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书信类编和注释看鲁迅研究的基础资料问题

鲁迅生前，其书信出版只有《两地书》（青光书局1933年版）和《鲁迅书信选集》（龙虎书店1935年版）。鲁迅去世后，隆重的纪念活动和《鲁迅全集》的编纂带动了书信的搜集、整理和出版。1937年1月，许广平发布《许广平为征集鲁迅书信启事》，全面搜集鲁迅书信，旨在“为制作先生传记时之必要材料”，以及“为一代思想史文艺史底宝贵文献”。1937年6月，许广平编选的影印版《鲁迅书简》（甲乙丙）以三闲书屋名义发行，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6年10月鲁迅逝世十周年之际，由许广平编订，鲁迅全集出版社排印的《鲁迅书简》出版，内收鲁迅致七十多人信，共八百余通，近五十万字，从1923年1月11日致李秉中到1936年10月18日致许杰，杨霁云做跋，许广平做编后记。她通过对照鲁迅日记，发现还有未征集到的书信，因此计划做进一步的努力，希望《鲁迅书简》“在再版的时候加厚一倍，三版的时候再加厚一倍”。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中四卷书信基本实现了对鲁迅书信的全编，共收录1561封。2021年9月出版的78卷《鲁迅手稿全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囊括了鲁迅全部书信手稿。至此，鲁迅书信作为鲁迅文学遗产中最难收集和整理的部分，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规模形态和出版规范。

鲁迅书信中有一类通信对象与鲁迅个人关系最为亲密，在内容上也最为别致，那就是家书，是鲁迅书信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分。1946年《鲁迅书简》诞生以后，便有论者指出鲁迅给母亲书信的价值：“而上太夫人的五十通信，亦正是占全书最精采的一部分。本来，尺牍中以‘家书’为最富情致，亦最率真自然，而鲁迅则一面出身于封建的破落之家，继承旧文明的遗产，一面又是力主欧化，深恶‘国粹’的人，故从他的上太夫人的信中，亦多少保存着这样的一种‘错综’的风格，但同时却不使人感到矛盾，而只觉得一种‘融洽’，一种真切，且是流露着醰醰的人情味。”许广平编辑的《鲁迅书简》收录的是鲁迅致母亲五十通和许广平恋爱前一通，并未涉及鲁迅的其他亲属。

近年来，多种鲁迅书信类编同读者见面。如《鲁迅手稿丛编》书信卷（六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按照鲁迅书信手稿的时间先后编辑，《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中的鲁迅书信部分（五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根据鲁迅给通信者写信的先后顺序编排等。此外还有单行本的《鲁迅信札珍赏》（辽宁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母亲大人膝下》（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19年版）等。

黄乔生编注的《鲁迅家书》（大有书局2021年版，以下简称《家书》）以全面收录和详尽注释，不但为鲁迅家书编辑出版提供了一个新版本，而且对鲁迅生平基本资料的整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一

此前，已有几部以鲁迅家书为题的著作编辑出版，如张树编著《鲁迅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和陈漱渝校注《鲁迅家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黄乔生编注的《家书》为鲁迅家书做出细致的解读，在鲁迅书信编辑和注释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该书以通信对象分为四个部分：母亲、周作人、许广平以及亲戚，每类按时间先后编排。读者从目录上看到以每一位通信对象的书信年月日为序，即可知鲁迅给通信对象的书信数量和通信时长。从现有的内容看，自然是给许广平的信最多——但这显然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兄弟失和，周作人销毁了绝大多数的鲁迅来信，而周建人为保护隐私竟没有保留一封鲁迅信件。鲁迅在家书中的情感流露和表达最多，个体情感释放最为充分，读者从中可以看出鲁迅与通信对象的情感变化。

鲁迅家书中的鲁迅生平叙事，呈现出了鲁迅最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家书》的最大亮点在于以丰富的注释材料补充了鲁迅书信中的事件和人物关系等的叙述。家书连缀的叙事线索，呈现了家中的鲁迅。诚如编注者所说：“家书组成一部长篇叙事，描述的重点是鲁迅生命中几个重要人物：母亲、弟弟和爱人。”注者围绕书信的叙事内容选择有效的注释材料，多而不杂，繁而不乱，对于鲁迅的家书内容有极大的补叙作用。

鲁迅家书中的重要人物是母亲、妻子和儿子，诚如编注者所说：“家庭中的妇女儿童，这正是鲁迅在家庭生活中重点关注的对象。”鲁迅家书对作为鲁迅生平和精神人格等的文本外的补充资料是重要的。而且，鲁迅在家书中的长子、兄长、丈夫和父亲等身份更能体现出他传统人格的一面，与他在其他书信中谈论文学和批评社会等所体现出的一面有相同也有差异。

