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弃官场，走向灵魂写作的“独立宣言”

关键词：啐啄同时 以诗为文 平淡美 义理、考证、文章

超叙述者的一段“超叙述”

《登》文一开首就落笔不凡，先就整个泰山的地理大环境，来了一番“航拍”：其阴其阳，汾水济水，视野广阔，气势磅礴，分水岭和最高峰一一鸟瞰，终以日观峰为定格镜头。

这在一般同类散文中实属罕见，犹如凤毛麟角。

对此，有人以为这是作者注重考察，不重游玩之故；有人以为这是作者先做概括介绍，以便统摄全文；有人以为这是事先设下伏笔（日观峰），留待下面呼应……都有道理，但谁也难以把读完此段后的感觉恰切地用语言表现出来。妙处难以与君说啊。我忽然联想到现代小说叙述者形式解构理论中的“超叙述者”一类所作的“超叙述”，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文之前的小引。也许它们并不搭界，但是最少在源与流的关系上，它们应该有着一致之处。《狂人日记》“小引中的‘余’与正文中的‘我’处于不同层面，而且前者是源后者是流。前者是超叙述者，后者是叙述者，前者提供后者。但是前者只是短暂的叙述者，后者是叙述主体，故事是由后者完成的”

小说和散文是相通的。有的小说你可以当成散文来读，有的散文也可以当作小说来读。我就曾把《登》文当成一篇完整的小说来读，因为全文五段，除了开首那一段，以下四段：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环环不缺。主人公就是“余”。

同时开首的那一段“航拍”，是作者对整个泰山及水流和长城的考察，我们不妨把它拿来，在形式解构上，与《狂人日记》开头的“小引”相提并论：《登》文“航拍”之后，叙述者的叙述是沿西谷而上的一条山路—— 一条路不过是前面“航拍”中所述之“源”中的一个“流”而已，“前者提供后者”，如此联系起来看，全文开首的一段，大约可以算作是“超叙述者”的“超叙述”了吧。

就这样，在《登》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再往深里想，作者在刚刚辞职之后立即登岱，又操觚以成此文——内心和文章，岂不也有个源与流的问题？

也许这更应该是《登》文开首一段使我们产生的遐思……

乾隆三十九年的最后一天

姚鼐在《登》文中三次清晰地点明了一个辞旧迎新的时间节点，这种刻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段，叙述者一开始，即点名“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在这个月份里，“余”自京师来到泰安；接着又具体到了那一天，“是月丁未”，就是这个月（十二月）的丁未日（二十八日）——与朱子颖从泰山南麓，后又循西谷，登顶；“坐日观亭待日出”又是何时？姚公再次点明，是“戊申晦，五鼓”，即戊申日（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二十九日），除夕（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月小），五更时分。

当时是清朝，我们都知道清朝人，是断没有像今天这样除夕日跑出来旅游度假的时尚的。那么是什么的催动，使姚鼐大过年的就按捺不住地去泰安府，约上友人直奔泰山，连夜登日观峰而去呢？

姚鼐在为我们提出了这条时间线索的同时，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告诉我们某个隐而不宣的信息，或者是在故意让读者意识到某个重要的他没有说到的事件。

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算，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个当年的十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十月”连着此后的“十二月”，十二月的“丁未日”“戊申日”。其实它们是一条生命线上的一组重大的转捩点。

桐城派和姚鼐的若干研究资料都提供了这一信息：乾隆三十九年十月！ 在这个月份，公以“多羸疾” b为由，毅然辞去了四库馆编纂之职。

退归故里之前的一日，也就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姚鼐并没有即返桐城，而是与朱子颖同登泰山，二十九日（除夕）五更天于日观亭坐待日出。

由此可见，登岱只是一种结局。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丁未到戊申的登山活动，事实上是作者对当年十月之退的一种“行为总结”。《登》文也就是一个“书面总结”了。

有关《登》文的四问

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了：姚鼐的登泰山观日出，既不是古人强作现代游，也不是那种随心而发、毫无专义的浑然而往、逯然而来。于是我们就不宜把《登》文仅作一篇普通的游记散文看。如果仅视为一篇“自然风光”之作，或者仅仅隔靴搔痒地褒其“以简洁而又形象的文字”刻画“泰山的雄伟壮丽”，那充其量只能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给看扁了。

