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和脑子

关键词：左拉《巴黎的肚子》小市民知识人

19世纪的法国，贫困依然折磨着那个时期伟大的作家。

1844年，即爱米尔·左拉（1840—1902）在巴黎出生4年后，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狱中写下了《消灭贫困》。1845年，雨果在撰写一部题名为《贫困》的小说（即《悲惨世界》的第一稿）。此时的雨果已经是法兰西学院院士，还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自由派”，相信“道德的沦丧源自物质的贫困”。1848年2月革命后回到巴黎的路易·波拿巴，拜访了雨果并赢得了雨果的支持，10个月后，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他也是法国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悍然发动血腥政变，3日，雨果发表《告人民书》，斥责“小人波拿巴”对于自由精神和共和思想的背叛。雨果的一个朋友在街垒战中身亡，雨果流亡国外十九年，直到第二帝国垮台。

马克思在1852年创作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于这次政变的性质及其历史原因和结果，做了精辟的论述：“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派、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

当政变发生的时候，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议会被解散的时候，当拥护共和、捍卫议会的名人们深夜被宪兵从床上抓走投入监狱，异见者被流放殖民地的时候，当获得普选权的人民投票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成第二帝国的时候，左拉还不到12岁，远在外省小城埃克斯过着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直到1858年，左拉才与母亲移居到巴黎。在巴黎的最初几年，左拉是在贫困中度过的。先是因为经济拮据和学业上的不适应而从圣·路易中学辍学，接着是失业，靠典当过日子，光着身子睡觉，啃一个苹果或面包蘸酱果腹，甚至连飞到窗前的麻雀也捉来烤了吃，因欠房租被赶出住所，频繁地搬家。处身底层，却仰望着巴尔扎克、雨果的星空——写一部如“巨大的挪亚方舟般的巨著，所有的人、所有的物，一切都讲到，一切都看到，一切都知道”。一个怀抱着文学梦的青年，腹中空空，穿过繁华巴黎的大街小巷，“迈着从前那种边走边嗅，寻找富人家厨房的流浪儿的脚步，懒懒地走回家。途中在新市场的售货木棚前走走停停，冲着成堆的颜色鲜艳的肉食眨巴眼睛”。饥肠辘辘地徜徉在迷宫般的中央菜市场，嗅着浓烈的蔬菜的气味，望着堆积如山的贝壳动物，滴着鲜血的肉堆旁边蜡黄的人脸，穿着破布的乞丐，喝得醉醺醺的妓女，肠肥脑满、大腹便便的店主，沿街橱窗里的各种食品：牛油、鸡蛋、奶酪、果脯、点心、馅儿饼、腌腊味、酱肉……所有这一切鲜活的画面，青春时期的苦涩记忆，都成为日后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吃的问题和吃的艺术，是左拉小说中的一大主题，冗长的吃、喝场面的描写，令人垂涎欲滴的食品描绘，揭示了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市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肚子与脑子的关系问题。

1851年政变后，大权在握的拿破仑三世着手实现他的帝国宏图，并将巴黎建成“欧洲帝国的首都”，以实现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的愿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正如哈姆雷特被其父王的亡灵纠缠，拿破仑三世也被拿破仑一世的幽灵纠缠，他要把法兰西建成欧洲帝国，要使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结果是欧洲列强的“逐鹿之戏，经过六十年的间断，又热烈地重演了，并一直持续到造成1914年的大灾难”。以至于19世纪60年代出访泰西的清帝国的大臣们，惊愕地发现欧洲宛如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同时，他们也被巴黎无比辉煌壮丽的景观所“文化震惊”了。

1853年，奥斯曼男爵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前几个月。人们用奥斯曼主义形容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风格，只是因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波拿巴这个名字臭不可闻，所以人们在巴黎城市改造这个问题上使用的是‘奥斯曼主义’而不是‘波拿巴主义’”。就在这一年，巴黎市中心的“中央菜市场”（Les Halles）建成。与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也颇为关注巴黎食物供应的公共设施，巴黎改造之初，他就计划在市中心“建立新的卖货大棚巴黎中央菜市场”。著名的建筑师维克多·巴尔塔德（Victor BaltardIn）设计了这个钢铁框架架构和巨大的玻璃顶棚，具有奥斯曼主义风格的建筑（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中央菜市场的附近是建于1763—1769年的谷物交易所，1889年时增建了穹顶，变成了著名的商业交易所。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用“廉价面包、巨大的公共工程和许多节日”来形容拿破仑三世向他的民众许诺的政府特色。

