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而携深意，宏阔而见细节

一

据说，日本人是将鲁迅视为他们的国民作家的，1985年丸尾常喜先生就“受命承担”了一本鲁迅传的写作， 此传记的定位就是“一本通俗读物”（265），是自觉地要给日本大众普及鲁迅的。但我们却看到，《明暗之间——鲁迅传》的“通俗”极不简单，作者丸尾常喜是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自述其写作“得益于众多前辈和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266），此传做到了于通俗处见深意，真正的深入浅出。

其对《狂人日记》的解读，就可谓看去为浅近之语，而实具雷霆之声：

鲁迅的进化论，正是以上述这种民族耻辱意识和危机感为支柱。日译版《狂人日记》在文库本中的篇幅不足20页，其中凝缩了鲁迅全部的民族认识和自我认识。它不但揭示出中国人4000年来凭依的“家族制度”和“礼教”，正是如今束缚众人精神、压抑自由的元凶，而且展现了作家鲁迅在《新青年》致力的思想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时宣示他从留学时的理想破灭中重新振作起来的崭新姿态。

这样的一段，依作者的解释，真挚地为大众读物考虑“此次请允许我省略所有注解”（266），但这一小段总结确是作者本人的写作匠心与伊藤虎丸、竹内好等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的惊世成果融为一体，并极精练地道出了。深入浅出，此之谓也！虽解读的是《狂人日记》，却又精准地将同时期鲁迅杂文（其时还是稍长的论文）中极具深度的话语引来：“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143）——“吃人”群落最具深度的精神痼疾（芸芸众生，无精神“个我”之悟觉，自古至今泯灭于无人、非人，僵尸般“吃人”兼“被吃”的茫漠、酷虐境状）借由鲁迅本人的话语显现而出。这类见出作者精锐阅读功夫的法门甚为多见，我很怀疑这其实是他的一种自觉的追求：意在通俗而又以传主本人最为精湛的文字每每震动读者的心性。

再如作者对《阿Q 正传》的剖析：

鲁迅用他的笔描绘了赵家压倒全村的威势，以及阿Q 被他们压榨到赤膊的形象。阿Q 的受难史使人逐渐意识到，对于遭到极度践踏、侮辱的人来说，“精神胜利法”是“虚假康复”下的“短暂偷生”。因为虚假且短暂，所以不可能“真正康复”“人的生命”。阿Q 的“精神胜利法”渐渐失去效力。（170）

读透《阿Q 正传》是首先要见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失效——这既是《阿Q 正传》作为个体生存者寓言的深度，也是阿Q 悲剧作为民族寓言的深度。丸尾先生的解读也还没有止于此，他继续其精准的引文：

……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然而阿Q 没有说，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173）无疑，这是《阿Q 正传》的风暴眼，丸尾先生在接下来的分析里又迅疾关联上了木山英雄式的至深：“阿Q 四年前看到的‘又凶又怯的狼眼睛’，与《狂人日记》中描绘的‘吃人’之眼恐怕是同一种东西。”（173）“《阿Q正传》的结尾，归根到底仍是对‘幻灯片’情景的进一步放大，可见鲁迅对这一情景的印象之深。”“如果说前文引用的《暴君的臣民》是鲁迅将心中的厌恶感一吐而快，是他立足于批判者立场的写作，那么当我们将二者相互比较时，或许就可以看出鲁迅通过《阿Q正传》这部作品表现的洞察力是多么普遍而深刻。鲁迅的想象力与阿Q共存，由此在‘牺牲者’的‘阿呀’声中探寻民众被割裂且封闭的深刻孤独和痛苦……”（173-174）而在我有限的阅读视域里，下面的这一段堪称是直取《阿Q正传》之意义咽喉的读法——它看上去竟然仍是通俗的，仍然是在对鲁迅文本的精准引用之后出现的：

先有对鲁迅《〈阿Q 正传〉俄文译本序》的长篇幅引用中有极其点睛的一段：“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175）然后就是丸尾先生自己的述评了：

据说，旧中国的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日本很早就创制出表音文字——假名。相比之下，汉字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障碍。……这种大多数人目不识丁，因而阻碍他们用文字表现和传达意志的状态，被鲁迅称为“无声的中国”……这是想要喊出“救命”的阿Q的“声音”，他察觉到同胞们的恐怖目光，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孤独痛苦（即“灵魂被噬咬”），试图发出生命的叫喊。鲁迅在这“声音”中看到了“国民之魂”，但又不得不在后面加上一句“然而阿Q没有说”。从这一句可见，鲁迅对“无声的中国”寄予的悲痛是多么深沉。（175—176）

