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中国古典学术的绍续与发展

古典、古典学、古典学平台

古典是中国旧有概念，历代都有应用。其意义有多种，一指古代的、有来历的典章制度，如《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

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

这里主要是指古代典章制度，如《周官书》之类。又如《晋书》卷四十八阎缵奏章：

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礼，与国人齿，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贱然后乃贵。

但古代的典章制度多载于经史，并且其制度的背后，包含着一种思想的原则。所以“古典”实亦具“经典”之义，如《后汉书》卷三十二：

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

这里以“垂情古典”与“游意经艺”相对，两者是相涵括的，这个古典就是经典的意思。又如《陈书》卷三十三：

宜其弘振礼乐，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纡迹儒宫。

这里所说的“稽式古典”，即同时包含着儒家的典章制度与经典的多层含义。

古典不仅指古代的典章制度与经典，也指一种有来历、有渊源、含规范的学术，如《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

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伟人，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

这里甄思伯认为沈约《四声谱》不依古典，就是认为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之说是一种新说，认为其在此前的诗歌创作及声韵理论中寻找不到依据。

像上述这样使用“古典”的原义，是中国古代历代相传的用法，直至近代。如廖平《群经大义序》“：古典制度，一经不能全备，故汉师以设明堂，建辟雍，彼此相难。”b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与学术的引进，以及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产生，“古典”一词获得了一种与现代对应的历史性，其例比比皆是。不仅如此，迄今为止，日常语言中也常常使用古典一词，如民间即有“先朝古典”这样的话，其义指古事、古书、古人等多种意思。总之，古典是古今汉语中使用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从学术思想上来说，重视古典是中国古代文化、文学和学术的基本理念。在文学方面形成影响巨大的复古派，就是这一理念的基本体现。一方面文学是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学习甚至回归古典的文学思想，在整个文学史的发展中都存在着。这就是被理论家视为文学发展基本规律的通变之说（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只有到20世纪的文学史，才出现了与古典文学严重断裂的情况。文学是这样，其他的文化与学术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也正因为此，20世纪以来，“古典”一词获得了与现代及西方等文化思想艺术相对的含义。

作为学术领域或学科领域的名词，古典一词广泛地使用于20世纪的学术话语中，如“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等。这些词，虽未能一一详考其最初使用的情况，但流行于现当代的学术话语中，是学者们熟知的事实。“古典”与“古代”是有所不同的，“古代”是一个纯粹的历史概念，“古典”则始终带有一种经典的含义。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讲述古典文学与古代文学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古典文学”一词具有古代的经典文学的含义，而古代文学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

但是，近年来流行的“古典学”一词，包括在中国古典学术领域上谈“古典学”，却有一种西方学术的新背景，或者说近年中国古典学术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提出“古典学”问题，最先是受西方古典学的启发。这对熟谂“古典”“古典研究”之义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反而成了一种新义。西方古典学的理念，据我浅见，主要是指对西方早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文本存在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学术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对《圣经》的文献及文本的研究。我们不妨引证北大中文系首届古典学大会上牛津大学圣安学院罗伯特教授《谈“古典学”一文》中的相关叙述：

西方古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很多国家有很悠久的教学历史，广义上基本可以理解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通识教育。学科强调学习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研习文献经典。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横跨了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艺术、考古等多个领域。

罗伯特教授也比较了相对于西方古典学的中国古典学的范围与对象的问题，认为“秦汉时期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很接近古罗马帝国时期，从历代所宗的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出两个地区的人口规模基本相似，因此这一研究方法可与早期中国的研究互相比较”。但是他也指出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后来消亡，尤其是其语言变为“死语言”，“而秦汉文明以来，中国汉语的源流始终延续至今”。也指出了中国典籍中的“经”与西方经典的内涵不同。e古典学也是西方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20世纪末，在讨论北大文科实验班时，赵敦华著文，提到牛津大学“古典学”课程：“Classics即古典学，这是古代哲学、古典语言、古代历史的文史哲综合学科。这一课程班是关于西方古代文化与文史哲综合班。有意思的是，西方人设计文史哲综合课程时，也是在古代文化的范围内综合的，这与我们关于中国文化综合课程的设想是一致的。”这或许是后来北大文史哲三系设立古典学培养项目的依据。