而事实正如后者，对《登》文的人言籍籍中，停留在盛赞其描摹美、文采美者居多，拥趸此见者亦居多。这使《登》文的本意和深刻内容，与后世的欣赏活动日益背离，像迷路的孩子越走离家越远一样。

正像读许多东西，尤其是古诗文，不在阅读之前比较深入地读懂作者其人：他的生平、际遇、为人为文；不事先阅读了解关于他的一些重要文字，是很难对“这一篇”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把握的。那么我们的欣赏也只能是欣赏其皮毛。作诗是“功夫在诗外”，阅读也是“功夫在读此以外”。用兵书上的话说就是：“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

那么，最少应有如下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在阅读《登》文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之中——比较彻底地弄个明白。

（一）《登》文是姚鼐登岱之后所作。姚鼐登岱是辞退之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如前所述，是其退回所办的第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必与他的辞官归里有着重大的联系；《登》文既是他离开官场后的第一篇散文文字（据资料显示，回家乡前他还写了一些与同僚、友人的临别酬答诗文），那么这篇文字也必蕴藏和暗含了与辞官有着紧密联系的潜在信息和基本底色。为此，我们不禁反过来问：姚鼐辞归的原因是什么？

（二）乾隆三十八年，大清四库全书馆初开。姚鼐以其才学而被破格举荐入局，充全书馆纂修官之职。当时非翰林而为纂修者八人，姚鼐等三人尤其称善。可谁知过了不足两年，乾隆三十九年秋，姚鼐便正式提出辞归故里，且速获批。时年姚鼐四十四岁，不管是年龄还是事业都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而且此时全书已成，甚至有人已向他动以高官厚禄，姚公执意要从巅峰处直跌下去——这是为什么？

（三）姚鼐辞退以后，既然很急，身体又多病，为什么反而不忙于南下与家人团圆，与友人相聚，而是取道泰安府，约上朱太守，然后顶风冒雪，不避迷雾，一同登临泰山绝顶？

还有，去泰安府朱子颖署中时途经直隶河间府阜城县，作诗《阜城作》，称“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去泰安府时姚鼐还在朱子颖居室之东的清雪楼，作《清雪楼记》，道：“余驽怯无状，又方以疾退，浮览山川景物，以消其沈忧……”（姚鼐要消的“沈忧”是什么？）——此时先生的一宗典籍文献，我们是否也应该作为回答问题（一）和问题（二）的重要参考，和阅读《登》文时的重要补充？阅读《登》文也许本身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研究的过程吧。

（四）我们把以上三个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再来读《登》文就好理解多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研究《登》文在桐城派散文，乃至中国散文发展中的价值，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啐啄同时与“独立宣言”

其实许多事物的产生与完成，都是“啐啄同时”。啐与啄着力点内外不同，用力的方向实则一致，尤其对叛离体制这类事，也许是“啐啄同时”一词最恰当的运用地方。姚鼐辞别仕途，完成了一种人生中本质性的转捩，朝堂中缺少了一位御用文人，桐城派中站出来了一个抗鼎人物，举国逖闻，其对于我国散文的审美与创新仿佛是一次来自于数千年的宏伟的造陆运动——这个事件，恰像小鸡出壳一样，是靠小鸡的“内啐”和母鸡在外面激烈地啄壳，双方努力，共同制造出来的结果。

姚鼐啐的是什么？啐的是：实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以一个政治清明的社会局面，永葆康乾盛世那样的封建社会的鼎盛。如果相反，那对不起，我既不能左右局面，我则无法继续待在朝堂，我这时信奉的是“前生定结名山诺，到死羞为封禅文”。此时，蛋壳的外面“啄”的是什么？是吏治腐败，和珅当道，科举僵化，整个国家由鼎盛期转入了衰败期。