鲁迅去世时，儿子海婴只有七岁，父子的文字之缘并不多。但就是在鲁迅给母亲和妻子的书信中，我们看到大量关于周海婴的书写，有期待海婴出生的喜悦，有暂别海婴时的思念，有对海婴童真趣事和性情的讲述等。通过家书中对海婴的书写，我们看到鲁迅打海婴、与海婴放鞭炮以及陪海婴看电影等。因此，虽然鲁迅没有留下给周海婴的书信，但周海婴在鲁迅家书叙事中是极为重要的角色。《家书》将周海婴在鲁迅家庭生活以及家书中的重要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即在鲁迅致母亲的信件中，首次选取了五封（第32、39、46、48、59页）海婴给未曾谋面的祖母鲁瑞的信件，以及许广平和俞芳回忆海婴“写”信背景的交代作为注释材料，拓展了鲁迅的家书构成——鲁迅家书既可以是鲁迅自己写给家人的，也可以是鲁迅家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同时也强化了鲁迅家书的叙事，使得周海婴在鲁迅家书中的这条线索更加突出。这组信件本身作为该书注释中最富有童真童趣的一部分，不仅为该版本的《家书》增色不少，也提供了鲁迅著作编辑的一种新思路。

二

《家书》的注释对材料的选择是严谨而又专业的，体现出编注者多年治学的心得，是其长久以来专注于鲁迅生平和思想、传记写作、年谱编纂以及文集编辑等工作的转化。黄乔生指出注释鲁迅家书在鲁迅研究中的意义：“注释鲁迅家书，应该把鲁迅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状态呈现出来，尽可能充分地提供背景材料。做详细的注释是必要的，虽然因此可能要招来琐屑或窥探隐私之讥。”f其在注释材料选择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对关键人物的回忆材料的重视，如鲁迅自己的文字材料及许广平、俞芳等人的回忆录。这些关键材料对鲁迅生平的讲述更具说服力，对鲁迅的日常生活叙事是必要而有益的补叙。如许广平回忆鲁迅为海婴选购“木匠家生”玩具（第9页），让读者明了瞿秋白和鲁迅交往中的儿童玩具这一特殊“媒介”（第61页），展现了鲁迅“怜子”的“丈夫”一面；不但如此，编注者还援引鲁迅对玩具文化思考的文章《玩具》，以及周海婴回忆自己对玩具的拆卸装配，体现出鲁迅尊重孩子游戏和尊重人类天性的文化态度。关于鲁迅生平的回忆材料浩如烟海，如何遴选关键人物的有代表的回忆文字，连缀起家书原始材料，组织成为最有力的鲁迅生平叙事，在这一点上，《家书》充分显示出编注者令人信服的研究功力和材料甄别能力。

其次，研究成果体现在注释中。因为编注者黄乔生从事鲁迅照片研究，他对鲁迅的照片做了系统完备的整理，曾出版《鲁迅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编注者的这种研究意识也体现在《家书》中，即对于鲁迅家书中没有形成的照片也做了注释说明，如他依据1933年11月12日鲁迅致母亲信中所谈看书写字皆需戴眼镜，以及1933年12月27日鲁迅给增田涉的信中所谈戴眼镜的感受，认为“鲁迅戴眼镜的形象没有留下照片，但在私信中可以看到这种形象”，引发读者想象。此外，黄乔生还通过鲁迅与海婴的“一岁与五十”等的照相分析认为：“鲁迅通过给孩子照相，注意到一种现象，写了《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这种“现象”即鲁迅从中国儿童相貌反思中国封建文化对儿童天性的约束，造成中国儿童形象的扭曲，如在关于中国画本中的儿童形象的文章《上海的儿童》中便体现出这一思考，编注者认为“照片和图画中的中国儿童形象给鲁迅的刺激很深”。

再次，既是家书，注释材料便要充分补叙鲁迅在家庭生活中的活动，《家书》注释体现了对鲁迅日常生活中重要人物及与鲁迅关系的交代，如曾两度借寓于鲁迅家宅中的作家许钦文之妹许羡苏，鲁迅的姨表兄阮和孙，鲁迅不同时期的学生宋紫佩和李秉中，鲁迅的弟妹王蕴如，鲁迅的侄儿女周丰一、周丰二和周鞠子等，乃至女佣王阿花等，这些人物与鲁迅社会交际中的人物相比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并且也受限于篇幅，他们在《鲁迅全集》家书部分的注释中没有得到重视。《家书》对这些以往被主流出版所忽视的小人物给予了足够重视，增加了一些鲁迅的直接回忆材料，还原了他们在鲁迅家庭生活中的意义。