西方的古典学，自有其研究的范围与对象，尽管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古典学研究者，如近些年刘晓枫组织编译了一些古典学方面的丛书。中国传统文史哲领域的古典学，当然也受到中国学者翻译或研究西方古典学的影响。但把“古典学”一词引进中国传统的学术领域，如何确定其范围或方法，却引起不同的看法。其中的一种看法，认为在确立中国古典学的范围与方法时，应该强调借鉴西方古典学的原有内涵，上述罗伯特教授讨论到西方古典学及与中国相应的范畴时，强调了“秦汉文明”“经”“儒学”等内容，就比较典型地属于这种理解。其实，“经”“儒学”与“秦汉文明”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古典学是不是就相近于清代学者们所说的“汉学”呢？一些同仁也认为相对于西方古典学，中国古典学就是先秦两汉学术，或以经典为主。其中的一种，即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重建我国早期经典的文献与文本形态，当然也包括早期的学术思想。比如不少学者根据上博藏楚简《孔子诗论》来研究早期的《诗经》学。这些可以说是特定范围内的一种古典学，或者说先秦文献研究中的狭义的古典学。上述这些对于“中国古典学”的定义，作为一些专门的学问领域，当然值得重视。但是是否以此来定义“中国古典学”的全部内涵？是不是我们今天讲中国古典学，就一定要局限于用秦汉、经学、出土文献与经典文本等概念来重建“古典学”这个范畴呢？

除上述之外，关于这一“古典（学）新义”，学界同仁还有其他的一些阐释，其间不无异同之见，基本可分坚守西方古典学的原义，参照西方古典学之义来规划、定义中国古典学，与重在中国的传统学术来阐释古典学，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其间也时有广狭，如后一种即重在中国传统学术来阐释古典学，有认为“国学”“传统文化”即中国古典学，或以“经学”来对应古典学。这些阐释，各有立场，也包含着各自的方法与学术经验，有助于问题的讨论。

近年来，北京大学酝酿将古典学作为一个重要学科概念引入同仁的研究思路中，从最先的教学方面的古典班，到中文系召开国际性的古典学大会，出版《中国古典学》集刊，再到中文系建立“古典学平台”，与语言专业的“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研究平台”、现代相关专业的“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一起，共称中文系三大平台。从组织的形式来看，北大中文系的古典学平台主要包括现有的古典文献、古代汉语等专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学”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引发了本人对于“中国古典学”的思考，在参考同仁们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我个人的看法，认为“中国古典学”是一个需要重建、重构的学术概念。我们所说的“古典学”，不应该完全照搬西方古典学的内涵，而应该在中国古代的“古典”和现代以来流行的各种古典性的学科、学术的基础上来思考、定义“中国古典学”。

关于中国古典学对象的问题

关于何为中国古典学的对象，我首先得承认，上述复杂的背景，为我们讨论“中国古典学”的范围与方法造成一种困惑。中国原有古今流行的“古典”一词，而人文学者尤其是以传统的文史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一直熟谂其研究对象的古典性质，并在日常的学术活动中习惯运用“古典文学”“古典文献”等术语，现在仅添一“学”字，让“古典学”作为一种学科、学术对象乃至学术方法“闪亮”登场，这不免让研究中国古代的学者，尤其是像古典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的学者感到尴尬，甚至是困惑。甚至可以说，试图将“古典学”一词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范畴推入中国古代文史哲各学科，尤其是一再强调必须遵循西方古典学来定义中国古典学，而罔顾我们熟习的“中国古典”的各种事实与名义，不无侵突之气，有时让人感到某种“霸气”的味道。尤其是对于长期研究中国各古典学术及文学艺术的学者，当被倡言古典学的先进者们告知，此古典学另有其义而非汝所习知者的时候，惊愕与佩服之余，不禁又会生出这样的疑问，那我原来所研究的，难道不能叫古典学吗？这种感觉，让我想起苏轼的那一句“九重新扫旧巢痕”（《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当然事情与苏轼所说性质完全不同。因此，在最初的时候，我自己对运用古典学一义于诸如古典文献、古代汉语、古典文学这样的学科，而又想要笼括所有这些学科时，在意识上是抵触的。但是随着古典班这样的教学体制的尝试，到作为中文系三大平台之一的“古典学平台”的建立，以及《中国古典学》刊物的创立，我觉得简单的抵触是无济于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在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决定仍然使用“古典学”这一新旧杂陈的概念，来梳理中国古典学的内容及方法。