左拉于18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巴黎的肚子》（又译《巴黎之腹》），以1851—1858年为历史背景，以中央菜市场为中心。中央菜市场不仅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而且是一种物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环境，更是被人格化的主角。左拉将它比喻为“无比庞大的机器”、整个巴黎的“蒸汽机”“坚固的身躯”“巨大无比的金属肚子”，是“巴黎全体居民用来消化的大锅炉”。如果把杜伊勒宫比喻为巴黎的头，那么，中央菜市场就是巴黎的肚子，它连接着郊区和城市，兼具批发零售功能，维持着巴黎的日常生活和正常运转。在此营业或寄居在周围的小业主们，就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言，属于小市民阶层，在19世纪后期的巴黎社会结构中，这样的小有产者作为巴黎市民的多数，支撑着帝国的大厦。被人格化了中央菜市场，如同左拉小说中的小酒店、大剧院、百货商店、铁路、矿井、股票交易所，不仅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物理、社会空间，也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环境和支配性的制度与文化。

历史学家习惯于将第二帝国的政治史分为“初期的专制阶段”和“自由的十年”。《巴黎的肚子》是左拉全面展现第二帝国社会历史风貌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的第三部。小说开端是1858年，这一年是左拉与母亲从外省小城艾克斯移居到巴黎的年份，也是《巴黎的肚子》中的主人公弗洛朗从卡宴逃回巴黎并再次被捕的年份。弗洛朗出身平民，本是巴黎某大学的法学生，父母双亡后为抚养年幼的弟弟格努而放弃学业，在寄宿学校做代课教师，但他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希望服务于正义和真理。他成了共和党人，设想出有关道德和人道主义的法案措施，希望把这个苦难的城市变为快乐的城市。在1848年2月血染巴黎的那些日子里，他悲痛地奔走于各个城市，宣讲共和、博爱、友善。1851年12月2日政变那天，弗洛朗沿着蒙马特街在人群中慢步，士兵驱散人群，他被推倒、踩踏，醒来时看见寂静的街上躺着尸体。他被宪兵抓捕，在没有证据、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指控参加秘密社团，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7年后，弗洛朗历尽千辛万苦逃离苦役，怀着极大的希冀和恐惧，乘着夜晚巴黎郊区到中央菜市场的运菜马车，躺在蔬菜堆的床上，回到那脑满肠肥、酒池肉山的巴黎。

弗洛朗同父异母的弟弟格努，在中央菜市场拥有一家肉食店，一无所有的弗洛朗隐姓埋名寄居在弟弟家，成了中央菜市场的居民。他寄居在这帮心满意足、无知无识的市侩中间，却无时无刻不回忆起7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从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他被捕的那天开始，他就开始挨饿了。饥饿是一种刑法，或者是惩罚的一种形式。伴随着饥饿的，还有高举在头上的皮鞭，侵犯正义，亵渎人性，把人当作牲畜。在被押往卡宴、离开巴黎的36个小时中，囚犯们没有一片面包，没有一杯水，几百个人被关在一个地堡中，就像被圈住的牲口，吞食从上面丢下来的面包。在卡宴流放期间，吃的是腐烂变质的东西，从来没有填饱过肚子，他的胃缩小了，他瘦得皮包骨头。他是一个异类，他是脑满肠肥的胖子中间的瘦子，是无知无识只顾肚子的人中间少有的有脑子的人，是帝国时期的共和主义者、在逃的苦役犯。