实在说，鲁迅写出来的阿Q，其最致命的缺失就在，他就是一个“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的人——这是从近乎本能的、感性的人性上说的。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说，阿Q就是一个耳濡目染、自动拜服，乃至积极维护既存社会之一切陈腐规则的“完完全全的奴儿”——漫然不悟诸般规则却正是用来“吃”他的;对此，丸尾先生如此点穴：“小说《阿Q 正传》将萦绕在鲁迅脑中挥之不去的奴隶形象取出置于日光之下，并试图迫近奴隶的精神内核。”从哲学的视域上言，则阿Q多数时候是一个“无自我者”——既没有对自我当有权益、一己意义的一份“我”之悟觉，亦没有对世界之是非善恶真假的任何“真知—我知”，没有世上的规则、价值于“我”又何焉哉的贴身感知！在我看来，丸尾先生写出了《阿Q正传》在结尾处抵达的最深度：阿Q作为一个人，他迫近了成其为人、跳出精神胜利法的最佳时机，他就要喊出自己的声音来了——“试图发出生命的叫喊”，这声音既是现代中国人作为族群的“国民之魂”的诞生之声，亦是现代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人的觉醒之声。但我们的鲁迅是始终意识着此中的难度的，《阿Q 正传》赫然写出的一句的确是：“然而阿Q没有说”;于此，丸尾先生见出的“鲁迅对‘无声的中国’寄予的悲痛”的深沉;木山英雄先生见出的则是鲁迅“在现实中国对不成为‘人’的人之发现”;

（3）没错，前者是历史逻辑内的沉痛论述，后者堪称哲学意义上的精深断语。而我们读者见出的还有，一本着意通俗的鲁迅传记所抵达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在鲁迅研究路上的深刻、有力的足迹。

二

在宏阔、动荡的历史中写出鲁迅式的“活”：“‘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是《明暗之间：鲁迅传》的又一自觉追求，而要呈现鲁迅式的“活”，闪烁在宏阔、动荡之间的生的细节也就成为必须：“这短短的一句中包含了一种生存方式。我想要阐述的也正是这句话呈现的生存方式的具体内涵。换言之，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这里“过渡性中间物”出来了，考虑到此传的写作时间是1985年，则尤为关注“中间物”“历史的‘中间物’”思路的研究在日本是比中国先行的;那么，与此论题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的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又是怎样被作者观察的呢？

我们人类的历史，会出现一种正如其字面意义那样可被称为“过渡期”的时代。在长达三千年的时间里，位于亚洲东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直以周边各国难以匹敌的文化为傲。然而，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西欧的冲击下动摇、苦闷、摸索，这一长达百年的激荡历史或许正是这种过渡期的典型代表。出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的鲁迅，恰恰生活在这段过渡期当中。在鲁迅的一生中，与其说他常常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是一种过渡性的中间物，不如说他主动背负了自己作为中间物的命运而活着。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相遇人类历史的过渡时代，在新旧交替之际，既遭遇陈腐、僵化的旧，又适逢足可无中生有、需要巨人也真的诞生了巨人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就得承认在历史的浩瀚浪涛间，无数人其实赶不上成为“历史的‘中间物’”，仅仅是历史的尘埃、历史河流中的无数阿Q，又或是颇具历史之反动力的保守、僵腐势力;只有那些适逢过渡时代，并且有意识地、自觉地进入到推动历史前行之路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中间物’”。丸尾先生的此段，有时间上辽远的人类史视野“3000年”，有特定历史时段的“百年”中国（东亚），有鲁迅个人56年的由生至死;有空间上横跨中西、欧亚的大视域，而其时的中国人正是于其间“动摇、苦闷、摸索”，更被剧烈“冲击”的中间层，鲁迅的生命就活在此一视域下的中国（绍兴—南京—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明暗之间：鲁迅传》正是以这样的地点轮换作为其行文纵线的）、东亚，乃至世界。若此，鲁迅56年的“活”，是在人类史→中国史→个人史和世界→东亚→中国→个人生活地的纵横交织中得到呈现的：熔融世界时空的宏阔，中国历史的冲撞、动荡与个人人生的细节等大小、多重“历史—文化”的视野于一炉。