啐啄双方在持续着并加持着。啐方：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从人性人情出发的行为准则，一贯主张实施仁政；啄方：施行严刑峻法，残暴而不合理性。啐方：一个“外和而内介，义所不可，确然不易其所守的人”，一旦遇到不实的案情——他在四库全书馆之前曾为刑部广东司郎中——哪怕“官堂与同列无异议”，也要“核其情，独争执平反之”。这种对抗就是这样尖锐而激烈。姚鼐在官场，横竖觉得凶多吉少，既无法“济于众”又难以“庶免耻辱之大咎”i ；而客观环境此时则愈加险恶。

不由得想起了“竹林七贤”。

姚鼐的心灵深处羡七贤久矣！

三十六岁时在《柬张·亭庶子》诗中即称：“我爱嵇中散，读书介狷、浊酒弹索琴，了毕半生愿。” 在辞官前四年，姚鼐赴湖南任乡试副考官途中到辉县“七贤寺”作《获嘉渡河》诗，诗中说：“想见幽人尚考槃，安得同归脱羁绊。”其崇尚嵇康、厌恶官场的萌芽已茁壮而发！

这些都应该是姚鼐辞官归里的主要理由。

而当时恰又赶上四库全书馆内的一场汉学与宋学的学术之争，姚鼐遭到了“掊击讪笑”——这便成了姚鼐辞退的直接导火索。

到此，封闭的蛋壳被啐啄通力而破。姚鼐回到了桐城派写作和书院生活。

也许这时候背离了的人们，都有一篇宣言式的文字。

嵇康，“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姚鼐心中的偶像，因迎娶了曹操的曾孙女，而于早年官拜郎中，后任中散大夫。司马昭掌权，山涛离任，荐其代之，嵇康毅然拒绝，乃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了自己的“七不堪”“二不可”，措辞激烈，千古雄文。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任彭泽令仅八十余天即幡然醒悟，当机立断，决然辞官隐居。离任后初回家即作《归去来兮辞》，表达了自己归田园时的迫不及待、归来时的愉快心情，抒发了对宇宙人生的感想，揭示了自己的处世哲学。

李白在第一次漫游之后，唐玄宗召他到长安，充当了一名写应制诗文的御用文人。唐玄宗的腐化和奸相李林甫的专权使他处于无比痛苦之中。他不愿也不可能继续留在官场——三年后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又一次踏上了漫游之路，“浮黄河”以东行，到了梁宋之地，和杜甫、高适同游同饮，纵酒癫狂，写下了《梁园吟》并把他离开了官场，摆脱了高力士之辈，实现了人生转折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于是，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在人生重大的转折关头，激烈的内心充荡，必会激发出一篇非凡的宣言文字。而姚鼐的“宣言”与以上三例都大不相同。它并没有直抒胸臆，而是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和游记，温和、自然而意在言外地表达了一种愉悦、欢欣和心无挂碍。其中蕴藏着的“诗”的律动和对散文内涵的谙解，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以诗为文”使“宣言”含蓄化

以姚鼐为集大成者的桐城派散文，著名学者吴孟复评论说：“以诗为文，在于神韵，姚之论文，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以神居首，重在韵味。”以“宣言”而言，我以为姚鼐的《登》文亦是以辞却官场后的心情为神，表现出了极为含蓄的韵味。“诗主含蓄”“诗曲而隐”，《登》文正是吸取了诗的这一艺术特质，使本来应是神清气爽、义气浩荡的文锋转化成了一种蕴藉深厚、意味深致的艺术境界。

“诗曲而隐”，哪怕是“宣言”也要使用含蓄的笔法，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而这样写，对于自己的真实意图来说，是不是也过于空了呢？袁枚说得好：“凡诗文妙处，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内，人之所游焉息焉者，皆空处也，若室而塞之，虽金玉满堂，而无安放此身处，又安见富贵之乐耶？钟不空则哑，耳不空则聋矣。”亦如吴孟复所说：“神韵者，只写一鳞一爪，而龙之夭矫自见，即以‘不说尽’写‘说不尽’，以‘不说出’写‘说不出’。” 再看《登》文，到处都是“不说出”。“乘风雪”，“历”什么，“穿”什么，“越”什么，“至于泰安”，“磴几不可登”而登，以及日出景象的描写，仅此“一鳞一爪，”姚鼐愉快的心情、浑身轻松的感受不是已跃然纸上了吗？

“平淡美”造成“宣言”的天然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