弗洛朗在心性、德行、生活态度和政治观念上与他的弟弟格努及其妻子莉莎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弗洛朗曾经以牺牲学业为代价赡养年幼的弟弟并给予他父爱般的呵护和教育。但是，格努不肯学习，只勉强认得几个字，头脑迟钝，除了食物，对于一切都无动于衷。在弗洛朗外出工作时，格努就泡在邻居家的烤肉店里，对烹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政变以后，格努在尸体堆、墓地寻找失踪的哥哥，最终从警察局得知他被捕的消息。当时格努已22岁，但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只好寄居在开肉店的舅舅家并得到了一份工作。他经济拮据，有时甚至遭到虐待，唯有烤肉让他感到人生的乐趣，很快便从失去哥哥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舅舅猝然离世，生前一毛不拔的肉店老板，身后不得不将他藏在酒窖里的85000法郎和肉店留给合法的继承人弗洛朗和格努。格努与女店员莉莎结了婚，并在中央菜市场临街开了一个豪华的肉食店。格努无知无识，对于任何事都缺乏主见，习惯于别人为他安排一切。他天生一副好脾气，整天快乐地围着炉子转，心宽体胖，容光焕发。妻子莉莎，丰满圆润、端庄安详，她是马卡尔家族的后代，非常精明，将肉食店经营得生意兴旺。他们自认为是巴黎中心地区有地位的正派人。她劝弗洛朗应该走正道，不要再孩子气，不要再做荒唐事，要重新回到正派人的阶层，像大家一样过日子，要格外检点，不再染指政治，不要惹是生非，危害家庭……她像训斥犯人般对着弗洛朗讲了这一番大道理。

弗洛朗在格努家逐渐恢复了体力，他感到自己“被一种软绵绵的甜言蜜语和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的小店主的思想”所侵蚀，雄心壮志都快消失了，他发现自己也愿意度过这样的生活，但又觉得这终归是太愚蠢、太空虚了，他决定写一部书反映卡宴的生活。在莉莎的逼迫下，弗洛朗做了中央市场鱼货部的管理员，每天出入于堆积如山的食物中间，目睹了小业主之间的钩心斗角、嫉妒纷争、流言蜚语。这些人彼此充满恶意，每天制造出新的纷争，今天在战斗中挫伤，明天就展开报复。每当某个货摊欺骗了顾客发生纠纷时，他们又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成人愚昧无知，孩子得不到教育。小说中写到一对在菜市场长大的孩子，从小开始卖菜，长大后以卖菜为生，身体健壮，但智力低下，“不比一颗菜更有头脑”，只是靠其本能生活。靠菜市场为生的人们，沉湎于最基本的欲望——食色的满足，仿佛是没有思想意识的生物人。弗洛朗感到一种无名的忧虑，他命中注定又要回到政治中。他起草了中央菜市场的管理方案，他义务地教一个小孩识字，他觉得自己有一些战斗任务需要完成，他为那些非正义的事情和痛苦而受折磨，他发誓要改变对于人性的摧残。

在这个人人只想发财的时代，做一个有思想的人，是危险的，甚至是愚蠢的。在人生的基本欲望被视为生活之根本的一个社群里，女人们不仅在私生活中而且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格努心智上的愚蠢与性格上的依附性，莉莎在他们的情感、婚姻、家庭生活以及生意上都具有支配性的权力。莉莎再次改变了主人公的命运。当莉莎得知弗洛朗再次染指政治后，她拜访了中央菜市场附近的圣-俄斯塔什教堂的神甫，当年那些在街垒战中被捕的人就是在这个教堂的墙根下被枪决的。自从中央菜市场建成以来，菜市场到教堂门前的街道两旁有鳞次栉比的售货大厅，每天清晨，从郊区运到巴黎的蔬菜淹没了石板地，把这一带变成了蔬菜的海洋。附近的居民到教堂并不是来忏悔的，而是在良心和利益的纠纷中为平息内心的烦乱而寻求帮助的，而神甫这个职位，也不再是为服侍神而是为服务人而存在的。作为拿破仑观念的组成部分，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已经“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莉莎与神甫之间是不谈宗教的，她曾经在这里获得了如何放款取息的指导，如今他又向他寻求如何解决道德困境的帮助——作为一个正派人，她该对夫兄如何采取措施，是否有权监视他，是否有权制止他损害自己的利益。神甫说：“一个正直的灵魂有权利，甚至可以说有责任来制止‘恶行’，为了‘善行’取得胜利，可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还谈到了道德，他祝她的丈夫和小女儿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