《家书》对鲁迅的交往人物的注释，不同于《鲁迅全集》注释的严肃叙述，体现出情感性，尤其是对一些重要资料的恰当使用，也更加能让读者通过这些注释材料感受到鲁迅对这些人物的情感态度，如对齐寿山的注释使用了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讲述齐寿山帮助他翻译《小约翰》的材料，其中两人相约在公园中共同翻译的细节书写很是令人感动；以及编注者结合曹聚仁评价鲁迅对郭沫若的态度，印证了“鲁迅和郭沫若没有见过面，全靠文字揣摩，难免扭曲”的分析判断。

此外，注释中还注意到鲁迅日常生活的一些不大为人注意的细节，诸如鲁迅的牙痛、用药情况、饮食偏好等；还有鲁迅设计改建北京西三条二十一号宅院以及庭院的种植安排；鲁迅的日常工作情况，以及鲁迅对待自己疾病和死亡的态度及出国疗养计划等。总之，完备翔实的注释是对鲁迅生平的一次特殊写作。

编注者对注释材料进行了严格筛选和分析，提出自己的阐释，如根据鲁迅1933年11月12日给母亲信中谈论委托族叔周心梅办理绍兴祖居修坟、亩捐和祭田的事情，他认为这“说明他们在绍兴仍使用土地”；再如对鲁迅1925年7月29日和8月15日给许广平的两封信的分析，结合当时许广平所写的《风子是我的爱……》一文的内容，做出这样的判断：“此信和下一封信间隔较久，也许有通信，也许没有，说明两人的关系更‘随便’了或者说更亲密了——若经常见面即不需要写信。”

三

现有的鲁迅书信编辑，无论是全编还是类编，主要承载的都是鲁迅研究的文献材料价值功能，如许广平所说：“从书简里多得了解鲁迅先生的生平以及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各式事项，使研究鲁迅的多一旁证。”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对于鲁迅书信，也要破除其只具有材料价值的刻板认识，如果仅仅以材料价值来衡量鲁迅书信，即将鲁迅书信视为鲁迅创作和思想研究的文献材料参考，那么鲁迅家书的价值也就很有限。因为现存鲁迅家书，大部分是写给母亲和爱人的，鲁迅在其中表露自己的思想动态和文艺想法的极少，如《家书》编注者所说，“家信往往不及给朋友的信件多谈思想和论世事”，与许广平在北京和南方的通讯部分可能涉及一些，如谈论《莽原》《未名》等。但总的来说，在鲁迅家书中，除却给周作人部分以谈论学术和文艺为主，大部分都是谈论家庭和情感生活。

事实上，鲁迅家书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体现在家书的情感表达和对传统尺牍文体的继承上。家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重要方式，中国古代形成了专门的尺牍文学，鲁迅在撰写家书时，其传统型人格不仅体现在家书内容中，讨论家事，抒发情感，也体现在文体意识上。他曾饱读过《颜氏家训》等传统家书，他自己在写作家书时也保持了传统尺牍的语言风格特点。有人认为鲁迅书信的语言“虽是语体，而却简练扼要，仍极富于文艺风味，有时还带有些幽默语调，并且部分地保持旧式书信的格式”，这尤其体现在给母亲的信中，使用“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等书信格式。对此，《家书》排印时“谦称小字及传统手札中的平阙格式悉按原排”。鲁迅受传统尺牍意识的影响，还体现在书信信纸的使用，为家书的审美价值增色不少。如他给母亲和妻子的一些信件采用了特制信纸，作为鲁迅家书的特殊的“副文本”形态存在，提升了书信本身的审美功能。基于此，《家书》特意使用了几张原信复印作为插页，印刷精美考究，让读者看到了具有审美价值的作者手迹。

其次，《家书》通过注释将鲁迅家书在鲁迅研究中应有的价值予以了凸显。许钦文盛赞鲁迅书简在写作上做到了“认清对象”，从书信对象来说，鲁迅给不同家人对象的书信都有其特定的写作背景，在鲁迅研究中承载着不同的材料价值。现有的鲁迅给母亲的家书写于鲁迅晚年，编注者使用了一些社会生活材料，对窥见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具有补叙作用，如1935年7月17日信中，注释了原直系军阀白坚武在北京暴动的材料；1935年11月15日信中，注释了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水兵中山秀雄被暗杀，日军遂借此威胁要挟的材料；1935年11月26日信中，注释了日本人在天津收买汉奸、流氓等五六百人，号称“河北民众自卫团”，向市政府要求“自治”的材料，以及鲁迅在书信和日记中对位于上海大陆新村住宅地理位置的书写以及上海生活物价的记录等，都能看到中日战争前的社会动荡。注释者特别强调这些社会资料，为的是提供鲁迅晚年生活的社会背景，这是了解鲁迅生平必不可少的。