我们知道，留日鲁迅的精神熔炉是最难阐释的鲁迅意义之一。但丸尾先生显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举重若轻”。虽然，他有以进化论构建留日鲁迅——乃至整个鲁迅意义的逻辑起点的意向，这从领会深度上说还是可以商榷的，但是，在他所立足的问题域内，他往往能够呈现某一问题的通透识见。

我想首先点出的是，前文所述的多重“历史—文化”视野在丸尾先生观察留日鲁迅时就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小到晚清留日学生的行情变化、所学科目;大至其时中国新型知识人士的重要报刊活动、西学翻译情形，以及晚清中国发生的种种历史性事变，危局，新政：改良派的持续活动，革命派的形成、勃发及其可关联的世界历史、文化;亦有触目惊心的历史细节闪烁其中。

其次，是我想借机讨论的一处重点：丸尾先生如何经由其宏阔的观察视野，实现他对留日鲁迅思想的一隅极其到位的解读。一方面，他概言：留日鲁迅的数篇评论“提及的欧洲书籍约有80种之多”，留日鲁迅也是“日本鲁迅研究近十多年来成果最引人注目的领域。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至今被视为阐述了鲁迅独创思想的文字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日语、英语、德语写作的介绍、研究、概论书籍为材料，裁剪贴合而成的。但与此同时，鲁迅能够一边收集、翻阅这些文献，一边用剪刀加浆糊的方式构建自身的思想，这种强韧的原创性足以让我们瞠目”。（88—89）明晰、坦诚的此番思路，似是迄今为止的中国鲁研界往往并不直言的，但在我看来，这既是对事情本身现场的返回，也同样意识到了青年鲁迅强韧的精神原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丸尾先生关于鲁迅与进化论问题的讨论。

相关分析中，丸尾先生也言明，在鲁迅那里，“人”“立人”以及相应的人的“个性”和“精神”对人类文明、欧洲文明的根底性意义，对其时的中国走出衰亡命运的不可或缺。这是丸尾此著观察“留日鲁迅”的最深度之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另一处讨论，是关于“兽性”“真正的‘人’”及进化论的。正是借助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深广视野，丸尾先生让读者看到了富于创造性的观察鲁迅思想的一种思路：

强者逻辑（ 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的是“人”（优者），淘汰“禽兽”（劣者）的进化论，而鲁迅的进化论则是为了对抗强者逻辑而建立的逆向逻辑。换言之，通过发现中国“固有之血脉”中流淌的“人”血，将强者逻辑中的“人”逆转为“禽兽”，将“禽兽”逆转为“人”，强者就会被置于进化的低位。与此同时，它也是对赫胥黎伦理学说的复原。尽管赫胥黎的理论第一次将进化论传入中国，但在译者严复的批判性介绍下，它一直埋没在斯宾塞的学说和严复自己的进化论中，处于不见天日的暗处。（100）

在呈现这一独到的结论之前，丸尾在观察南京时期的鲁迅时，特花大笔墨论析了严复的相关翻译及其文化心理：在对历史情境做精当返回后，他注意到欧洲文化史上并不尽同的进化学说的发展、变异，并立足这一宏阔视野展现其自身的讨论。他视晚清的变法运动既是“一度成功掌控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批判中国旧体制，介绍欧洲学问与思想的启蒙运动”（51—56）。由此出发，丸尾视严复为“‘脱胎于’洋务运动的人才，逐渐转变为这一运动的批判者。……认为‘西学’较之‘中学’的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技术和知识，而在于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从根本上学习‘西学’，全面改革中国的学问、思想和制度，同时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运动”（51）。正是在此情境下，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不仅是第一本系统地向中国介绍进化论的书籍，也是一本清晰展现欧洲学术鲜活生态的书。……该书将进化论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原理提出，不仅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带入世界史的潮流中，而且让‘不变必亡’的危机意识扎根在许多知识分子心里。‘物竞’ （生存竞争）、‘天择’（自然淘汰）成为支撑他们世界观的关键词”。作为历史大浪的细节，丸尾先生没有忘记告诉他的读者：“《天演论》首次出版后的十年时间里，曾流行过30多种不同版本。”（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