亭后又写下这样的诗句：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这最后一句，不正是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描述？黄昏已近，大厦将倾，而试图力挽狂澜者如龚自珍，谁又能够给他一个机会？至于“衰世”这个概念，是龚自珍从今文经学引申而来，又赋予其新的内涵。龚自珍的解释是：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尟君子，抑小人甚尟。

这真是无比的悲哀：衰世之时，不仅庙堂之上无有才之相、有才之史，甚至江湖之中也缺少有才之偷、有才之盗。整个社会居然都是如此平庸、浅薄、愚昧、无知，这样的社会还会有希望？

龚自珍知道，社会其他阶层的平庸和堕落可以理解和容忍，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他们才是拯救一个时代的最后希望。可惜，现实给他看到的却是失望乃至绝望。对于乾隆时代之士风龌龊，如果读者不尽相信龚自珍，可以看看洪亮吉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