古典学这一概念之所以值得使用并可以重新阐释其内涵、确立其对象并探讨其方法，是因为此概念有丰厚的中国固有的“古典”一词的名实做支撑，如果脱离这一名实而侈谈其余各种或中或西的古典学新义，都未免有脱空、胶着之嫌。我所说的中国古典学，一言以蔽之，即相对于现代学术的中国古典学术。这种古典学术，在近现代引进的西方学术及本土新的学术语境中，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等学科分野的性质，得以部分地阐述与绍续，但此前原有古典学术的整体却是沉沦或者说被相当程度地掩盖住了。今天重提古典学的要义，就是立足于中国古典学术的立场，探讨清楚其内容与方法，并将此内容作为古典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将其方法作为古典学的必要方法来运用。当然，并不排斥后来新出的理论与方法，包括西方各种新旧的学术观念与方法，但前提是在把握住古典学基本内容与方法后，对此后出的种种理论与方法进行检验，评判其使用在中国古典研究领域的是非利钝，由此融接古今，建立立足于中国古典学固有内容与方法之上的一种合理的、新的理论与方法。本文标题所称“古典学：中国古典学术的绍续与发展”，就是指这样一种学术的理念与追求的方向。

在此，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谓中国古典学术，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时间上指中国古代的所有的学术形态，如先秦道术、汉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乾嘉学术等，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又如古典诗学、辞赋学、词学、曲学、小说学、骈文学、古文学，也是古典学的一部分。再如各个时期、各种形态的中国古代史书与史学论著。在近百年的学术研究中，上述古典学的各种分野，大体在时间与对象上都被纵横地编织过，也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中国古典学的各种学术系谱。但问题是，一是没有被回归到一个整体之中，二是在各门学科的阐述过程中，方法愈出愈新，远离古典学术原义。如理学中古人经常用的“讲学”一词，乃指据经典而得义理，由义理而至实行，与今人所说的“讲学”“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又如古典意义上的文学，如古人的诗、词、歌、赋四种学问，或称“诗古文辞”之学，都是实践与理论批评相融合，既知又能，即以其理论与方法来说，与今天研究古代文学之方法也很不一样。“文学”一词，虽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含义，但相当于今天的“文学”范畴，在古代是存在的。中国古代的文学，还是重在“学”字，近于文章之学，不同于从西方引进的“文学”。它既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批评与理论及文学等内容。今人在对“文学理论”进行定义时，也有人将其定义为“文学学”，事实上，立足于中国古代学术语境，“文学”二字已足，添一“学”字，完全是多余的。当然，古代的文学研究文本构成形式与我们今天也不一样，系统的论著如《文心雕龙》《诗品》《南词叙录》《原诗》等与我们今天的学术文本形式相对接近，而更多诗话、词话、序跋、评点等，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研究文本，有很大的不同。史学、哲学两个学科也是一样，“灯录”一类的著作，与今天所写的“禅宗史”也不一样。《宋元学案》这样的思想史著作，与我们所写的哲学史也很不一样。观察这种现象，能发现古今学术的不同，能观察到存在着一种古典的学术体系，或者说古典学术的固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